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3D动画或者机器人技术长期以来一直被其他国家的戏剧导演所采用，不过，这些还未成为德国舞台艺术的工具。位于多特蒙德新成立的数字化技术与戏剧学院（Akademie für Digitalität und Theater）目前就准备在德国的戏剧界进行一场革命。

罗伯特·杨设计的电脑游戏以男同性恋文化与男性之间的私密行为作为主题，他的游戏总是受到攻击和审查。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是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很少计算机游戏围绕着时下政治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游戏世界因此便没有政治性。

传统上，德国电视剧作品的名声可不太好——剧本不佳、制作廉价，无法打入国际市场。但是《德国83年》（Deutschland ’83）和《巴比伦柏林》（Babylon Berlin）这种电视剧形式大大扭转了之前这个糟糕的形象。

支持实行女导演比例的“提倡比例导演协会”（Pro Quote Regie）早就发现，德国女性电影制片人的工作机会比男性少很多，德国电影促进署（FFA，Filmförderungsanstalt）一项新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也引发了很多批评。

作为身为导演和配音脚本作者，克里斯托弗·西尔普卡（Christoph Cierpka）主要负责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影片配上德语同期声。在这个过程中，他要保证不能因为语言的转换而丢失影片中原本蕴含的文化和政治含义。具体需要做什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活跃在舞台背后的“影子行业”。

大部分国家在放映外文电影的时候多是加上字幕，而德国人却偏爱配音。这是为什么呢？

长久以来，早期古典音乐已经在德国的音乐版图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它们是否还像最初几年那样，只是一种冒险尝试，或者甚至是一种反叛吗？在2018年举办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人们探讨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在各式各样的音乐节、CD制作项目和赞助后起之秀的活动中，一些新路径也以极其出乎意料的方式被发掘出来了。

无论是混乱有趣的电视节目､反乌托邦的大男子主义表演还是跨宗教的祷告盛会 —— 2018年，新音乐向大家证明了其与娱乐艺术之间并非陌路。

2018年，关于性侵问题的讨论从电影与文化领域蔓延到了古典音乐剧舞台；同时，女性在指挥和导演领域高歌猛进；拜罗伊特(Bayreuth)和萨尔茨堡(Salzburg)音乐节上演了引人入胜的制作；伍珀塔尔（Wuppertal）则主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歌剧体验。

爵士乐界尽管一直在自我更新并扩展视野，但2018年德国的爵士乐却显得格外平静。经历了过去几年的惊涛骇浪，大概需要片刻的沉淀，以便未来全力以赴面对新的挑战。

高科技舞曲（Techno）至今近30年的历史——今年，回顾这一夜店文化的历史进程已经无法避免。但是，2018年Techno拥趸尚带领人们上街进行政治抗议，也态度明确地站在宽容和更多关注他人的立场，这又是绝对具有时代精神的。尽管如此，与一些老朋友告别也是伤感的。

往夕阳落下的地方看去，蒙蒙一片，让人想起森林的边缘，但这只是轻度的雾霾，空气中是烤串和奶茶的味道。就在这里，离地铁站、大学、商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场所正在存亡线上挣扎。

安妮21岁，来自卢森堡，她在特里尔大学学习教育学，是第一学期的新生，理想是成为幼师。她从2019年初开始住在一所老年公寓，无需支付租金，每个月有35个小时她会和那里的老人们一起度过，我们就此和她进行了访谈。

我的外祖父来自黑森林地区，在矿井下工作了33年。在“密尼斯特斯坦茵”矿井关闭那一年，也就是1987年，他时年51岁，也就被迫提前退休了。32年之后，博特罗普市的“普罗斯佩尔哈尼艾尔”矿井最后一次开工，鲁尔区采煤业的历史就此终结了。

    2018年12月21日，德国的无烟煤开采将成为历史，特殊的矿工文化是否会随之走向没落？本文作者跟随矿工们最后一次下井作业。
 

通常被认为是园林城市的苏州，工业化的一面往往被人忽略。“沈巷村”，便是工业化苏州的缩影。

这里生产你美颜时“一键瘦脸”的尖下颌，你一起学猫叫时的动态胡须，生产张学友演唱会被实时识别的犯人，生产未来的自动驾驶，智能门禁……

这里是中国特色的数据车间，他们遍布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四五线小城里，日以继夜地为世界领先的AI产品服务。

在一个轻而易举、信手捻来就可以用各种影音媒材纪录生活里每时每刻的时代，我们有时忘了如何真正“观看”周围的世界。
 

每个人每天都会看到形形色色的数十张面孔，可是很少有机会耐心驻足，近距离地凝视那些被岁月深深琢磨过的老人脸庞。蔡明亮在《你的脸》里眷恋着那些他在台湾街头精心挑选出的脸，温柔地带领观众慢下来静下来，在时间之流里细细观察。

她有两个钟头时间去收拾重要物品。之后安娜·诺瓦克和她的三个孩子就不允许再踏入家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脸是最能表现电影的特质和荧幕的概念的，是很本质的。我对这部电影的放映特别要求，我跟威尼斯影展说，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厅才会有好的影像、好的声音，因为我很在乎呈现的质感。我们现在的观影状态越来越先进，可是却越来越随便”

当钱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当母亲因囊空如洗而无助地哭泣，父亲常年失业疾病缠身——一段靠救济金生活的童年记忆。

Ⅰ类失业救济金和“哈茨四”有什么区别？其中哪些费用是由政府承担的？受救助人必须向劳工局提供哪些个人信息？

“为了在朋友圈做网红，我每天只吃包子。”
“用半个月的工资在迪士尼住一晚，我觉得值得。”
“想要和身边的人一样小众，但其实我不喜欢那些东西。”

长久以来，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房租是可以预期的，即使买不起房，那也没关系，一切都有标准和分寸。未来即使不是十拿九稳，也充满乐观主义的幻想。2018年，一个夏天过去，事物开始改变形状，比如过去被房价如今被房租挤压的日常生活与梦想。

租一间带厨房的一居室就濒临破产：德国的几座大城市房价持续增长，以至于很多有固定收入的工薪族也长期居无定所，慕尼黑的索尼娅·尼格里斯便是他们中的一个。

如今，“平等合作”（ Fair Cooperation）日益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核心概念。平等合作同时也是艺术合作的基础。这一概念定义了国际戏剧合作项目的成功条件，后者有助于后殖民时代文化政治结构的理论构建与“文化多样性”的实现。

寂地和阿梗是中国国内的知名漫画家，她们共同合作系列绘本小说《踮脚张望》。两位艺术家接受采访，谈及日本动漫与她们各自在中国内地度过的少年时代，以及一种逃离日常生活的方式——幻想。

不少引人瞩目的德国漫画家都出自黑森州北部地区——为什么？本文将一探究竟。

随着高考的放榜，第一批参加高考的00后将在未来几个月准备迎来一段新的人生历程。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将在秋季踏入全国各地大学的校园。然而，按部就班完成大学，或许并非每个人都会这样选择。

28岁的徐孟南将在2018年参加人生的第二次高考。上一次走进高考考场，还是在9年前的夏天，那时他的目标是零分。

安珂·施特林（Anke Stelling）和她的家人居住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我们有幸聊到她的写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两个话题。但见面地点却是她位于朋友住处的工作室。一间狭小的客房，一张迷你书桌。简陋，但却安静。远离家人和日常琐屑。我们讨论的话题很多是有关照顾家人。即便在今天，无论是居家生活还是职业领域，大多数照顾家人的角色仍然是由女性来承担，且通常都是无偿的。

面对灵活多变的市场，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需求，只有清楚自己的定位，才会有机会。优秀的作品需要不断与他人磨合，才能有更多机会得以展现。

      沙阿克·夏皮拉（Shahak Shapira）将网络热门话题标签“yolo“（You only live once，生命只有一次）与大屠杀“Holocaust“一词组合，将自己的艺术计划命名为“Yolocaust”，对网络上以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为背景的游客自拍进行了修图，使之与集中营里犹太人遭迫害的历史影像合为一体。当自拍者站出来自报家门的时候，这位以色列讽刺作家的艺术计划便告完成，但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却仍在继续。

弄堂所在的位置，除了一些浅色的方块图形外，是一片空白。有人生活在地图上的这些空白里啊，她不知怎么得出了这么个让自己也吓了一跳的结论。

以为艺术与机器人技术风马牛不相及？那就大错特错！对于艺术家而言，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竞争对手。数字革命正在为批判性艺术提供各式各样的题材。

早在东德时期，柏林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城区中的温斯区域就是艺术家、演员、作家和各种特立独行者向往的乐园。笔者兼任主持人及电影导演的露琪亚·布劳恩一起漫步温斯区，一路上我们遇到了不少婴儿车，探访了一处不同寻常的墓园，走进“拉尔夫蛋糕坊”，还谈到了关于公交车司机、共产主义者和乡土情结。

打口碟为金海桦他打开了西方音乐的大门。对于他而言，现在还在买唱片，更多是一种情结，“以前很喜欢的、买不到的、买不起的、只有磁带版本的，这些错过的东西，都想一一拥有。”

哈尔滨少年闫玉龙，怀揣对音乐的热爱来到北京，遇到几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年轻人，组成一支名为“吹万”的摇滚乐队。

人类终将陷入数字创造的魔法故事，荒废了文学？人机之间的主从格局，最终能否被一举颠覆？

马蒂亚斯·希尔特不仅是书写当代的作家，还是慕尼黑为数不多的一家特色酒吧——“挚爱”的酒保和经营者之一，是这座财富之城亚文化的拥趸和号召人。

女性运动人士、同性恋者以及不愿以传统性别身份自我定义的人群常常相互扶持。但是在实际政治情况中，该同盟也面临种种问题。历史学家米瑞安·格巴尔（Miriam Gebhardt）这样评价。

外公带队执行夜间巡逻任务，踩到了地雷，当场就把脚炸没了。二十出头就成了重度残疾，而他的前半生，却活得像个超人。

博物馆正在想方设法吸引更多儿童和青少年光临。如何以一种适合儿童的方式来传播艺术？

外公身上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但悲哀的是，无论多强的生命力，却终究只是在泥沼里打滚。

“所谓有趣的城市，一定是为公众提供了很多迷人的角落，角落并不在于大小，也不在于室内还是室外。因为这些角落的存在，使得人们愿意到那个城市，愿意增加一点自己生命的新体验。”

“年味”曾是对抗饥饿的“食物嘉年华”，曾是操场跑道结构的古国文明仪式中的恒定伦理，但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是否已经不合时宜？

想要创办一间成功的公司，光有好的构想是不够的。创始人还必须具有商业和组织方面的才能。他们可以在创业专业中学到这方面的能力。

如果将舞蹈“放”进博物馆，还能为观众者带来多少体验？如何才能保留舞蹈这一流动艺术形式的鲜活性？展览“皮娜·鲍什和她的舞蹈剧场”面临这一挑战。

专业戏剧人与业余爱好者之间也许仅仅隔着一张窗户纸，而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就像一根点破窗户纸的手指。

高层公寓建筑墙体五颜六色的字体，为表达抗议而涂黑的“巨人”图案，壁画般的广告——柏林的涂鸦千姿百态。goethe.de在此邀你一同漫游城市。

作者的父亲去世了，留给他们的，除了书籍、衬衣和一栋房子，还有Facebook、亚马逊和其它网站的账户。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电子遗物，如何结束一个人的“虚拟存在”呢？

