秋韵：主动离开中心，寻求保持离散感的创作生活

按：在北京、纽约、上海、柏林与海口之间，策展人秋韵的路径缓慢编织出一幅离散的个人图景。从影像到展览、从机构到社区、从女性身份到跨文化经验，她以行动与书写回应着一代年轻艺术工作者的现实处境与精神诉求。在当代艺术全球化趋缓、本地资源重组与个体节律觉醒交错的语境中，秋韵的实践既扎根于身体经验，也立足于跨制度的文化洞察。在访谈中，她以极细腻的方式带我们进入她的旅程，也回应了一个当代女性艺术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我们可以如何工作、生活与爱？

作者: 秋韵；陈嘉莹

从北京到纽约

JC：一开始想请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教育背景、海外经历等等。

QY：我1989年出生在江苏江阴，本科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2008年，我到北京读大学，一方面是因为憧憬奥运会，一方面是出于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的向往。作为“最后一代电视儿童”，一个“县城女孩”，电视是我认识世界的途径，我也渴望着一步步贴近世界的“中心”。另一条牵引我走向“中心”的线索，是艺术——从小学习绘画，我对“美”和“创造”一直怀抱热情。高二那年，我参加了清华美院的夏令营，第一次去往北京。那时整个城市正热烈筹备着奥运会，开放而昂扬的氛围让我着迷。总之，我的高考志愿表里每一行都写着北京，最终被中传提前批录取。大学期间，我拍了不少纪录片，也策划了学生影展。回头看，那或许是我最早的策展尝试。研究生阶段，我去到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攻读“艺术与公共政策”专业。这个项目把艺术和社会议题结合起来，强调社会介入式艺术实践，也呼应了我一直以来对公共议题的兴趣。当然，从北京到纽约，对我来说，是又一次靠近“中心”的尝试。

在制度缝隙中实践

JC：你那时候知道798吗？

QY：其实在本科时期，我最常去的是央美美术馆，而真正系统接触当代艺术是在纽约。当时，通过在MoMA、Asia Society等机构的实习，我开始慢慢了解当代艺术行业。2015年回国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龙美术馆担任策展人，期间有幸成为了James Turrell大型回顾展的项目负责人。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在中外合作项目中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当时排队观展的人群，观众们发出的惊叹声，也赋予了工作很强的意义感。随后几年，我辗转于多个机构间，也曾短暂回纽约驻留。2019年，正值上海当代艺术蓬勃发展之际，我加入UCCA，参与筹建上海UCCA Edge。然而疫情的发生使我们的日常工作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国际协作完全依赖线上沟通，所有人都被焦虑、恐慌和抑郁裹挟。作为策展人和小团队的领导，我好像要在暴风雨中做一只锚，确实耗尽了心力。2022年“上海之春”后，我和团队完成了Thomas Demand中国首次个展在UCCA Edge的落地。我在这之后决定离职，想再“出去走走”，开始调整状态。当然，尽管过程艰辛，这段工作经历确实极大地提升了我的专业能力，也让我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 在筹备 Demand 展览的过程中，我不仅与德方团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因艺术家的创作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德国的历史与文化。2022年底，我同时申请了香港与柏林的两个项目，集中释放了多年工作中沉淀的思考。在香港 M+“希克中国艺术研究资助计划”的支持下，我和林鹭琪、吴晓璠成立“灰质”（Grey Matter）研究小组，展开了对中国女性艺术家早期观念实践的研究，并在2024年发表了论文、举办了公开讲座，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

2024年初，我在“德国总理奖学金”的支持下于柏林驻地一年，一方面调研，一方面也是在思考未来的方向。期间，我也终于与 Thomas Demand 及团队见了面，完成了疫情中未竟的心愿。2025年初回国后，我开始筹建“好屋”艺术空间。仔细一想，这是我首次主动“离开中心”，在远离艺术重镇的海口，试图开辟一片新的园地。或许，在历经“中心”生活所带来的焦灼与疲惫之后，我开始渴望一种保持“离散感”的、节奏自洽的创作生活。当然，我也将继续参与不同地区的艺术项目，延续策展与研究实践，并始终以“女性主义”作为贯穿其中的线索。

作为女性的策展实践

JC：你几次往返于纽约和上海，尤其是在经历了上海当代艺术建制早期的一些关键工作后又回到纽约，之后再到德国……这其实可以借用“离散”来形容你这些阶段的转变与流动。你自己怎么看这段经历？或许可以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来看，比如你在中西文化体系或艺术系统中的穿梭。

