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林：持刀泄火

按：从大连到上海，艺术实践者里林的路径呈现了另一种离散图景——并非跨国迁徙，而是在国内城市间的主动流转与自我再造。从经营书店到创作版画、陶瓷，她以“泄火”为创作动力，将愤怒与困惑转化为直接的艺术行动。在实体空间萎缩、人际联结方式剧变的时代，她的实践聚焦于如何通过最朴素的“熟人”网络，在偌大的城市中重建附近、制造相遇。她的故事回应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当原有的生活与工作方式难以为继，个体如何寻找新的工具与场域，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安放自身？
 

作者: 里林；陈韵

从回声书店到主动工作室

CY：想请你先聊聊在大连的经历，比如回声书店和后来的转变。

LL：我2019年12月第一次接触版画。那时我关闭经营了九年的回声书店已经两年多了，正与孙伟在大连做一个叫“主动工作室”的空间。关了书店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大连无事可做。我其实还剩了一些书，就在朋友圈问，有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室内空间，我可以把这些书捐出来，让大家可以阅读就行，但是并没有回应，我没能找到一个让大家能够随意到达的而且需要很多书的开放空间。宣布关掉回声书店的那篇公众号文章阅读量有6万多，我也提到了但是如果有人愿意提供一个（半）开放空间放书的话，可以跟我联系。但是一篇这么大阅读量的文章，也没有人联系。社会的反应是确实不需要书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我为何关停书店：书已不再是真实的需求。我意识到，与书相关的事情我已经无法继续做了。

然而回顾书店生涯，我最享受的是做活动——我在九年当中做了放映，展览，请了很多作家。因为大连本地的创作者人数有限，把外面的人拉进来之后，大家可以互动连接，才有意思。比如我前两天见赵松的时候，他还记得我当时给他请的对话嘉宾是沈阳的一个老师，任海丁，他们后来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去撮合这些相遇就很好玩。

没有实体空间之后，我还是重获了一些自由，就是可以在其它空间做我想做的活动。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大连兴趣盎然地找各种能做放映的小酒吧、小咖啡馆，然后凭着我在回声时大家对我的好感，就在这放一场，在那放一场，到处搞一搞。于是就产生了做工作室的需求。我跟孙伟觉得大家还是想要有一个能够坐下来待着的地方。孙伟是一个走遍大连的人，他找到一个在市中心的旧的殖民时期建筑，是日殖时期的高级职工宿舍，外观造型非常优雅，在 100 年里完全慢慢地腐朽掉。那里面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旋转楼梯，扶手上面的灰倒垂下来仿佛纱幔，好像这 100 年里它没有被碰触过。我们那个房间在四楼，一开门之后是一个翻新了的洁净空间，很穿越。它跟游泳办事处（里林在上海的开放工作室）差不多大，带两个小房间，还分出了一个小客厅，但还是很小，很紧凑。我们在这里又相处了一段时间。

版画：活动与生气作为创作方法

CY：版画是如何成为你的新工具的？

LL：我玩了一次版画之后，就发现它特别上手，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快感，我自己体验到了，就开始特别想在别人的脸上也看到那个表情，一种不可抑制的快乐。每次在大家印版画的那一刻，我就赶紧拿着手机，很想要拍下来，她们看到自己版画首次转化出来的那一瞬间的真切的惊喜。因为我自己本身图像生产的经验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接触版画之后被赋能的感受也是非常震撼的，这套简单的工具方法确实可以让没什么图像生产经验的人，在完成创作的瞬间发现自身本来就有的用图像发声的潜力。对我而言，版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明确的活动工具，它延长了观影后的交流，成为一种增强联结的新环节。我将它融入工作坊，跟大家一起根据电影感受刻版画，拼成海报甚至线上售卖分成，让一个小活动中每个参与人的关系都多了一层。版画非常直接、清晰，许多朋友通过版画发现了材料的能量。