二十一年以来，osa_office for subversive architecture一直在建筑、设计、表演、影像和声响艺术间的张力中挑战人们的感知。他们的装置作品曾于歌德学院与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象征德国统一的勃兰登堡门上设置的“银香蕉”装置虽然只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却神奇地将城市中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地点变成蕴含无限可能的精彩空间。

德国建筑师凭借高品质、实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建筑设计在国际上久负盛名。建筑评论家法尔克•耶格（Falk Jaeger）向读者介绍他心目中排名前十的德国建筑师事务所。

灰暗，粗糙，不近人情：野兽主义建筑恶名昭著。不过这正在改变。因为人们还可以从其他的视角来观看和描述这些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水泥怪物：它们是不朽的雕塑——引人入胜、直率而大胆。

论到二十世纪在艺术界、建筑界及设计界享誉盛名的艺术院校，没有第二所能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于1919年创立的包豪斯学校媲美。1925年，包豪斯学校从魏玛迁往德绍，拥有独立校舍建筑，建筑包括有工作坊、教员和学员宿舍。入住的教授当时被誉为“大师”。今天，德绍连带大师住宅的包豪斯建筑被收录至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松林中的古典现代主义：贝尔瑙联邦学校(Bundesschule Bernau)于1930年在柏林北部落成，是包豪斯建筑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2017年7月，该建筑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关于品味总是众说纷纭。时下人们就什么才是好的流行音乐展开探讨。究竟应该为艺术而艺术，还是应该为大众创造流行？

西德人始终不明白一点：东德人是被剥夺了身份认同和过往的生活——写在德国统一日的几点思考。

在猪排中回忆童年，推导函数，颠覆哲学……“往事隐匿在智力范围之外，在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某个我们根本意想不到的物质对象（对这个物体所激起的反应）之中。”

消除偏见，学习外语，改变视角——出国留学是实现这一切的最佳途径。“伊拉斯莫计划”（Erasmus Programm）创立于1987年，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于资助大学生交流活动。2017年是该项目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七位曾经或正在参与该计划的交换生回顾自己的留学经历，讲述欧洲对他们的意义。

西蒙·拉特尔爵士（Sir Simon Rattle）挥动指挥棒，镜头聚焦在他身上，全世界的观众都在同一时刻参与音乐会盛况。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的音乐传播形式日益流行起来，给乐团和艺术家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慕尼黑堪称是作家克里斯汀·温尼科的住所，她还说起她喜爱的阉伶和神鬼的秘密。

柏林女插画家比扬卡·沙尔布格（Bianca Schaalburg）会在周末时漫步夏洛腾堡宫华丽的宫殿花园，任灵感肆意迸发。

全世界藏有最多电脑游戏博物馆将在德国诞生。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五万多款来自不同机构的游戏藏品将重新得到整理、存档与合并。

他曾获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和弗里施奖（Max Frisch-Preis），毕生成就受到德国浮士德戏剧奖（Der Faust）的表彰。坦克雷德·多斯特享年91岁。

在插画行业，人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计算机、数位板和数字程序的世界。尽管如此，许多画家仍然选择用铅笔、水彩于纸张作画。

将难民视为受害者或入侵者的看法对德国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社会学家海德隆·弗里斯（Heidrun Friese）针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艺术二人组NAF成员之一、来自斯图加特的音效师、演奏者兼音乐人芬德尔·施拉德（Fender Schrade）撼动了社会对于性别的理解。这是一场音乐场景中关于跨性别存在的对话，也阐述了为何女性主义是一切的根源。

第一口白酒下肚，感觉总是令人难以忘怀。不仅因为它那独特的微甜辛辣口感，还有翌日那久久难以消除的阵阵头痛——特别是在商务宴请中，畅饮白酒更是一种比拼，而非享受。马蒂亚斯·赫格尔（Matthias Heger）想改变这种看法，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白酒理应在酒吧的酒架上占有一席之地。

波兰裔德国艺术家尤丝蒂娜·柯克（Justyna Koeke）为什么让年老女性的在T 台上扮演童话公主？又如何能在Tinder上吸引那么多向往爱情的男士参与她的拍摄计划？

伟大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所创作的两栋先锋性的住宅楼作品于1927年建成于斯图加特的白院聚落。多年后，这件现代派的惊天之作终于迎来了迟到的加冕，被收录于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现代性的成功凯旋，建筑所在的斯图加特曾是符腾堡州的首府，也是现代派的中心。

文艺专栏里的辩论，学校中的务实课业：论如何看待必读书目，以及其合理性。

就着啤酒、砂锅和小炒，品品北京鼓楼大街的夜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餐馆是柏林中国留学生的聚会场所，也是政治活动的地点。

德国的各大城市遍布大大小小的纪念馆。然而，在二战以及1989年德国统一后，德国的纪念文化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场事故让史蒂芬·迪布斯（Stefan Debus）失去了视力。但是，多亏莱比锡的德国中央盲人图书馆，使得书籍能够继续在他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西安，谈及历史总是以千年计，动辄追溯至汉唐，远至周秦。因此说到一百年间的历史，似乎微不足道，这也许是西安某些近现代建筑未得到应有重视与保护的原因。

游击厨房（Pop up Dinner），某时某地在城市临时出现的一次晚餐活动，成为餐饮界一种新潮流。来自新疆的中国女孩吴雨航在德国学习高级西餐，并有意通过游击厨房这种前卫的形式打破外国人对于中餐的刻板印象。

倘若没有竞选海报和步行街的宣传点，那就算不上是竞选活动。街头竞选活动是辩论、争吵与做宣传的地方，许多志愿者对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本片将向读者呈现巴伐利亚州和柏林街头竞选活动的幕后情况。

德国的饮食文化发生了哪些变迁？祖孙俩在对谈中比较两代人在“吃”方面的异同。

什么是私人的——什么是公众的？数字化正在改变我们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城市，人们重新发现公共空间，满足一种对于集体回忆大家的欲望。

创业公司尝试用昆虫制作美味的德国食品。他们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蒂姆·朗霍夫在裤裆大街（Ku’Damm）闲逛的时候，喜欢欣赏橱窗里的瓷工艺品。因为他能够这么说：“你看那些鸡蛋杯，基本上都是我的作品。”

益购（imall）校园网络慈善商店是国内首家通过线下与线上结合的O2O模式运营的社区电商。通过线上平台的运作，团队打造了一个资金和物资循环的公益慈善圈。

克丽丝塔鲁图姆入行当面包师傅已经40年。她的小面包店开设在柏林夏洛腾堡区。她在店里手工烤制面包，顾客可以现场观看。

即K11购物艺术中心于上海落成，在中国，集购物及艺术体验为一体的购物中心层出不穷。购物天堂成为艺术圣殿，是毁灭还是契机？歌德学院在线杂志邀请夏弢和王懿泉两位艺术家来表态。

在北京长大的作家于一爽，谈她围绕这个城市的生活经历而展开的写作，以及她对北京的感受：这可能就是一个灯下黑的城市，不过现在似乎也没以前好玩了。

摄影节的举办场地往往散布在城市里的不同角落，也有与艺术风马牛不相及的另类场所；摄影活动以其特有的氛围吸引着大批观众，激发富有启发性的对话。

马茂德·萨勒姆的经历简直可以拍成一部电影。几个月前，这位巴勒斯坦人在柏林的太阳大道上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他成为店掌柜的经历颇有几分传奇。

与演员索菲·罗伊斯讨论没有角色的表演、有关她在柏林人民剧院的演艺生涯以及不确定性中造就的伟大。

听学者党晟描绘古城西安：从芦荡巷到南院门，从盛唐到民国。党晟俨然是这个城市的象征，他和家人的故事，就是大历史的缩影。

李爱延（Ae-ran Jeong）是一名脱北者，她为韩国人介绍朝鲜的美食。她经营餐馆Neungra Bapsang，并希望通过这个渠道帮助其他脱北的女性自力更生。

是否存在所谓的全球女性主义？在世界不同地区，关于女性的话题又有哪些？几代女性社会活动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就这些问题，我们访问了意大利裔美国哲学家西尔维娅•费得里奇(Silvia Federici）。

营养师兼营养趋势分析师汉尼·鲁泽乐（Hanni Rützler）在其《2018年食品报告》第五次就新型食物产业展开分析，并预测德语文化区域最重要的发展趋势。鲁泽乐希望人们能够自发贯彻“弹性素食”，而对弹性素食者而言，菜肴的核心已经不再是肉类。

应用程序使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摇身一变成为乐器。在不久的将来，音乐人会以滑动屏幕的方式来演奏音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拨弄琴弦。

有一家开了七十年的台式冰淇淋店，73种口味，价位高却不准试吃，雪王堪称冰淇淋冒险家的丛林。

慕尼黑最有名的户外广场在空寂的时候最美。世界为何扩张？我们为何改变？——这是慕尼黑艺术家克里斯蒂娜·玛丽亚·法尔福不懈追问的。

太阳没有选择地照射着我们。“Theatertreffen 可以译作在剧场相遇。对不?”我问。“是的。但是它有两层意思: 你遇上剧场; 另一方面，剧场也遇上你。” 黛安娜(Diana)说。她是2017年 Theatertreffen 的戏剧指导。黛安娜、我的同伴和我坐在长椅上，漫无目的地谈。我们十分珍惜这一大片阳光，因为夏天突然、终于记起潜入柏林。

李静思与莫力两个女孩与歌德学院在线杂志谈及二人在中缅边境拍摄纪录片过程中的惊险以及作为女性电影人的反思。

很多行业都能见到摄影师的身影：他们成立工作室，为报纸和杂志供稿，或是成为自由艺术家。但是需要接受什么培训才能成为上述摄影师呢？例如：柏林东十字摄影学院（Ostkreuzschule für Fotografie）。

白天在故宫修复木器，夜晚在黑桥进行木雕创作，刘恺几乎整天都要和“木头”打交道。在798，我见到了刘恺，聊到关于他辗转于木器修复与木雕创作之间的“双面生活”。

身兼作家及出版人的塔尼亚·朗格尔信步于在柏林市中心的河畔，柏林剧团及昔日两德边界——腓特烈大街近在眼前。这个历史的发生地汇聚了河流与城市，诗歌及政治，给朗格尔这位开拓性的思考者带来灵感。

清晨，当车行老板让-伊文思·尤吉打开店铺的大门时，他并不知道新的一天将会为他带来什么——柏林市中心的生活瞬息万变，完全无法预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用他的复古自行车抓紧了这个时代的脉搏。

在项目“去哪”中，来自近40个国家的作家及知识分子收到并填写了一份关于逃亡与移民问题的问卷。项目的灵感来自于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在其日记中就人类的普遍问题起草的问卷，问卷简明扼要，涵盖了友谊、婚姻、死亡和金钱等主题。

在项目“去哪”中，来自近40个国家的作家及知识分子收到并填写了一份关于逃亡与移民问题的问卷。项目的灵感来自于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在其日记中就人类的普遍问题起草的问卷，问卷简明扼要，涵盖了友谊、婚姻、死亡和金钱等主题。

在德国，关于中国的漫画简直凤毛麟角。漫画家萨沙·霍默（Sascha Hommer）认为，素材其实很充裕，毕竟几乎每个游历中国的西欧人都想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2011年，霍默在成都生活了四个月，并根据其个人经历创作出版了漫画《在中国》。