QY：我的“离散”程度并不剧烈，却也能体会到一些“无根”的状态——故乡小城渐渐陌生，却也没有在他乡真正落脚。但这种不断的流动与嵌入，也拓宽了我观察世界的角度。譬如，当我观察年轻艺术家们的状态，会发现在国内，他们与其他行业的同龄人一样，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卷，年龄焦虑和同辈压力普遍存在；而在欧洲，较完善的福利制度给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宽松的创作氛围和更长期主义的成长空间（当然，移民或离散艺术家是另一番境遇）。我并不认为哪种制度绝对更好，后者或许会让人长期停留在学生状态，或仅仅把艺术作为兴趣爱好而非职业，但这又一定是坏事吗？可能正是四处游走的经历，让我不断质疑着“成功艺术家”的评判标准。

JC：这个之外的另外一个线索，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过程？

QY：小时候我并没有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作为独生女，我得到了父母毫无保留的关爱，并未觉得因性别而受限。但随着进入青春期，性别差异开始逐渐显现。社会对年轻女性的规训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生活中。大学期间，我第一次强烈感到自己是被客体化的，校园就是充满“性别操演”的剧场。

工作后，性别议题再次浮现。我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策展人，也是“女性”策展人。为避免被性化，我一度放弃裙装、化妆，试图以此来消减自己的女性气质，却不断陷入“花木兰困境”之中。后来，我决定不再“假扮男性”，也始终相信在健康的职场中，领导力的核心应是专业素养，而不是男子气概。另外，工作的实绩和团队的氛围也给了我许多正反馈，但日常的内耗是避免不了的。

我很感激的是，性别议题逐渐进入到更广阔的公共视野，赋予了我们去讨论它的正当性。当你还是“孤岛”时，难免会彷徨无措。那时行业里的女性前辈本就稀少，信息流通也远不如今天便捷。好在女性视角已逐渐融入各行各业，关于此议题的讨论更频繁、更公开、更深入。大家终于能互通有无，分享经验，彼此确认。

我接触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书籍也比较晚，可能是始于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那时东亚女性的共同经验第一次在我心中得到确认。此后，我陆续阅读了上野千鹤子、费代里奇、戴锦华等学者的著作，也通过研究接触到陶咏白、廖雯等前辈的著述。在日常阅读中，我尤其偏爱女性作家的作品，如乌格雷西奇、林奕含、多和田叶子、韩江。整体而言，我的阅读并没有遵循系统的学术路径，主要还是依循着一个普通读者的热情。最近在读的书来自托芙·扬松和金草叶。

流动与重新落脚

QY：在西方语境中，我的亚裔身份常常掩盖了性别身份。换言之，当我作为“他者”被观看时，性别退居次要，种族甚至阶级属性反而更显眼。这一典型的‘交叉性’经验，也使我对性别议题的理解更为立体。

“老钱体系”在欧美艺术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份工作薪资并不高，却要求从业者具备品味、学养和社会资源，而这些质素往往需要长期的资本积累来支撑，仅靠个人努力难以获得。这些“隐形门槛”，是我很晚才意识到的。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感日渐消散，感受到虚无、沮丧是很正常的。但这也促使我思考：在阶层趋于固化的当下，个体如何面对不公平的结构，如何维持继续做事的动力？

疫情期间，我深切感受到国内艺术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压力延续至今。行业中每个人都在面对一个“不可言说”的现实：缺钱，它像房间里的大象，既无法忽视，又难以直面。这里的“钱”既关乎宏观的行业发展，也关乎个体劳动者的生存境况。我发现自己对“钱”的问题所知甚少——在非营利机构工作多年，我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谈钱。但这种回避，让所有关于理念的探讨都显得如空中楼阁一般虚妄。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注意到德国政府于 2020 年推出‘重启文化’（Neustart Kultur）计划，投入 10 亿欧元振兴文化产业，并在次年再次追加同等资金。这种迅速而有力的公共支持令我深感震撼，也激发了我对德国文化制度的好奇。在我的印象中，柏林是一座兼具后社会主义记忆与反资本主义气质的城市，它所呈现出的节奏与氛围，仿佛提供了一种与高度资本化大都市截然不同的文化经验。

这促使我申请了“德国总理奖学金”，以柏林非营利艺术机构在疫情期间的表现为研究课题，关注政府支持如何落地，机构与个体如何应对危机。2024年底，在我即将离德之际，柏林市宣布将在 2025 年削减 1.3 亿欧元文化预算，引发了艺术界的强烈抗议。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大规模财政扶持虽能在短期内提振文化活力，但在危机频发的时代，其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仍是个未知数。