后来我刻的版画越来越多，但是我延续了最初的生产习惯，就不是为了图像而做图像，如果那样想的话，我会被这个图像纠缠，无法动作了。恰恰是因为从最开始，我就不是为了做图像，我在做的是交流和活动，图像是愉快的副产品，什么样都可以，它们就非常自然地生长出来了。直到现在，版画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交流工具，就是用来跟大家制造一个绵长的活动现场。这也变成了我继续创作的方法。

真正将版画变为个人创作契机的，是参与陈韵发起的《每日的工人阶级史》翻译项目。我翻译了9月14日的内容，涉及到刚果首任民选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那段简短文字激发我去搜索更多信息，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经历，我非常生气。然后我就找到了我下一步主要的创作方法，之前是活动，下一个创作方法就是生气。太生气了，又无能为力，手中就出现了一把刻刀。我的创作并非源于对图像的构思，而是泄火。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巨大的反应，而不是奢望能成为什么。它无关思考，直接行动，甚至带有不确定的惊喜——这正是版画让我爽快之处。

这本书完全激发了我版画的输出，自从刻了卢蒙巴，你觉得我可以再刻更多。拿到英文版的书之后，我就感觉我有事做了。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打开电脑，打开《每日的工人阶级史》开始读，读到一篇让我特别生气的，我就会去检索更多的信息。太生气的那个就是我今天要干的活了，我会给它刻出来。好多版画确实是气到含泪刻的。我之前没什么图像生产经验，现在这样开始刻版画，觉得确实挺好的，没有任何不够好的感觉，觉得它们就应该是这样的，很满意。因为我就是要让它们再次呈现出来，声音再多一次发出来，它会不会被人喜欢都不重要了。我竟然可以把这些再做一次转化，这让我觉得特别欣喜。所以就很完美。

顺着版画来到上海

CY：后来为什么决定离开大连来到上海？

LL：我感受到在大连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东北经济下滑，年轻人消沉，做活动也变得愈发吃力。在一个眼见着自己能做的可能性不断缩减的地方待着感到窒息。我自知需要换一个地方激活自己。2019年我已决定离开，但去哪、如何走仍是问题——在大连这些年，根扎得紧，把自己拔出来需要一些力气。我想我要先建立一些连接，像植物一样将根须甩出去，试探能否扎进新的土壤。我确实在书店关了之后有一个堵塞住的时期，我觉得自己已经被耗尽了。但我还是有强烈的去工作的冲动，我想换一种工作方法，我最习惯的工具其实是文字，但是在我尝试文字创作的时候，我是痛苦的。我继续寻找其它可能性，去北京见朋友，去上海见朋友，去广州见朋友，我可能没有意识到我是在找一个能上手的工具，是版画打开了一个通道。

版画和《每日的工人阶级史》的项目让我与上海产生了连接，我就顺着这个版画来了上海。2021年6月，我终于迁至上海。尽管只停留了两年半，体感却如五年之久——疫情封控、邻里关系、高强度的交往，让我与这座城市迅速熟悉起来。尤其是在封控期间，每天刻橡皮章拯救了我的精神健康。我与许多上海朋友结成了“难友”与“战友”，这种共同经历催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结。

构建“附近”的松软网络

CY：你如何描述在上海构建起来的生活与工作网络？

LL：我在上海做了“游泳办事处”。在游泳办事处，我招待了来来往往很多新老朋友来刻版画。遗憾的一点就是，我可能没有把“泳办”发挥好。确实我后期就已经很少做公开的活动了，就是朋友，朋友的朋友，这样一种关系。其实游泳办事处到这个位置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我对公共活动好像有一种执念。然而现在可能的起点就是熟人和熟人，它是人走向公共、建立公共的方法。