特立独行的纹身师卓丹婷可以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女汉子——“要找到自己喜欢走的路，然后坚持下去”。

很少有汉语作品的德译本像《西游记》这样引起如此多的关注。评论界几乎一致认为，该译本填补了德译世界文学里的一大空白，可称之为一项“伟大创举”。

包括“达达主义”在内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绝非一个简单的模仿西方的事件，其中蕴含的是其复杂的本土逻辑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美学语言和价值的过渡与转向。

1987年儿子因伤到北京求医，1995年在草场地设立英语培训中心，以服务社会，今年77岁的美籍华侨张东平，讲述一家在这二十多年间与这块草场地，这块城乡结合部的情感、故事及其信念。

当我们把达达和语言与价值这两条线索放置在一起观看时，就能获得一些与现有的打上政治变迁和文化批判烙印的艺术史叙述不同的视角，也能理解90年代“达达 ”成为一种日常的原因。

面对全球主义和消费话语，二十多年前那种历史情境中的紧张感已经消失，与周遭乃至现实的、（艺术）历史的参照对话的欲望也消失了。“达达”甚至其他的他者，都只有时效性而失去了历史意义。

洗头、剪头、打理造型、时不时扫个地？很多人认为干理发师这行就是做这些事情。“大错特错！”伍尔夫·平格尔（Ulf Pingel）说。对他来说，理发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职业。

德国人均占有剧院、博物馆和音乐厅的数量全世界最高。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德国独一无二的文化资助体制。资料显示，文化资助在德国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采访中，希尔德斯海姆大学文化传播与管理系系主任比尔吉特·门德尔向笔者解释了为何在此背景下资助体制仍需进一步改善的原因。
 

游击厨房（Pop up Dinner），某时某地在城市临时出现的一次晚餐活动，成为餐饮界一种新潮流。来自新疆的中国女孩吴雨航在德国学习高级西餐，并有意通过游击厨房这种前卫的形式打破外国人对于中餐的刻板印象。

木杆秤都是手工制作，因其轻巧便携，成为过去商品流通的主要度量工具。今天，我们拜访了西安户县秦镇杨氏木杆秤制作技艺第三代传人杨卫斌。

拙朴坊位于北京市郊一条盘山公路的路边。推开院门，一边是高大的瓦房，一边可以眺望远山。伴着院子中央几十箱蜜蜂的嗡嗡声，郭涛，这位房山区唯一的八零后养蜂人，讲述他如何从工业销售作回蜜蜂养殖。

在老式唱片机上放上一张黑胶后，沈郁开始了身为一名“理发师”一天的工作。半年前，她还是一家美术馆的高管，再早两年，她是一名资深媒体人。

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是作家，电影人和电视制作人。在理论到实践，克鲁格都是德国新浪潮的先行者，其创作多围绕社会和政治批评展开。

加强团体合作，研讨气候变化，支持合作社：柏林创意经济行业项目众多，旨在为社会增值。

即便是小小的卫生巾也能保护土地、水和生态，崇尚自然的谢可曼和她的伙伴们正在用行动告诉人们，保护环境要从现在开始，尽可能行动，每个企业都应该扛起环保的责任。

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出版物的主编奎因∙拉蒂默，向我们介绍了文献展在雅典的官方项目，她提到南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语言是一种解放的行为。

从蒙特利尔到莫斯科——三个柏林年轻人为了他们创办的英文杂志《闲逛者》游历大都市，与当地艺术家合作，把一条条街道的模样呈现在读者眼前。

我们可不可以将世界的空间和地理想象成全然不同的另一番模样？一些艺术家正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绘制着他们自己的地图：它们通过声响而存在，是没有边境的国度或虚构地图学。

好几年前，同样冷涩的冬天，我提着一个小竹筐，装着毛巾衣服，被友人带进北京三环上的一个大澡堂。

电影策展人为电影节、电影院、电影资料馆或者其他文化机构挑选电影——一项梦寐以求的工作，却不经正规的培训。

青年网络艺术家在社交媒体Instagram、Tumblr、Facebook和推特上，通过智能手机及主题标签，挑战体毛、体液、皮肤瑕疵以及染血内衣的接受程度。

与演员索菲·罗伊斯讨论没有角色的表演、有关她在柏林人民剧院的演艺生涯以及不确定性中造就的伟大。

虚拟现实（VR）技术或许会为新闻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德国媒体正处于对这种新型技术进行试验的阶段。
 

公共福利建筑具有哪些特点？为什么其中的洗衣房和自建屋项目举足轻重？柏林的建筑师团体——“应用城市发展研究所”（ifau）成员克里斯多夫·施密特（Christoph Schmidt）将逐一解答。自1998年以来，他所在的应用城市发展研究所一直借着跨学科专业人才的合作，致力于不同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项目。

作曲家格奥尔格·海德讲述他对乡野的热爱，并谈及为什么民族音乐与新音乐并不矛盾。
 

数字化是商业院线的未来发展趋势。但胶片电影不会消亡。国际团体正致力于拯救这种被认为已经遭到淘汰的艺术形式——观点各有不同。

编织手工地毯、开发手机App、展望未来愿景：柏林首个自发项目Kommen und Bleiben联同设计师及艺术家向难民伸出援手。他们不仅塑造了移民友善的德国好客文化，同时激发政治艺术的创意。

跨性别男士C先生和歌德学院在线杂志谈及他身为女性的过去和未来变成男性的目标：“我只想成为目标里的那个我，而不是倒着往回走。”

德国的“创客”队伍正在日益壮大，逐渐已经开始同政府和企业展开首度合作。

摄影师莱奥诺·茂和作家休伯特·费希特共同经历的一场生命之旅跨越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他们给世人留下的瑰宝仍继续激发艺术家和学者创作的灵感。

除了一些相关领域的人士之外，在德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当代中国诗歌的存在。

严肃的电视连续剧堪称是当代最为有趣的叙述形式之一。美国的电视制作引领行业潮流，不过，现在很多欧洲电视频道也开始投资这类制作。目前为止，德国方面的电视制作举步维艰，但局势即将改变。

德国Sinus青少年研究计划每四年对“当下德国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展开调查。出版人西尔克·博尔格斯特(Silke Borgstedt)女士讲述如今这些务实又开明，也渴求归属感的年轻一代。

在德国，人们去理发店理发时，最多就是和发型师闲聊几句。但艺术家弗劳克·弗雷什创办的发型屋“美丽沙龙”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工作的美容美发师都是从不同战乱地区逃亡而来的，他们跟顾客聊的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

 

纪录片导演安德雷亚斯·威尔克于2011年至2015年间观察了柏林房地产市场井喷式的发展，拍摄成纪录片《以城市为牺牲品》（Die Stadt als Beute）。该片认为城市发展给柏林带来负面影响，指出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2014年，她凭借一部短片获得奥斯卡学生单元大奖：2016年末，刘雨霖将《一句顶一万句》——她的第一部故事片搬上了中国荧幕。这次访谈，刘导演谈到孤独、偶像冯小刚，以及和父亲——作家刘震云的特殊关系。

身体——一种途径，一种印记，一种语言，一种场所和一种可能性。

鼓楼东长大的画家马可鲁回忆自己的童年，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

尤利娅·贝尔格曼（Julia Bergmann）是“图书馆复仇者”智库（Library Avengers）的成员，她在德国图书馆中引进富有创造性的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引进许多变革。我们与她探讨了设计思维将为图书馆领域带来哪些机会，以及这种思维的局限性。

九十年代中期，柏林学派的电影以激进的手法描绘当下德国社会的画面。关于德国，他们的电影还有很多话要说。

随着现实生活中事件的关联性不断加强，思想也要跟上。乌尔里希·温伯格在访谈中解释，为什么“设计思维”正是通往现代世界的途径。

以文革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为出发点，文慧的“生活舞蹈工作室”创作了纪录剧场《红》。文本兼剧构庄稼昀在此回顾了《红》的创作——以身体为样板，展开对历史的追溯。

流亡斯德哥尔摩期间，作家彼得·魏斯无法释怀德国的历史和他的过去。2016年11月适逢他百年诞辰。

“我只想让现有的文化、科技、身体充分做爱，杂交出未知的有趣事物。” —— 田晓磊

在北欧颇受欢迎，在南欧却让人厌恶：对于在公共场所裸露身体这件事，世界各地的看法却大相径庭。来自莱比锡大学的文化历史学家，麻仁∙莫林女士接受采访，深入探讨这一富有争议的话题。

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一名小女孩，其生命在一部漫画小说中获得了生命的延续——青少年正续写她的故事。本文是对柏林犹太团体（Jüdische Gemeinde Berlin）唱诗班的领唱者兼“我们将喊出你的名字”（We will call out your name）项目发起人阿薇塔尔·格尔斯塔特（Avitall Gerstetter）进行的采访。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70岁生日刚刚过去。在她的写作生涯中已经诞生三十余部戏剧，此外，她还为德语戏剧界带来了巨大的福音。

一段来自奥格斯堡的爱情故事赢得了“我DE地图”国际征文比赛的公众投票奖。这一网络征文活动由歌德学院举办，旨在寻找德国最令人钟情的地点。组委会共收到来自100个国家的1200份故事。在此，我们向您介绍其中三个地点——除了奥格斯堡大学图书馆之外，还有柏林新克尔恩区的一个街角和位于黑森林的一个钟表公园。

格奥尔格·奥斯瓦尔德谈虚构的慕尼黑以及锋利言论的不必要性

在叙利亚，成百上千的人利用智能手机的摄像功能记录了战区中艰难的日常生活。这些电影正借助“叙利亚手机电影节”环游世界。

与社会精英成群结队讲义气、片面报道、滥用权力——许多德国人对媒体心怀芥蒂。那么，对媒体的谴责是否有其道理？媒体工作者怎样才能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以下是来自新闻行业、学术及政治领域的四段评论。

位于法国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废气品收集站对收集所得进行循环利用，既防止浪费，同时又创造就业岗位。

把制作巧克力当作职业？克里斯多夫·沃尔法特孩提时代的甜美梦境终于成真：他创办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巧克力工厂，也由此继承了柏林拥有150年历史的巧克力传统和特色。

在德国，打算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女性还是少数。虽然计算机领域发展蓬勃，但是女性在该领域的从业比例还处于劣势。然而，目前却出现了转机。

在几代人同住的房子生活——其背后的理念是，年老人与年轻人之间可以互帮互助。在德国，这种居住方式越来越受到大家青睐，包括老年人。不过，它能否为当前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呢？

德国移民博物馆让参观者一探究竟：逃亡与移民对于个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此外，这家位于不来梅港的博物馆充分展现了众多德国人昔日也曾背井离乡的历史。

尽管剧场是上演戏剧的自然场所，但从广义上说，任何可以进行表演的场地，都能被称之为“剧场”。

位于慕尼黑的伦巴赫美术馆（Lenbachhaus）经福斯特建筑事务所（Foster+Partners）耗时扩建后，于2013年再次向公众开放。歌德学院网络杂志对馆长马蒂亚斯·穆林（Matthias Mühling）进行了一次采访。他从美术馆生动的历史谈起、从博伊斯谈到展厅地板——并谈及美术馆如何从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中取得灵感。

法兰克福的德国建筑博物馆的团队拟定了一份涵盖八个命题的宣言，说明能够让各种不同的文化成功融入德国社会。

由七个瞬间看2032年奥运会，玩味科技“导演”的黑色幽默。

第三十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人类历史上首届在虚拟现实空间举办的奥运会。为此主办方特地重建了奥林匹斯山作为主会场，当然是以比特和光纤作为砖瓦。