种族、性别与文化的交织

QY：与此同时，我在调研中也感受到了柏林艺术生态的某种排他性。尽管展览内容丰富多元，但机构从业人员多由德语母语者构成。在策展和研究等核心岗位上，从业者通常需具备较高的德语能力，而这并非短期可习得的。根本上，德国并非移民国家，也缺乏多元的文化基因。作为亚洲女性，在这套系统中找到位置无疑是困难的。虽有极少数人能突破这一限制，但这样一想，我难免再次陷入“优绩主义”的窠臼中。而我来到这里，本不正是为了摆脱不断自证的循环，去追求更自由的可能吗？

JC：除此以外，你觉得在文化上有没有限制？

QY：类似地，东亚女性主义关注的议题，在德国语境中显得有些陈旧——对我仍然切身且紧迫的问题，在这里似乎已成历史。我深切感受到：全球女性主义浪潮中，确实存在一种“时差”。在柏林，我也常常觉得自己不够“酷”：作为异性恋亚洲女性，我似乎处在“酷的鄙视链”底端——夜店文化、审美趣味与生活方式中常暗含“谁更酷”的较量。或许正是在标准如此不同的环境中流动，我渐渐意识到，迎合不断变化的规则是永无尽头的，唯有尝试构建属于自己的标准，才能真正塑造主体性。就像女性主义本就是那些无法适配父权制的主体所创造的一样。

女子屋aware house

JC: 我想谈谈“家”与“认同”的关系。我感觉你的家庭给予了很多支持，你关于认同的反思可能更多来自外部经验。我很好奇，你的原生家庭是否影响了你关于“家”的另一个层面——亲密关系的选择。

QY: 我来自一个偏“母系”的家庭，母亲一直是家中的决策者。我与她关系亲密，也有意识地维系着这份亲密。近十年来，我每周都会抽出几个小时与她深度交流，分享生活，也讨论社会议题，把她当作真正的朋友。起初，她也曾对我不婚不育的选择感到焦虑，但在持续的交流中，她逐渐理解了我的选择，而不再视之为任性。她也会默默收藏我正在读的书，关切我思想的变化。我相信许多女性具备吸纳新思想的能力，而母亲正是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我最需要触达的对象。这也是我选择回国的原因之一，我们一直是彼此的依靠与滋养。 JC：我在想，除了你自己的恋爱经历，是不是也因为看到你父母的相处模式，让你意识到其实未必需要一段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你对它似乎没有太高的期待，这看起来也和你做的“解剖恋爱脑”播客专题有关。

QY：我并不抗拒亲密关系，但也不认为那是人生必选项。在我与好友制作的播客“走马观花 ClipClop”中，最受欢迎的节目是重温台湾经典偶像剧系列。我们会通过女性主义视角解析一些曾塑造一代人浪漫爱想象的作品。许多听众和我们一样，既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浪漫爱叙事中的破绽，但也认可保有这一幻想并不可耻。亲密关系实在是一门深奥的功课，好在是一门选修课。

JC：在歌德的放映《对镜言说：孤独的序章》中，有一部对我意义特殊的作品。一位温州酷儿导演用超8相机记录了他向母亲出柜的过程，母亲的反应也被如实保留下来。观看时我当场泪崩，那情景让我想起自己与家人谈离婚时的对峙——在他们眼中，那几乎是对“家”的背叛。这部片震撼了许多观众，也让我意识到：很多人选择“不再回家”，并非因距离，而是因原生家庭中的情感裂痕。而“大写的家”与“小写的家”往往是缠绕共构的。而你似乎选择了另一种路径：不是断裂，而是重构。你没有离开“家”的概念，而是尝试将它重新安放在更自由、柔软的语境里。所以，我想用这个收尾问题结束今天的对谈：你如何理解当前的“离散”状态？你所选择的去中心化生活方式，是否也是对过去经验的回应？这是否是一种你主动开启的生活新章？

QY：我并非是一个爱冒险的人，甚至有些保守求稳。这次搬到海南创办“好屋”，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但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我意识到，被动的求稳无法真正消解内心的不安。

提到“离散”，相对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离散者，可以主动选择离开的人其实是幸运的。“离散”或“迁移”对我来说，是通过改变生活场域，个人能对这个时代做出的一点微小应对而已。希望这么做能为自己腾出喘息的空间，保持对周遭的敏感和好奇，就已经足够了。去年在柏林那段宁静而节制的旅居生活对我影响深远，关于“好屋”的设想也是在那时候酝酿的。“好屋”的英文名是 aware house，也可读作 a warehouse，寓意着能与身心产生共振的空间。理想中的“好屋”不仅是展览空间，更能串联起一个支持女性艺术创作与研究的社群，她寄托了我渴望与母亲、与更多女性建立联结的心愿。愿“好屋”能成为一个远离“中心”，却饱含滋养力量的所在。

受访人简介

采访人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