就像我想要生活的一个社会，是一个由很多住在周围的人组成的、有一些是熟人、一些半熟不熟的人、和一些不熟但是脸熟的同时也与生活非常相关的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人走路可以遇见很多想要打招呼的人的社会。其实我此刻要离开的上海是我生活得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我在那个弄堂里面认识了好多朋友。我厨房的窗正对着的，敲敲窗能听见的那户，是一个有很多共友的朋友。隔壁楼也住着朋友，而且还是我通过大连朋友认识的朋友。弄堂里的人都很熟悉，附近几条街也有很多熟人了。这是一个凌乱的网络，不是所有人都互相认识的朋友圈，而是有交叉也有不交叉的空间重叠。我住的弄堂对面的那个花店是另一个邻居的，这个小草就是在那买的，我想离开之前再打个招呼。然后你记不记得你有一次来我家，离开的时候看到一只很可怜的小奶猫？我和另外一个邻居一起去救那个小猫，那个邻居当时刚从北京搬过来，我们一下子就觉得挺熟的，但是没有机会聊更多了。我从家走路到工作室的话，还经常会遇见鲁毅[1] 一家人。另一个路口的话会遇到老陆，《每日的工人阶级史》年历本子的设计师。我们都是邻居，被封控在上海的那两个月，我团到可乐还分享了一下。包括走没几步就是懒汉之家，再远一点有明室、开闭开书店。大家虽然不是天天见面的朋友，但是互相认识，知道对方大概在干什么。我们有一些关系，这个关系又好像不那么重要，但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会有其他朋友在见面时跟我讲。这是一个非常松软的网络，非常舒服。我其实就是想在这样一个上海生活的。这种感受在如今愈发稀少，它需要的是一个未经拆迁、能与人共享的环境。

从版画到陶瓷：持续的“持刀”

CY：后来为何从版画转向了陶瓷？

LL：版画的表达原本非常直接，但后来我感到某种自我审查的限制，它不再能自由地宣泄我的愤怒。我需要新的材料。去年十月，经历了一次巨大打击后，我动身前往景德镇。一上手就发现泥巴特别贴合我的手——我完全不做器皿，只做小造型，很多是版画做过的图像的再转化。这个过程同样顺畅、爽快，且更自由。

其实我是一个理科生，我的思路是受逻辑限制的，有很多框架。为什么写作让我觉得痛苦？因为如果是用我被逻辑捆绑得很结实的大脑去做文字的创造性输出，就很挣扎，就像自己在跟自己打斗一样。但是我把这个创造性输出完全给了手，这个时候我的大脑是不怎么参与的，它就是自动的，很自然。我就会意识到我可以让脑子休息，还能把火给泄出去。

我做陶瓷的草稿也是非常简单，非常粗糙。我会很快地画很多小小的草图，就是之前我刻过的、我想到的、激起了我心中那个火的各种各样的图像，那些小小的草图摆在我面前之后，其中让我最生气的一个会跳出来告诉我“是我，是我！”。哈哈哈，我会捏得很爽，我就是这样自然地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法。我是不去想颜色的，捏完会进行一遍素烧，素烧完了之后才上色，所以我的工作台就会有一片素烧过的小造型。最生气的小造型它会跳出来说“上我颜色！”，哈哈哈。现在我还有些泥巴是用木刻刀来刻的，是我自己最近新研发出的很爽的一种工作方法，完全结合了我的所有爽点，哈哈哈，我不喜欢拉坯这个工作方法，但我会做雕刻的杯子，就像用木头去做一个杯子，是挖出来的。我这样把木刻和泥巴结合起来，非常通畅，下一个材料肯定是陶瓷了。

并非断裂而是流动的联结

CY：决定离开上海时，是否有未竟之感？如何理解之后的流动？

LL：离开前几周，因告别而密集的情感交流让我格外开心和伤心。我也会反思：是否有可能做得更多？我是否，离开的还是太快了？但我相信，没做完的事总可以继续做。事情本不可能如我们所愿地完结，重要的是在过程中调整。我并未真正离开大连或上海，我希望串联大连—上海—香港，靠人肉去见朋友，维持联结。这种流动不是断裂，而是拓展。它源于对可能性的渴望，以及将自身置于新刺激下的主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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