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在不断扭转的生活与知识中寻找公共生活

按：从上海弄堂到澳大利亚高校，从围棋“神童”到经济学学者，梁捷的路径呈现了八零后上海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在学术与公共、本土与全球、专业与跨界之间，他不断探索着思想的边界。他的经历既是个体的成长史，也折射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变迁与困境。在日益专业化的学术体制与日益浅薄化的公共讨论之间，梁捷试图保持一种珍贵的平衡——既不放弃学术的严谨，也不失去与真实世界的联结。
 

作者: 梁捷；陈韵

上海记忆：八十年代的童年

梁捷的童年处于上海剧烈变迁的八九十年代。母亲是崇明插队返乡的知青，性格坚韧，从粮食运输工一路奋斗至市政府公务员，在九十年代初又敢于打破“铁饭碗”，毅然“下海”。父亲曾为中学化学教师，后转至校办工厂与企业工作。

梁捷一家最初住在祖父留下的石库门老宅中，它在文革中被征收，只留下一间房供全家居住。后来分到了一间在建国中路由旧花园空地改建的简易房。在这一间“违章建筑”里，他出生、成长，田子坊一带的弄堂生活成为了他最早的社会课堂。他就读的重庆南路第一小学，同窗来自附近里弄，家庭背景各异。这种环境让他从小对社会多样性有直观的感受。

童年时的他学业平平，父母因自身高度近视，从不逼他苦读。有趣的是，直到小学四年级换了数学老师，他突然“开了窍”，成绩跃至前列。但他自己也清楚，这种领悟更多来自直觉，而非严谨的训练——这一特点日后反复出现在他的学术路径中。

小升初时，母亲为他选择了就近的比乐中学，尽管他实际达到了重点线。很多年后他回想，这一选择似乎暗示了某种家族性格：“总是缺少孤注一掷的勇气，更倾向稳妥的道路。”

围棋与数学：天才的憬悟与局限

小学起，梁捷开始学习围棋。每天下午四点放学，他独自乘车至南京路上的市体育俱乐部学棋，父亲晚间来接。刚开始学围棋的时，梁捷学半年就超过了学三年的人，被称为神童天才；但学了三年以后，也被学了半年的人超过，天才开始褪色，天才上面还有天才。他在围棋的竞技中吃力地卡顿，即便付出努力依旧无法甚至在上海的比赛中冒头，“那种绝望非常真实”。恰在此时，班主任看中他的数学天分，推荐他进入竞赛培训班。他顺势向父亲提出转攻数学，告别围棋。多年后回顾，他并不后悔，反而感到释然。“围棋教会我，天赋是分层次的。你觉得自己厉害，永远会有更厉害的人。”这种早期对成败的体会，也影响了他日后对竞争与局限的理解。

数学学习也经历了类似起伏。初中时期，他凭借直觉解题，享受“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思维快感。但考入上海中学理科班后，他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模式：高强度、系统化、强调按部就班。教学进度极快，高一教完三年内容，高二开始刷高考题；物理老师直接用微积分讲题，他根本无法理解。第一次考试，他在45人中排在40名以后。下午别人踢球，他独自刷题。但三个月后，他依然不及格，仍处下游。更令他困惑的是，那些整天踢球的同学随手就考九十多分。他后来才明白，这不是努力问题，而是思维类型的差异。“在那套体系里，直觉无效，你必须遵循他们的逻辑。”

高三重新分班至普通班后，他第一次数学考试就考了140多分（满分150）。成绩固然欣慰，却也带来荒诞感：“那我前两年究竟在为什么受苦？”这种既曾最好、也曾最差的极端体验，反而成为他日后理解教育与人性的珍贵资源。

复旦岁月：在自由与迷茫之间自我启蒙

摆脱数学束缚后，他通过刷题在高考中脱颖而出，尤其化学一门，他几乎背熟了市面上所有难题。最终选择经济学专业，多少有些偶然——“厌恶数理，可选的文科又有限，经济学文理兼收，分数线还低些。”

1998年进入复旦后，迎接他的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他花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和互联网论坛。当时网络尚未建墙，谷歌刚入中国，雅虎如日中天。更关键的是，存在大量如今难以想象的思想平台。一些网站集纳了《读书》《书城》《万象》上的文章，秦晖、甘阳、汪晖、朱学勤、徐友渔……各路学者观点并列，供人浏览比对。比如一个叫“思想的境界”的网站，早期对他启发极大，这个网站收集左右两派学者文章，每人三五篇，读罢可大致把握其观点。他形容那时像“知识饥荒突然面对盛宴”，虽脉络不清，但兴奋地顺藤摸瓜，按图索骥，从线上文章、书单追至图书馆专著。“我基本上靠自学，老师的影响可能还不如一场讲座。”他坦言。于是，精神世界的建构几乎全部在这一时期自主完成。

《读品》时代：公共生活的起点与终结

2002年本科毕业，梁捷不想工作，却也不知前途何在。后结识经济学家汪丁丁，受邀赴杭协助研究，同时备考出国，但因GRE成绩不佳未成。2004年，汪丁丁提醒他不能再拖延，并引荐了复旦哲学系张汝伦和经济系韦森两位老师。他决定返沪考研，于2005年考入复旦经济学院。