爱与责——克莉丝汀·克略德勒的慕尼黑情结。

在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然而，如果人们表达的是极端种族主义或是仇外言论，又会怎样？“语法纠错痞”和“仇恨有大用”两项在线运动正以颇具创意的方式抵制网上散布的种族歧视观念。

在2032年以奥运会为主题的集会活动中，暴力是其固有的组成部分。虚拟现实和非虚拟现实的边界已经模糊不清。

香港、北京、广州系列报告会议见闻

德国流行音乐界的达达主义，始于80年代早期，徘徊于音乐与艺术之间，其声势至今仍然浩大，远远超过了当年的《Da Da Da》。

第三十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人类历史上首届在虚拟现实空间举办的奥运会。为此主办方特地重建了奥林匹斯山作为主会场，当然是以比特和光纤作为砖瓦。

第二次在北京举办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画面正通过无人机传向世界。然而这些无人机真的只是皮帕爸爸口中所谓的“机器”吗？抑或它们的眼神里隐藏着人性？

21世纪30年代的都市已经摆脱了陈旧的形态，可以容纳万千风光乃至宏大宇宙的巨型建筑比比皆是。“虚拟”与“现实”两个对立的概念发生了调换。于是“宅体三项”，这项融合了虚拟游戏和竞技的体育运动正式成为2032年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032年的奥运明星会是怎样的人？白人？黑人？男性？女性？这些未来的运动员现在还都是孩子。他们来自哪个洲？如何在人生的百米跑道上扫除障碍，展示自己的才华？

全世界都对分布在不同虚拟空间举行的2032年奥运会屏息凝视。可当克拉伦斯∙安德伍德投掷铁饼时，却无人在线。

2016年7月，“开放问题研究所”从中国出发，前往苏黎世参加“DADA100”系列展览活动的闭幕论坛。他们力图突破传统的纪念方式，通过达da之声，完成对今天被称为“达达主义”的历史事件的致敬。

未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失败者会比胜利者更受公众关注？

生物医学的发展可以改造残疾人，让他们和常人一样奔跑，甚至跑得更快。奥运会首次让改造人与自然人同台竞技，不仅引发了全球的热情，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2016年，是达达主义诞生一百周年。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史中也存在着一个以“达达”命名的群体，这就是在整个“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厦门达达”。

心理学家认为，通过智能手机随时候命会让雇员身心俱疲。一些德国企业开始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叙利亚作家拉莎·阿巴斯早期的作品风格较为沉郁而晦涩。现在，她到德国已经一年半，出版了一部讽刺短篇故事集，讲述了她在第二故乡的日常生活中埋伏的各种陷阱。

什么是可以拍摄的？——自从复制技术使照片得以大规模传播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困扰摄影界。其中，社会禁忌、艺术创作自由及新闻从业人员的纪录意愿，是人们一再掀起的讨论中的重要议题。

时至2016年，达达主义的存亡，是一个角度问题。

在刻画当代社会现实方面，德国儿童文学还需迎头赶上。

室外：柏林仲夏，室内：“家乡最美丽”——第十七届的诗歌节以此为题，在柏林的艺术学院，与来自世界三十七个国家，一共一百五十位诗人一同共襄盛举。这个节庆展现了诗歌如何扩展视野、打造诗意的桥梁。

汉堡应用科技大学（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Hamburg, HAW）研究了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乌特·克劳斯—莱尔德（Ute Krauß-Leichert）女士在此探讨了阅读动机和成果。

HAU 剧院院长安妮米·范纳克尔接受了我们的专栏作家塔妮亚·杜克斯的采访，讲述自己数年来成功领导柏林这家最激动人心的剧院的经历。两人相约在气氛闲适的剧院酒吧WAU会面。

三十年来，爵士乐人亨宁·希弗茨总是去同一家咖啡馆，他相信，世界是可以改变的。

慕尼黑市文化部主管汉斯-格奥尔克·库佩斯钟情务实且可以不断完善的工作

“碧山计划”发起人欧宁探讨公共空间促成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香港编剧及导演甄拔涛在2016年5月参加了第53届柏林戏剧节。回到香港，甄拔涛与歌德学院缐上杂志读者分享了他在柏林戏剧节剧本市集的经验，他的作品如何被取录及当地观众的反映等等。

现居柏林的以色列视频艺术家奥马·法斯特为本届柏林电影节带来两部精彩的剧情片。

如果达达主义的始创人生活在一百年后的网络时代，他们一定会利用数字技术表达他们的主张，当中某些人或许会成为黑客（hacker）。
 

历史学教授王笛向我们提供了他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的摘录，文中他介绍了茶馆，这个当时历史与地域情境之下的政治舞台。

创办杂志，拍摄电影，举办艺术节：许多难民正身体力行丰富着德国的文化景观。

他们是马科斯·里希特（Max Richter），豪施卡（Hauschka），或者是尼尔斯·弗拉姆（Nils Frahm），他们跨越传统音乐流派的边界，引领了新的风潮。新古典音乐逐渐成为艺术领域中一个独立的概念，那些对传统音乐比较抵触的人也成为新古典音乐的拥趸。

剧作家乌尔里克・叙哈于2015年秋天在南京完成了她的写作驻留项目。她很高兴可以住在南京的校园里，可以与大学生日常生活高度贴近。

在柏林，50位年轻艺术家和艺术团体正尝试展现数字时代的当代艺术，让人叹为观止。但是要透过这一代年轻艺术家的表面深入探寻，也不总是很容易。

五十年前，也就是1966年，德国第一家公共影院诞生于联邦德国（BRD）。这种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影院形式，在如今的文化景观中已变得不可或缺。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扮演着比商业影院更为自由的角色。

放松、消遣、寻求灵感，或外加一点无聊。

来自地球上人类聚居地的最南端——智利火地岛的经历。

插画艺术正在德国蓬勃复兴。鉴于电脑技术的广泛采用，人们对传统手工插画的关注和赞赏与日俱增。

新出的一批图画书绘本让孩子们更加了解逃亡、战争和排外情绪。

借由无意义公司，策展人王东对意义展开的质疑与探讨。

艺术家是自由的。艺术是自由的。德国宪法第五条保护了艺术的自由性。但是如果艺术自愿走入高墙之内呢？

妮娜‧布斯曼讲述她在南京和欧洲与围墙打交道的经验。
 

在新的焦点话题中，我们试问：在一个几乎全部社会生活都集中在城市的时代里，乡间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为何越来越多“城市人”决定回到农村？城市与农村生活的优点是否可以兼得？

为数不少的德国人觉得只有在乡村生活才能感到真正的幸福，可以说，这种想法是继承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传统。这些大哲学家曾经常隐居在自己的乡间小屋里，思索哲学问题。 

无论是实体的隔墙，精神层面的藩篱，还是信息时代的屏障，“围墙”这一概念都给人以一种安全感，起到了保护和整饬秩序的作用；与此同时，围墙也会阻隔人们的视线，让人们看不到对面的景色，看不到共同点和新鲜事物。

与博物馆不同，公共空间展出艺术从来就不是真正独立的。虽然人们将之视为将阳春白雪般的高雅艺术民主化的一种途径，但时至今日，公共空间里的艺术正越来越简化为地标性的摆设。
 

2010年，年仅49岁的克里斯托弗·施林格塞夫与世长辞。这位行为艺术家开创的多样性使其无法被归类。约尔克·范·德·霍尔斯特, 施林格塞夫生前的助手，就其艺术的当代意义发问。

针对性地煽动与反艺术——达达运动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狭隘价值观与国家主义潮流，以达到对二者的反抗。100年后的今天，达达主义有哪些现实意义？在魏玛和汉诺威之间，我们试图探寻踪迹。

《天津日报》摄影记者张磊凭借《中国雾霾》在2016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又称荷赛大奖）中获得当代热点类单幅一等奖。歌德学院在线杂志对他进行了采访。

开封有一条小街，它默默地讲述着一段几近被遗忘的中国犹太人的历史。

黄锐，1952生于北京，是1979年星星画会的发起者，中国先锋艺术家。北京798艺术区最早进驻者和798艺术节策划者。他的作品在1980年代以绘画为主，1990年代起转向装置、行为艺术、摄影、版画等领域。黄锐自1984年起旅居日本近十年后，现返回故乡北京。

音乐人兼艺术家波莉追求开放的、没有预设的人生。

作者鲍昆忆述60年代成人世界的政治演变：在这个小男孩眼中，苏联是如何由社会主义兄弟变成帝国社会主义的。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5年1月数据统计，2014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达到2.93亿。虽然网络革命在全世界发生，网络文学却是中国风景独好。

德国队是世界杯冠军！与此同时，一个无国界大家庭也在欢庆这个胜利。

中德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是否能携手找到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解决方案？

彭马田（Martin Palmer）指出，道家和儒家正在悄然引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球保护活动的复兴。

海天涯（Tanja Reith）拍摄了北京21层楼上的21个客厅，借此她想反映中国传统的、处于变革中的家庭关系。

哈拉尔德•维尔策勾勒出了21世纪的暴力轮廓：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冲突、镇压人民的战争、气候变化引发的难民潮和恐怖主义。令人不安的是，很显然，这挑战的规模是多么巨大，而人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又是多么微乎其微。

城市故事专栏记者托马斯•朗采访女建筑师阿格妮丝·福斯特（Agnes Förster）。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建设事业如火如荼，其速度和规模可谓惊人。可笑抑或可怕，一切取决于你对“发展”的定义。几个月前，迄今全球最大的建筑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正式向公众开放。下一个十年之交，开发商将向世人呈献于家堡金融区——中国的“新曼哈顿”。

《咬文嚼字》——一本仅有薄薄五十余页,却被誉为中国出版界“语文啄木鸟”的著名语言文字期刊，今年对包括莫言、贾平凹在内的１２位中国重量级作家发起了“挑战”。

北京和上海的双城格局一直为文艺界所津津乐道，这也反映出中国两个超大都市间关系的实质：京沪各自携带动量在持续抗衡。

通过对自己故乡——上海市郊崇明岛上庙镇的观察，作者维舟谈中国乡土活跃的公共交往。

逃亡与驱逐是第66届柏林电影节的一大主题，占据了影展的大半疆场。尤其是非洲和中东地区电影人的作品，更是提供了多重视角。

造访泽赫拉·齐拉克位于柏林舍恩贝格的家，这位来自土耳其的作家兼行为艺术家透露，她其实不屑于种族和国籍问题有任何瓜葛，更愿意人们把她当作柏林人看待。在这个家，她与造型艺术家于尔根·瓦尔特并肩工作，在营造诗歌艺术意境方面取得了与之不相上下的成就。

中国科幻文学已存在百年，今天又被重新发现。

在杜耀豪看来，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之间游走是他艺术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位新晋导演来说，德国电影的未来正是体现在跨国性之中。

李承宽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德国度过，他曾在那里攻读建筑学，对德国 “新建筑”风格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他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方面的知识，则主要得益于德国汉学家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的教诲。

两年内，柏林成为大卫·鲍伊（David Bowie，又译大卫·鲍威）的隐居之地，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因此，他得以对当时仍年轻稚嫩、风格尚摇摆不定的德国流行音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刘涛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虽然以抄水表为生，街头摄影却占据了他更多的时间。

东区画廊（East-Side-Gallery）是现存唯一一段较长的柏林墙。现在，为了一个建筑项目，其中一些部分即将被拆除，该计划遭到了柏林人的强烈反对。

开一家只营业几个星期的店——这是时下尤其被时装品牌所青睐的一股潮流。

持续不散的灰雾使北京正在变成象征空气污染的全球性符号。

这位青年艺术家2012年入选德国“艺术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的“新阵地”促进项目。2012年6月24日至9月23日，她的作品在德国韦德尔的恩斯特•巴拉赫博物馆举办的群展《Based in China》上展出。

一些由上海大学生组成的剧组，希望通过在话剧《阴道独白》中加入原创的、本土化的内容，真实反映出当今中国妇女所面临的性和性别问题。

从德语“欲望”一词的词根演变、欲望与色欲情爱，到欲望的原罪和责任，德国作家兼画家贝亚特•里吉尔特（Beate Rygiert）在文中对欲望进行一次哲学式的解析。

由一家非政府组织开办的“年龄博物馆”希望通过发掘和展示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唤起人们对老年人的更多关注。

柏林的“艺术塑与料”协会搜集他人不再需要的东西，并将其提供给艺术家。

《南方周末》文章探讨红歌现象及其所代表的“红色文化”的意义和相关争议。

牙医王翔创办了北京第一家私营也是非营利性的剧场，通过免除场租等方式，他使很多年轻剧作者的作品得以真正走上舞台。

不论《独唱团》团队究竟为何解散，80后的赛车手和知名作家韩寒的叛逆和成功显示着似乎铁板一块的中国社会体制终于出现了一道裂隙。

知识共享是一个让著作权拥有者自由授予对自己的作品使用权的许可系统，通过这一体系，自由交换知识产权的文化发挥着相对于著作权制度的反向作用。

2009年秋，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一座原来的大商场留下的废地上，出现了一个绿洲。在6000平方米的面积上，自命的都市农民种上了绿色有机蔬菜，不过，这里的植物不是长在地里，而是长在面包筐里，因为苗床必须是可移动的。

观念艺术家秦玉芬在空间声音装置和持续性项目中用极简式的精确探讨了地点、对象和声音共同产生的合力。

汉学家、作家史蒂曼（Tilman Spengler）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与中国结缘，无数次踏上这片土地。此次在与闽丽柯（Ulrike Münter）女士的对话中，他畅谈了自己的“空屋子”观念。

孤独已经伴随中国人千年。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里，人就没那么孤独吗？刘震云就他的新书《一句顶一万句》接受采访。

西方话剧对中国戏剧舞台的影响仅只百年。为了让德国了解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趋势，杜塞尔多夫话剧院2009年3月以“中国当代戏剧”为其新剧场“Central”揭幕。

2009年春季，杜塞尔多夫剧院将介绍五位中国剧作家各一部戏。戏剧文学指导克里斯多夫•莱普施先生（Christoph Lepschy）2008年10月份到了北京，并在下面的采访中讲述了这个项目是如何促成的，以及在杜塞尔多夫除此之外的其它计划。

量化生活的潮流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哪些影响？斯特凡·塞尔克教授谈及行動日志的影响。

致力于促进对话、文化交流以及基本自由的欧盟文化中心合作组织（EUNIC）对在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编辑部发生的残忍的恐怖袭击事件感到痛心。

修理旧物成为一种潮流：大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修修补补，在网上，略懂一二的人为网友出谋划策提供各种修理建议，专业修理铺门前也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对DIY修理的这种兴趣源自何处？

德国《焦点》杂志东欧及亚洲部的杜桂丹（Gudrun Dometeit）回复贾枝平的文章：西方媒体不是政治延长的臂膀，读者的兴趣才是它们的方向标。

早在1953年，托马斯•曼（Thomas Mann）就已经在他著名的汉堡演说中警告过德国人，切勿在某个时候再次萌生“德国的欧洲”的野心。刚刚离世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看来，在这次欧元危机中，这一担忧成为了现实。

中国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一书中认为，“现代性”一词的含义不单单是“国富民强”。

百度文库最近与中国文化界与出版界麻烦不断，反对者称其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盗版行为”。有关“避风港”的法律原则是否被滥用成了网络侵权的避风港？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李维博士记录和分析中国政府对于“东欧巨变”和两德统一的反应。

一本名为《“中德班”：心理治疗如何来到中国》的书于2011年9月在德国出版，该书讲述了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心理学发展历程， 而这一发展历程中也凝聚着多位德国心理学家的心血。

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在他的新书里描述了，为何西方的自由理念，对中国传承下来的对秩序的理解来说，是一种挑战。

在2009 年，作家兼法学家朱莉•泽和作家伊利亚•特罗亚诺夫（Ilija Trojanow）共同出版了《对自由的侵犯——疯狂地热衷国家安全，监控社会，减少公民权》一书。书中主要对现代国家对公民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调查、监控 和监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强烈的批评。

中国武术在德国非常流行。但是，从中国“出口”到德国的套路，已经是传统武术的现代变种。

近年来，“山寨”产品泛滥，盗版现象也屡禁不止，这些“复制”行为能怎样从哲学、历史和制度建构层面来解读？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歌博士畅谈了她的想法。

德国音乐专业毕业生中能走上独奏事业的绝对是例外，能找到一个固定工作也很少。大部分自由职业的音乐人必须在拼缝工作自寻出路。

2011年5月中德两国的心理分析专家和心理治疗师相聚德国海德堡，就东、西方心理治疗方法之间的互通性问题进行讨论。

微博使热心的公民们能够聚集到一起。但这个媒体传播速度之快，也可能导致一些过急的行动和反应。

不论是报刊杂志，还是电视广播，德国的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中国。这些媒体也会反映中国社会的一些负面现象，这正符合德国人们对于媒体多面性和新闻自由的理解。

翻译中的文字游戏如何处理？遇到其他领域的专业词汇怎么办？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黄燎宇谈自己在文学翻译方面的经验。2009年11月，他的最新译著《恋爱中的男人》即将出版。

中国媒体每年都格外关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许多中国人都在问，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评选标准是怎样的。

玛尔迪娜•波尔克（Martina Bölck）在她201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以绚丽多姿的视角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现实世界。

由西藏境内年轻导演松太加带领二十人的剧组，在青海拍摄历时三年所完成的电影《河》，参加柏林电影节「一代人」竞赛单元，并受到西方观众广泛好评。

海报行动“诗意城市”今年夏天将中国当代诗歌带入多座德国城市。借此，中德两位文学研究者为您介绍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些发展动向。

翻译这门职业永远不会索然无味，每一本书都向译者提出不同的要求，每一种语言都拥有自己的规则。张爱玲和莫言的译者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向我们介绍她的亲身体会。

民营书店没有政策补贴优势，在未完成由独立书店向连锁书店过渡时就遇到网络书店和新媒体的围攻，其出路究竟何在?

媒体人燕舞撰文认为，以《信睿》、《大方》等为代表的人文杂志的涌现，反映了中国出版人、文化人对鱼龙混杂且往往流于肤浅、非理性的网络表达的反省和纠偏。

柏林影展是趟浮游的旅程，这个国际性电影人际网络处处充满惊喜和巧遇。

中国导演李睿珺觉得，一味追求金钱只会消弭艺术原创性，在这个访谈中，他阐释让他持续不缀创作独立电影的动力。

《K》改编自卡夫卡的《城堡》，在迷宫般的场景调度中交织出官僚体系的荒谬。

李睿珺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由环保思维出发，透过描写甘肃省裕固族被迫改变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思考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过程中所失去的东西。

毕飞宇的小说《推拿》讲述了盲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毕飞宇谈到，中国社会看待盲人的态度还有待改善，就连他自己最初接触盲人时也带着一丝偏见。

这里为您提供有关参展影片和金熊奖热门候选影片的观点、背景介绍和采访。

在中国，电影被区分为“普通题材电影”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两大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分析这样做的利弊。

中国的电影票房从2002年到2010年增长超过10倍，《让子弹飞》更是在2010年成为首个票房超过1亿美元的华语电影。到了值得为中国电影大声欢呼的时刻吗？也不一定。

译制片里面的外国人“说中国话”看似平常自然，但这背后的翻译工作却绝非轻松简单。中国传媒大学的专家顾铁军教授为读者介绍银屏背后，中国影视翻译工作的现状。

“孤独症”病人在中国是一个不被大多数人了解和关心的群体。纪录片《星星的孩子》的制片人河山（Alexander Haase）认为解决问题必先正视问题。

在德国，一提起中国电影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张艺谋、陈凯歌、王家卫等男性导演。而许多中国女导演也同样拍出了优秀影片，但这一事实却鲜为人知。

中国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的成功仍在继续。2008年，又有一位中国导演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王小帅凭借他的电影《左右》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这是他第二次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2001年他的作品《十七岁单车》也获得过银熊奖。中德文化网在2007年的"来自中国的柏林电影节获奖者"系列专题中对王小帅进行过专访。

观众可以通过法提•阿金（Fatih Akin）的《索利诺》和《勇往直前》两部电影追溯到“移民题材电影”过渡到德国主流电影的发展过程。

纪录片电影人范立欣在专访中谈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现状，以及他对于在国家不断变化背景下的农民工生活的关注。

德国女导演、编剧贝蒂娜（Bettina Wilhelm）所拍摄的关于其祖父，德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纪录片，于2011年11月中旬在德国上映。

蔡明亮的《西游》用他独特的摄影角度、光影之美，和李康生和德尼•拉旺（Denis Lavant）电影屏幕上的肉身，带领我们进入思绪的旅程。

情节紧凑、诙谐、不可预测、略带血腥——柏林电影节博主尤塔•布伦德穆尔（Jutta Brendemühl）推介马克西米利安•艾伦魏因（Maximilian Erlenwein）新作《立体声》。

与博物馆不同，公共空间展出艺术从来就不是真正独立的。虽然人们将之视为将阳春白雪般的高雅艺术民主化的一种途径，但时至今日，公共空间里的艺术正越来越简化为地标性的摆设。
 

宁浩的《无人区》得到柏林影展观众的热烈回响，表现出把西部片移置到中国的可能性。

鬼是谁？我们又是谁？赵大勇的《鬼日子》和陈果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思考逝者、生者，以及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世界。

北京舞蹈双周近日圆满拉上帷幕。中国现代舞界的重要推手、此次双周的艺术总监曹诚渊与节目总监张月娥一道，为观众奉上了菜式丰富的“舞蹈大餐”。

不用花很多钱去买，而是自己打造便宜的设计家具，柏林一位建筑师免费提供的建造图纸使这成为可能。

十年来，导演组合“里米尼记录”（Rimini Protokoll）凭借被称作“日常生活专家”的剧场门外汉活跃在戏剧舞台上。

先锋戏剧在中国有日趋主流的发展趋势。赵川在文中探讨了在先锋之后，中国戏剧将如何发展。

2010年4月，《Work Shop》演出展示了参加工作坊的青年中德芭蕾舞团编导的作品。舞评人梁戈逻认为，对于中国芭蕾乃至中国舞蹈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有借鉴意义的成功案例。

京剧演员不带髯口不勾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传统的中国戏曲不断被革新，经历新的尝试，这样做能更加吸引观众吗？