同年，他与一群朋友——成庆、王晓渔、李华芳、聂日明、周鸣之等——开始创办《读品》。这是一份完全独立的电子杂志，以PDF格式通过邮件组发行。没有经费支持，编稿讨论全靠MSN，排版自己解决，作者多是朋友或约稿的年轻学人。“内容无所不包，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都谈。”他们尝试过设定主题，但后来发现自由来稿更有活力。张定浩《既见君子》中的文章最早便发于《读品》，“当时没有出版社愿意出，我觉得太好，就先发出来。”

从2006年起，《读品》每月在季风书店举办讲座。起初是自己人讲，后来影响力扩大，刘擎、梁文道、章诒和、杨奎松等都曾到场。梁文道那场，挤进200多人；另有一次请贺卫方，场面亦十分热烈。然而后来环境渐紧，活动常常未能成行，例如原定的秦晖讲座临时取消，梁捷只好陪他去崇明散心。《读品》没有稳定经费，全凭热情支撑。“出版社偶尔给点支持，但极有限。请学者来讲课，最多请吃顿饭，几乎没有酬劳。好在大家都不计较。”

2009年梁捷出国，将《读品》交由周鸣之负责。周鸣之一度希望扩大规模，邀请何伟、桑德尔等国际学者，但环境已不允许，加之同仁四散，《读品》最终停办。最后几期合辑本想交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未成功。
“《读品》是我公共生活的起点。那种纯粹的知识氛围，现在很难再有了。”梁捷不是喜欢在前台露面的人，反而是幕后策划组织使他感到满足。对于《读品》，尽管遗憾，他却觉得，如果没做，后来恐怕再也没机会——“它属于某个特定的时期。”

远行：澳洲、印度与真实的世界

2010年底，梁捷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澳洲生活节奏缓慢：上午十点上班，下午三点办公室就空了，人们喜欢去海边晒太阳。他写论文、读书、交流、听讲座，压力很小，却也因此放松了自己，并未专注项目，后来对导师深感愧疚。在澳洲，他见识到国外学者知识视野之广——他们可畅谈印度、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即便与其研究无直接关系。他结识一位研究中国的印度学者，虽认知未必多深，却能侃侃而谈，而作为中国人的他对印度却几乎一无所知。

这一反差刺激他关注更广阔的世界，尤其是兴起的亚洲与第三世界国家。2012年暑假，他与一位印度学者、一位法国博士同赴印度调研。行前虽有预期，实际困难仍超想象：德里诈骗频发，交通困难；基础设施落后，街头牛羊同行，公共卫生状况差，校园猴子乱窜，停电频繁甚至导致数据丢失。他从德里至加尔各答，再到大吉岭，环境逐渐改善，但整体仍极具挑战。尽管最终学术产出有限，仅发表一篇中文论文，但他认为这段经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书本永远无法让人真正理解印度贫民窟，你必须亲自去看。”

归国之后：学术、公众与媒体之变

到2015年，梁捷正式入职上海财大。回国后面对文化氛围的明显收紧，他意识到，《读品》式的平台已无重建的可能。写作时代渐逝，公众号兴起，文化品味一路走低，“10万+”与标题党泛滥。在如此情形下，他始终未开个人公众号，也极少发朋友圈。

为了寻找体制外的新刺激、尝试实践的新平台，他参与了定海桥艺术项目，尝试接触更多非主流知识形式。这些来自“下只角”的知识“不管对我们还是对听众，都是一个挺重要的教育。”“2015–2018这几年我很开心，没太纠结发论文评职称，反而在定海桥花了很多时间。2019年后明显收紧了，疫情一来，一切都变了。”

2018年底，受梁文道之邀，他为“看理想”录制经济学节目。“我自己从不主动追求这些，绝大多数约稿、活动都是被推着走的。”即使他拒斥知识付费，对播客形式也不甚认可，依旧逐渐接受了这种新的工作方法，尝试在扭转的社会中继续寻找公共性的落脚点，在逐渐下行的播客领域做独立主讲人，或许是另一种更受制于受众的专栏。对比《读品》与播客，公共性已悄然转变，他认为自己始终不愿站到台前，更希望被认可为学者，其次才是业余的公共输出。媒体会出于公众热度的考虑，将他包装成“养老金、五险一金专家”，但他坦言对此并无兴趣，也并非专家。“我一直更喜欢理论和思想。现实常识当然重要，但没必要包装成‘知识付费’。”

真实世界的经验不可或缺。“去了澳大利亚和印度，我才真正理解书本与现实的距离。”正如定海桥的实践同样重要，他希望读者与学生既学理论，又了解现实，并且关注更广阔世界的日常议题。

旅行、记忆与未来的路

疫情之后，国际交流受阻，他更想出去走走。“有些地方再不去可能就来不及了，比如南美。印度现在也去不了……2010–2020真是一个突然打开又关上的窗口。”然而有些体验必须身临其境。他计划继续开展南美研究，并已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尽管意识到播客等行业正在下滑，他仍参与节目制作。

对于过去，他形容自己“虽不积极，但仍赶上了知识与公共领域良性互动的各阶段”。从早期开放的互联网，到《读品》，再到定海桥和播客，他始终尝试在学术与公众之间建立连接。在日益专业化的学术体制和日益浅薄化的公共讨论之间，他仍在寻找知识分子的道路。面对未来，梁捷仍会写作、研究，但也不讳言动力的起伏和情绪的波动。在一个经济下行、文化收紧、注意力涣散的时代，坚持公共性的知识表达愈发艰难。但他似乎早已习惯在扭转的生活中寻找平衡——既不放弃学术的严谨，也不失去与真实世界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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