2009年2月，德国“联邦十字丝带勋章”被授予有“香港文化教父”之称的荣念曾。他的实验戏剧《录鬼簿》随即于2009年2月13-15日在香港进行全球首演。

很多中国的父母并不认可美籍华裔蔡美儿的教育方法能够代表中国教育模式。《虎妈战歌》一书究竟是对所谓“中式教育模式”的赞颂，还是仅仅是又一次成功实现的“美国梦”？

四川大学教授王东杰不无遗憾的指出，阅读在今日的中国只是一种获取知识的工具。

赵远虹为许多中国家庭提供幼儿教育方面的咨询。她认为，中国的儿童一方面要完成家长的高要求，一方面又受到过分的溺爱。相比之下，德国的家长则更尊重孩子。

1871年，北京的“同文馆”最早开始教授德语。今天，约有1500至2000名中国学生在约25所中国高校中学习日耳曼学。一些日耳曼学专业在内陆地区的新近开设正标志着人们对这一专业的兴趣不断提升。

来自地球上人类聚居地的最南端——智利火地岛的经历。

纪录片导演顾桃谈逸志：“纪录片是放在生活的时空里的，与生活没有界限。我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在记录别人生活的同时自己也在平行的时空里生活着。”

在慕尼黑社会学者克丽丝塔•穆勒（Christa Müller）看来，目前在德国一些大城市之所以存在一股在市区开垦菜地的热潮，主要原因在于，当今社会许多人都在寻找可以使自然重返城市的公共空间，来为紧张的城市生活减速。

当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听说我计划学汉语的时候，他说，他真得劝我放弃这门学业，汉学可是个“无底洞”。

Kitsch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Kitsch无处不在。在所有西方的语言中都使用了这个德语词“Kitsch”。而Kitsch中文应该怎么说？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吧！

“Kitsch”这一词，是林小发（Eva Lüdi Kong）在中德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中遇到的较多的一个概念，同时她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遇到关于“Kitsch”的问题——以下是她的亲身体验。

社科院哲学所王歌认为，去政治化的消费主义和将人席卷入绝对政治化的洪流都是政治媚俗。重要的在于不能压制独立思考，只有通过每个公民的创造力和参与，发挥“微观政治”的力道。

含辛茹苦抚养孩子的父母到头来被孩子们称为是“祸害”？作者十年砍柴剖析了这一现象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

德国家长越来越看紧自己的孩子，而中国家长则患上了“群体性育儿焦虑症”。如何能够缓解这种四处蔓延的情绪？看儿童心理专家孙莉莉如何解读。

音乐教育在中国和德国有何区别？在中国学习西方音乐是“纯粹的身份象征”吗？慕尼黑的沃尔夫冈•马斯特纳克（Wolfgang Mastnak）教授对话上海的杨燕宜教授。

有了孩子之后，时间也变得宝贵，尤其是对生命的神奇和脆弱更为敏感了。这种变化也投射到我的创作中，对万事万物更加抱以敬畏之心，并想脱离以前的表象让作品更接近本质，更单纯。

在很多国家，富人会在封闭式小区中深居。但在德国，这种小区却一直无法推广，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夏日，坐在儿时生活过的村庄那温泉浴场畔的一棵垂柳下读书——对特雷西娅•莫拉（Terézia Mora）的闲暇时光而言，这棵树几乎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请热烈拥抱单调，而不是远离它。我们其实已经足够远了。

之前我还在市里参加如火如荼的文化活动，但随着假期到来，工作突然间就进入了断电状态，而我已经和其他人一样出去过夏天了！“断电”也就意味着我要抛开工作，去南法山区度假了。 

“社会主义经验”对中国当代艺术意味着什么？所谓西方艺术话语霸权，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北京大学于长江就此撰文分析。

北京的798艺术区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艺术兴旺发展的代名词。许多现在作品价格昂贵的艺术家早在20多年前就在"荒凉"的圆明园艺术区开始了他们的艺术生涯。

人有时也需要从家庭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卡拉万克山脉就成了作家托马斯•朗（Thomas Lang）心之所归，躬之所趋之地。

经过西方国家的三次性革命,性在当代有着怎样的发展状态和不同的表现形式？福尔克玛•席古什（Volkmar Sigusch）教授在文中进行了探讨。

2009年10月12日至2010年1月17日，北京艺术家艾未未的大型个展在慕尼黑艺术之家展览馆举行，作品类型横跨装置、雕塑、摄影、电影领域。

《偶像的黄昏》展览将在柏林世界文化宫展出至2010年1月10日，生活在北京和杭州两地的艺术家邱志杰以此来反映在南京长江大桥常见的自杀现象。

春药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都是关涉到性学、医学、药学和社会学的大题目，中国古代也留下了关于春药的大量史料。然而一部春药故事，盘整了几千年，眼下却以伟哥之横空出世而达到情节的历史新高。

香港的文化传播人陶杰以导演身份推出了他的电影处女作《爱寻迷》。他批评了如今在香港盛行的性消费，以及“灵魂”的缺失。

性与色情图片是互联网的主要内容。网络制造了性的泛滥，而各种新的危险与可能性也随之产生。

“性”的含义早已不再单单指发生在卧室里的那点事情，在生活中，我们几乎无处不遭遇到“性”。但是，人们还是不太谈起这个话题。为什么会这样？在这期焦点话题中，我们就将对这个“最刺激”的话题作一番探究。

艺术家们超越自身领域的经纬度之上落地在农村，落地是为了拒绝俯视……”，“还乡”是否正在成为中国艺术家之中的一种新风尚？

中国工业设计发展面临怎样的困局，从业人员过多？过度商业化？中小设计企业发展出路又在何方？

《南方周末》文章展现了字体从设计到编程的复杂，而长期被忽视的字库行业的艰难历程更体现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从档案袋到热水瓶：《中国东西》展览将中国的日常设计带入德国公众眼中。继法兰克福之后，从2012年7月29日起，人们可在杜伊斯堡库布斯艺术馆欣赏该展览。

《从小李到老李》在2009年由法国达高出版社推出，出版后即受到读者的欢迎。不久前，该书载誉荣归故里，推出了中文版。

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成人用品商店在中国开张。在那里性的问题却被当成需被治疗的疾病。如今年轻创业者成功的扭转了成人用品商店的尴尬局面。

2013年12月初开始，北京画家村宋庄开始了20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小产权房”拆除行动，艺术家和村民先后抵制强拆。

关停它，同情它，还是………地底下的“异托邦”。

当前中国的性文化出现了剧变，这些变化已经不再是20世纪最后20年那样的阶级斗争式的性革命，而是呈现为当前的“后性革命时代”。

一种颜色被如何认知，不仅因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还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然而，红色在各种色彩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较高的地位。

2013年11月23日，大理登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在这篇报道中，《纽约时报》把迁居大理的都市人称为“环境难民”。其实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甚至不是重要的那部分。在中国幅员广阔的未受污染的乡村，为何偏偏大理成为最受青睐的目的地？答案在这里。

今天的艺术之多，前所未有，要分清良莠似乎极难。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如既往地形成各自的品质判断。他只需信任自己的艺术感觉并加以训练。

不管在中国还是德国，我们如今每天都会遇到艺术。越来越多的艺术品经过长途运输被展示在国际展览中，如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鉴赏。我们的作者们在文章中追问：在中国和德国有着哪些针对艺术质量的讨论。

曾经雇有20万工人为中国工业增长锻钢铸铁的首钢工厂，今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电子音乐节的举办地，超过1万名电子音乐爱好者参与了这场盛事。

“波形板顶盖”让台北声名远播。

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城市的街变成了大马路、只承担交通功能？为什么车流把人群挤到角落里去了？哪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介入了街的建构和变化，导致其违背了以居民为本的原则？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米歇尔•哈特曼教授（Michael Hartmann）探讨德国年轻人就业形势的不稳定对其心态的影响。

尽管拥有大学文凭甚或博士学位，低收入的独立创业者的数量仍旧持续增多。

在Mundraub.org上能够找到哪里有可以免费采摘的野生水果、野莓或者草药。

“山寨的走红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符合了中国人又要便宜又要面子的心态。这或许就是Kitsch的力量。”

这位女作家在专访中就在中国不同阶层所面临的心理难题，他们应如何追寻幸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的官方建筑更多体现的是领导们的审美，并非建筑师。这也使各地建筑风格总跟着政策和领导人的变化而摇摆。

德国著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托马斯•西弗茨教授谈迪特尔•哈森普夫卢格博士关于中国现代城市发展的专著，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绝不是在西化。

2010年，新国家博物馆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正式对外开放。主持改建的德国gmp建筑事务所对改建方案的前后修改过程是近年中国关于国家标志建筑风格讨论的一个缩影。

涂鸦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占据着原本属于商业和政治用途的城市空间。它们继承了中国在公共场所题字的古老传统。

“对中国人来说，当着旁人并公开地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感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女记者欣然在《见证中国》的前言中写道。在中德文化网对她的专访中，欣然讲述了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她写书的动机以及读者对此书的反响。

观众熟悉的演员史可走出国门的第一站即是德国。从十几年前的第一次接触至今，德国给史可带来了许多影响。

是“让人怀恋的民主德国”还是“秘密警察遍布的民主德国”？历史学家阿奈特•艾贝尔勒（Annette Eberle）探讨了1989年以来德国电影呈现的十分详尽、又相互矛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记忆。

从当年恶搞视频只赚眼球不赚钱，到今天微电影的投资热潮，社交网站、视频网站、传统企业共同开启、发掘了这一原创视频内容的商业潜力。

中国建筑师王澍2012年获得了著名的建筑界大奖普利兹克奖。由于他的建筑作品几乎都在浙江一省之中，这份奖项尤其显得与众不同。

原创漫画家夏吉安在自己的作品《房奴》中展现、探讨中国城市问题的焦点——房产问题。

在德国，许多创意人士反对绅士化，这是为了给自己的形象保留一个浪漫的背景，还是为了展望一个更美好的城市？

德国一家协会即将庆祝其三周岁生日：2006年1月，德雷斯顿的几位市民成立了“德累斯顿中国亭协会”, 旨在借此提醒人们不要忘却中德的一段历史。

Web2.0给在线教育带来了怎样的最新发展? 欧洲和中国与美国相比在在线教育方面又有哪些差别和机遇？网络教育研究者毛向辉就此撰文分析。

是“让人怀恋的民主德国”还是“秘密警察遍布的民主德国”？历史学家阿奈特•艾贝尔勒（Annette Eberle）探讨了1989年以来德国电影呈现的十分详尽、又相互矛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记忆。

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阿尔伯特•施贝尔教授40多年来一直在国内外担纲各种建筑项目。他为歌德学院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验，自1994年他曾多次在中国参与重大项目。

作曲家兼指挥家维金塔斯·巴尔塔卡斯为您讲述音乐创作过程中他冒险的瞬间。

在我们已被数码媒介充分开发的感官世界里，气味依然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数码产品越来越擅长重现声音与影像，却不太长于重建气味。数字化气味的开发因此被视为具有探索潜力的研究领域。

几百年来中国每年都有虔诚的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时至今日他们仍一如古人，克服肉身的劳顿，踏上一场精神之旅。

作家格奥尔格·克莱因(Georg Klein)讲述火星一号（Mars One）探险计划。

香港剧场编导冯程程讲述她在不会德语的情况下去德国观赏戏剧的有趣经历。

电脑游戏中通常充满了历险，主角都以英雄人物为原型，故事情节从奥德赛到中世纪的骑士叙事诗。尤为吸引人的是那些能够由玩家参与创作冒险内容的游戏。

青年导演邢健自己出资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长片《冬》，并在严寒的东北完成了影片的拍摄。我们对此进行了采访。

童年记忆里的画面——屋外车灯的光与交通信号灯光交替着透过儿童房的窗户，投射在起伏的窗帘上——这就是我最初童年的“电影”画面。

在“星”与“夜”等一系列作品中，托马斯•卢弗以摄影的方式呈现了一段探索黑暗的奇幻之旅。在采访中他还谈到了其作品中所呈现的人对夜晚的感知。

在普通人眼中，盲人的世界里只有永恒的黑暗，而常人也很难想象在没有光的世界里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黑暗餐厅”和“黑暗博物馆”使来宾感受盲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

我们入睡，他们上班：当整个城市在梦中沉睡，看门人、书报亭老板和保安却在度过他们的又一个不眠夜——记慕尼黑夜幕下的三次邂逅。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夜晚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鉴于我们在当今的都市社会中对待夜晚的方式，我们不妨重新关注古代哲人的智慧，从阴阳互根的角度来观察白天和夜晚相互渗透的关系。

无论在南极还是在赤道，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我们生命中有一半的时间要在夜里度过。在本期焦点之中我们将找寻中国和德国的“夜色”。我们将与“夜猫子”、失眠者和守夜人一起，坐夜班车，逛夜市，在夜色中展开图景与对话。

他睁着眼，试着回忆天空，回忆它的蓝，它的高，它的深邃。然而他看到的只有黑暗，只有黑暗中触手可及，咄咄逼人的墙。他感到这些墙正从四面八方向他逼近，压迫他，攥住他。

人们常抱怨欧洲缺少“公共领域”，事实上，具有活力的公共领域是存在的，虽然它非常脆弱，而且与我们想象中的形式不同。

互联网上的围墙会有怎样的未来呢？ 安珂·多姆赛特-贝格支持网络自由。

筑墙的理由往往是提供安全、秩序和稳定，墙能够兑现这种承诺吗？

安德雷亚斯·赫克曼在慕尼黑主流文化之外取得成功。
 

约瑟夫•福格尔在论文《资本的幽灵》中，分析了当代人对经济的认识，并提出一个疑问：面对当前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危机，我们如何还能够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一个有意义并且理性的体系？

德国对于历史电影的狂热目前有所降温。尽管德国观众依然想看反思自己国家历史的影片，但是这些影片需要新的模式。最新的发展趋势是：转向周年纪念日。

崔永元与中国传媒大学宣布在口述历史方面进行合作似乎再次掀起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热潮，然而口述历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限制？

艺术家黄锐常常在他的作品中触及到中国历史。2009年，他主编的摄影和艺术作品集则触及到了德国的历史。

2010年秋天，一些原红卫兵的反省和忏悔引起了不同媒体的关注。社会评论家潘多拉提出，这种个人的自省能否扩展到整个国家层面？

文化大革命母题令几代中国导演沉迷，他们竞相用自己的手法反映他们的个人体验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

中国历史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从文革到中国经济的腾飞，都在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

艺术家邱黯雄创作的装置作品和动画电影带领观众踏进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间之旅。德国学习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斑斑声影。

历时8年，王刚想写一本与他的父辈作家不一样的作品对文革进行反思。

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生活在劳动社会中。当马克思被作为工人运动理论创始者纪念时，人们经常忽略了他是以自由支配生命中的时间为出发点的。

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和德国哲学家斯特凡•戈泽帕特（Stefan Gosepath）都研究了平等和正义的问题，两人就针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复杂的新平均主义进行对话。

学者秋风阐述儒家传统中关于私人财产、市场交换生产与财富分配体系及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

资深媒体人周学东认为，奢侈消费在中国的发展，作为个人的权利的体现，并非坏事。然而依托政商勾结的畸形奢侈品消费，正在摧毁着奢侈品本身的商业神话。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接受中德文化网采访，谈政治如何通过对媒体以及消费文化的控制，进而实现对于人们欲望的影响。

顾彬（Wolfgang Kubin）曾经因为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而引起轩然大波。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在此他深入探讨了自己对翻译工作的一些看法。

关于对上海的书写，陈丹燕是非虚构写作中最重要的作家。她从历史的漫漫泥沙中打捞出被时光磨砺之后的珍珠，用文字擦亮那些被遗忘的故事，让它们重新绽放文学的光芒。很多人通过她的书写，才触摸到了有温度有呼吸的上海历史。

如画的风景，棕灰色调，风景中建筑的线条迷乱，但爆炸突如其来，烟尘如雨洒落。电影《悲兮魔兽》于2015年威尼斯电影节上全球首映。

日耳曼学家奥斯特海默（Michael Ostheimer）认为，姜戎的《狼图腾》在东西方都引发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宣扬了令人质疑的将文化自然化的观点。

作家陈希我从自己80年代出国，90年代又坚决回国的经历和感受出发，探索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爱情及文学与故乡的关系。

从满怀乡愁的诗情回忆，到朝圣一般的寻根神话，再到喧嚣苦涩的小城故事，“故乡”在中国电影中被赋予越来越复杂的文化意义。

著名藏族作家、诗人阿来就中国人心目中的故乡提问：这个故乡是虚饰的，还是一种经过反思还原的真实？是抽象的道德象征，还是具象的地理与人文存在？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第三拨移民高潮已成愈发汹涌之势。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精英们放弃了国内的优越地位而远走他乡呢？

耶拿大学哈尔姆特•罗萨（Hartmut Rosa）教授为德国《蓝骑士哲学期刊》撰文，深入分析了社会关系的快速改变以及全球化世界的发展对传统故乡概念的改变。

时隔多年，德国影坛上终于再次出现了一部“乡土影片”，它获得成功的秘诀是：真实地展现地方特色，说一口纯正的方言。

1941年出生于柏林、曾获德意志国家奖的著名德国女作家莫尼卡•马龙（Monika Maron），撰文回忆其在原东柏林的成长经历和复杂内心感受。

德国女作家西比勒•贝尔格（Sibylle Berg）描述自己对在原东德的故乡的感受：“我从未想到过，有朝一日我会思索曾被自己深深误解过的故乡的概念。很长时间我都相信自己可以四海为家，不会散发出多愁善感的气味……”

在东柏林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的戏剧导演阿明•彼得拉斯（Armin Petras），谈如今德国东部地区人们心中的前东德心结。

面对让个人难以应对的全球化，最新的德国文学又开始重新寻根。而其中年轻一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召唤祖先。

数年来，很多德国人为了去国外工作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很多定居德国的移民也重返他们的祖国。但是这一趋势正在减弱：2010年以来，德国复苏的劳动力市场使外国失去了吸引力。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刘文楠认为，精英大学更开放，更有服务社会的自觉；而普通高校则更有自信，更有理想和上进心。

僵化的高等教育模式用在通识教育上或许还行，绝不适合精英教育。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高中毕业生基数的中国，在精英教育方面或需像进口奢侈品一样交由外国高校承担？

很多大学都愿意给自己贴上国际化的标签，但到底怎样才算达到国际化？专访柏林自由大学国际合作中心主任赫伯特•格里斯霍普博士（Herbert Grieshop）。

中国传媒大学卜希霆认为，要解决大学生创新能力匮乏，除改善教育教学外，引导学生开展创造时间和注重“五商”培养同样重要。

对话盲诗人、歌手周云蓬

自由学者秋风认为，当下中国欲形成优良治理秩序，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君子养成体系，以培养一个兼具德行、技艺和智慧的精英群体。

南京大学董健、王彬彬、张光芒三位教授撰文梳理启蒙思想百年来在中国的曲折历史，探讨究竟是什么使启蒙思想在中国屡受阻碍。

享受高水准生活的德国人却容易陷入对未来的恐惧？一位德国作家从一个古老的格林童话出发分析未来恐惧的成因和克服方法。

社会越进步，心理问题越严重？成就型社会下的生活肯定有许多阴暗面，然而人们对此的认识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生活不稳定，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缺乏父母关爱等问题，正困扰着约5500万进城农民工的子女，并带来越来越多心理和社会问题。

层出不穷的各式“圈地运动”，使大量中国农民为未来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而担忧，而“进城”的道路对他们而言同样前途渺茫。

从对通货膨胀的不同忧虑到教育、住房和养老，中国人对未来的忧虑因贫富悬殊而差别巨大，而制度改革的难以突破是否已导致了越来越多精英阶层“做空”中国的未来？

为什么《启蒙的艺术》展览在中德两国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作者认为有必要对“启蒙”一词含义重新进行启蒙。

歌德学院（中国）院长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认为，德国媒体副刊关于《启蒙的艺术》展览的愤怒只是加剧了中德双方相互之间刻板感知的不断固化。

黄燎宇教授在德国的演讲中讲述中国人人平等观念的来源、农民起义以及宗教宽容，并质疑欧洲向中国传播启蒙的企图是否有班门弄斧之嫌？

以格雷戈尔•施耐德（Gregor Schneider）自1985年起将其父母的住房改造成了一个沉闷的迷宫为例，艺术史教授萨比内•奥奇（Sabiene Autsch）探寻艺术中的恐惧。

关于当今社会中文化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以及文化在人们共同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众多非政府组织资助下兴起的“村民影像”运动，其核心是将“影像的权力”赋予普通的农牧民，通过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纪录，在环境保护、民主发展和文化传承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0年8月，中国在娱乐媒体范围内掀起了“反三俗”之风，然而官方所反的，往往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3个月过去了，一些被划为三俗的节目仍在电视上热播。

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圈子都渴望夺回被认为受西方控制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评价与解释权，但中国似乎还缺少独立的艺术批评。

当代中国艺术在过去的十年中迅速走红，正如政府官员正在接近独立的艺术群体一样，艺术与商业也正在俏然靠近。反省的时代会到来吗？

克里斯蒂安·Y·施密特对德国与中国购物商城的极为特别与公共的空间进行了比较。

被城市的喧嚣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寻找到了可以让身心获得释放和舒展的好去处，但这也使得尘世仅剩的几块净土成为了商业开发热捧的对象。好在还是有人想出了不一样的办法。

在中国城市化浪潮的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选择外迁。然而，河北省洺河村小区却焕发生机，社会凝聚力不断增强。洺河村的新生归因于一度被查禁的民间武术和宗教团体梅花拳的复兴。

哲学家周国平批评对东西方文化优劣的讨论，提倡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宝库”。

艺术是作为传媒业的帮衬迷失在虚拟世界，还是能够对全球娱乐文化风潮进行审视和批判？伯恩哈德•塞雷克瑟教授（Bernhard Serexhe）在系列文章第二篇中提问。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内容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唾手可得，这意味着什么？伯恩哈德•塞雷克瑟教授（Bernhard Serexhe）认为，这并不等于自动获得知识和参与文化。

希尔马尔•霍夫曼（Hilmar Hoffmann）：文化作为一个共同体“生活的精神基础”，必须要让尽可能所有的公民参与到文化与政治的公众舆论之中。

创造性如今简直就是成就的同义词。德国《时代》周刊的文化副刊编辑汉诺‧劳特贝格博士（Hanno Rauterberg）撰文，讲述当今社会中，艺术家如何将不同的荣耀集予一身。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巴特曼（Christoph Bartmann）认为，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博物馆更好地体现“文化”在现代的形式演变。

中国传统的民间结社现象具有什么特性？反映了中国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什么关系特点？这种民间社会与西方制度文化背景中的非营利部门和公民社会有何不同？

国家资助文化事业——这究竟是浪费金钱还是一种投资？鲁尔2010项目（Ruhr 2010）经理，奥利弗•赛特博士（Oliver Scheytt）谈德国作为一个文化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满足的各种要求。

德国人被认为是协会迷，这并非没有道理。据估计德国的协会数目可能达到五十万。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韩水法教授认为，慈善不仅本身就是好的，而且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及其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合理发展也是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的。

帮助穷人、老人和残疾人属于欧洲百年传统之一。 但直到今天，围绕该以什么方式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

数据可视化是一种解读性的行为。在数据转化、筛选和描述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被歪曲的可能性。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数据可视化是如何反映现实情况的？

陈晓勇是目前在国际音乐舞台最活跃的中国作曲家之一。从2010年10月起他在汉堡音乐戏剧学院任客座教授。

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步步失去对“道统”的担当？8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思潮与知识分子道德沦陷是什么关系？资中筠先生在采访中讲述自己的担忧和对再启蒙的期望。

2007年以来，霍吾道（Udo Hoffmann）在《德中同行》系列活动中把100多个德国乐队带到中国。

已经没有什么知识分子了，有的只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喜剧演员。还有男人——但我对他们的意见兴趣有限，西比勒•贝尔格如是说。

在中国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这一年，著名作家毕飞宇与德国的接触越来越多。与德国人打交道让他意识到，遇事“不要忙着做结论，要做体验”。

女诗人和自由作家诺拉•波松，1982年生于德国不来梅，曾于柏林洪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和罗马大学学习文化学、哲学和文学，硕士毕业论文以导演大卫•林奇（David Lynch）为题。她在不同的文集与文学期刊发表诗作后，因2006年发表的小说《地带》和2007年发表的诗集《无动于衷的狩猎》而成名，第二部小说《韦伯的记录》已经于2009年出版。

弗罗里安•加伦伯格尔的电影《约翰•拉贝》从2009年4月2日开始在德国影院上映，并将有望于4月底在中国上映。在中国完成了近两年的拍摄工作之后，这位导演想把中国的哪个习惯与理念带回德国？

2010年8月，朱建华教授成为首个当选国际日耳曼学协会主席（IVG）的中国人。

这位德国女摄影师2011年9月至10月在北京参加了歌德学院的艺术家驻留项目，主要拍摄年轻妇女。

2010年10月，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荷尔德林交响曲》将由中国爱乐乐团在他的指挥下实现世界首演。

在他的最新项目《中国女人》中，作曲家将巴洛克音乐和京剧结合起来。该剧将于2010年6月在波茨坦首演。

在2010年5月与中国中学生和美术学院大学生的交流给歌德学院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9年，台湾作家陈玉慧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朗读了她的小说《海神家族》，书中的主人公被称为”台湾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上海离哪里遥远》讲述了逃亡到上海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命运。这本书的作家乌尔苏拉·克雷歇尔（Ursula Krechel）第一次来中国是1980年。

高立希（Ulrich Kautz）1961年开始与中国接触，近30年来他翻译了包括余华的《活着》和阎连科的《丁庄梦》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

从2000年与德国真正接触开始，田蔓莎与德国戏剧界的联系就再也没有中断，她觉得柏林喜歌剧院对传统歌剧的现代演绎给了她艺术创作很大启发。

作家苏童以众多长篇和短篇小说在德国为人所熟知。2008年8月，他的长篇小说《碧奴》在德国出版。在莱比锡生活的三个月是他在德国最美好的回忆，在那他有足够的机会品尝德国啤酒。

施寒微教授研究中国和中国历史已有四十余年，他认为“汉学是一门欧洲的科学”。他的最新著作写中国人对于“命运”的理解，通过这本书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欧洲思想史。

2009年前往香港爵士音乐节的邀请为这位柏林的爵士歌手开启了中国的大门。

11年前，他办了在中国的第一个展览，主题是马可波罗。现在他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艺术、自然和技术结合起来。他用竹子和织物做成的亭阁是德国大道的标志。继广州之后，2009年6月在沈阳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他的这些作品。

作家余华已有3部小说在德国出版，他认为，德国人把工作和私人生活分开对待的理念很值得中国人学习。

西川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2009年夏季“诗意城市”活动的策划人。如果有机会，他想和诗人荷尔德林换一天生活。

著名音乐评论家、拜罗伊特音乐节的钟爱者刘雪枫在德国大道广州站上谈德国古典音乐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他的新书《朝圣——瓦格纳的拜罗伊特》也于2008年出版。

她是非常成功的作曲家、人声表演家和作家。2008年11月，刘索拉与德国现代室内乐团合作在香港演出六幕剧《惊梦》。她从2002年起出任柏林世界文化宫的国际顾问。德国观众对她音乐的理解使她有“如鱼得水”之感。

他们为自己发现了北京。他们把在那里看到、听到的，加之自己独到的见解记录在书中（《北京——一个导游》苏珊•梅斯默尔著，2008年6月出版）、电影中（《北京浪花——中国首都的朋克和摇滚》，拍摄于2005年）和即将推出的CD：《中国美妙对话》中。

林兆华，戏剧导演，致力于推动中国实验戏剧，融合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中国古典戏曲以及说唱元素。1994年排演《浮士德》；2003年执导《皮脸》，2004年与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和德国导演Harriet Maria Peter Meining在北京举办戏剧工作坊。

很多人听到金星这个名字，想到的首先是她在95年做的那场变性手术。如今这位家喻户晓的舞蹈家与她的德国丈夫汉斯（Heinz-Gerd Oidtmann）和三个孩子生活在上海。如果可能，她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换一天生活。

奥运会之夏，艺术家李继伟装扮了驻北京的德国大使馆，2008年11月初，他又为广州的德国大道设计文化亭。而李继伟和德国的渊源还很深很深。

专栏作家塔妮亚‧杜克斯与艺术家卡塔琳娜‧格罗瑟在她最喜欢的冰淇淋店碰面，谈起她与柏林的关系，以及这座大城市所蕴含的平行世界的魅力。

龚琳娜是中国新艺术音乐的开拓者。她与她的丈夫，德国作曲家老锣（Robert Zollitsch）生活在巴伐利亚。2009年，多个欧洲音乐节上都有她的身影。

2011年9月，萨克斯演奏家李铁桥将参与著名德国音乐人彼得•布勒茨曼（Peter Brötzmann）和旅德音乐人徐凤霞的访华巡演，共同在无锡、杭州及北京等地演出。

这位德国摄影师与中国导演王全安合作的第五部作品、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鹿原》将于2011年春天摄制完成。

在德国生活26年并取得令人瞩目的职业成就之后，圆号演奏家韩小明回到北京，出任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

2011年3月王家新将在德国展示其由顾彬（Wolfgang Kubin）翻译的一本诗歌作品选集。

著名诗人于坚于2011年10月在德国举办了巡回朗诵会。他的诗集《0档案》已被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

杨燕宜教授曾在德国留学、生活9年，并获德国基尔大学音乐教育博士学位，目前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任教。

2011年1月至2月，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将展出这位德国雕塑家新创作的大型作品。

雕塑家王书刚在鲁尔区生活了十年。2010年5月，他的雕塑作品将在德国驻华大使馆展出。

这位年轻的作曲家2009年获得了恩斯特•冯•西门子音乐基金会颁发的作曲奖，她最想和德国的朋克换一天生活。

这位来自中国的著名小提琴家现生活在德国，曾在多个重要国际比赛中获奖，而且是钢琴三重奏组Trio Parnassus的固定成员。

为了计划在2011年9月于中国首映的中德合拍电影《爱封了》，江一燕曾多次往返柏林与中国之间。

作为许多中国作家和诗人的翻译者，他是在文化交流领域默默贡献的英雄。

2009年，马丁•瓦尔泽的《恋爱中的男人》获得了“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谈到莫言的小说，他赞不绝口。

这位曾留学德国的艺术家在摄影作品中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交流颇为关注。2012年10月，缪晓春还将参加在德国卡塞尔举办的中国公共艺术展项目。

她所导演的中德合作话剧《龙牙》于2011年6月在青岛话剧院开演。

2010年11月，中国当代最具成就的实验戏剧导演孟京辉的话剧作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将登陆德国，在不伦瑞克国立剧院小剧场上演。其实，孟京辉早在1993年便已同德国第一次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位德国女汉学家在研究和教学之外，还致力于与丈夫杭曼青（Martin Hanke）共同创办的东亚出版社。2012年6月1日该出版社将迎来5周岁生日。

赖因伯特•埃弗斯，吉他演奏家、吉他教授，多年来数次在中国的音乐会上演出。他现在正在为将于2011年8月在沈阳举办的一个音乐节上演奏海特尔•维拉-罗伯斯（Heitor Villa-Lobos）和巴赫的作品做准备。

2010年，作家方方的小说《刀锋上的蚂蚁》出版，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她在德国停留的那段时光。

他们合作的纪录片《上海幻梦》今年6月在上海世博会上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电影讲述了四位不同背景的中国人在上海的生活故事。

移民话题在欧洲正热。在讨论中，移民的人际网络的意义却完全被低估。奥尔特莫（Oltmer）教授在此讲解移民的人际网络的构成要素：信任。
 

2012年夏天，这位曾留学德国慕尼黑的画家将参加由中、德两国各八位艺术家共同举办的抽象画展览《China Germany: Abstract Painting Today》。

顾彬（Wolfgang Kubin） 生活在波恩的汉学教授、抒情诗人、翻译家。30多年来他一直通过自己的翻译来促进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同时也时刻以批判的眼光关注着中国的各种发展。2007年8月底他因其成就获得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虹影1962年生于重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代表作有长篇《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饥饿的女儿》、《K》、《孔雀的叫喊》、诗集《鱼教会鱼歌唱》等。现居北京。

他曾想让中国皈依基督教。结果却是中国征服了他：使他从一个新教传教士，变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狂热崇拜者。

在日本的经历令她走上了纪录片的创作道路。她是一位会埋头坚持用十几年的时间创作一部纪录片的女导演。2008年4月，冯艳带着她的纪录片《秉爱》作客科隆国际妇女电影节。

他们来到中国时身份各异：外籍工人、殖民主、传教士、医生、建筑师、商人、军人、流亡者和大学生。下面是对德国人在中国的历史的简短概述。

柯罗夫位于大楼底层的工作室座落在泰康路背街的一面，这里原来是法租界。他的工作室内部尽显艺术家的创作繁忙。

《1001夜》中的山鲁佐德，她每讲述一个故事，都是在死亡中寻找生路，而不死的秘密就在于制造谜团，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或许艺术有类似的宿命。

艾未未，艺术家。1957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1983年至1993年在美国纽约生活、工作。星星画展创始人之一，当代中国实验艺术的领军人物，领域涉及建筑、雕塑、绘画、家具、策展等多方面。

陈薪伊40岁起开始导演创作生涯，在此之前她一直作为演员为观众所熟知。如今她导演创作的剧目已有六十余出， 2006年她在柏林上演了她的大型京剧交响剧诗《梅兰芳》。2008年夏天她将再访欧洲，参加芬兰萨翁林那国际歌剧节。

51岁的上海人林栋甫是中国人所熟知的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和配音演员。在他的家乡，他经营着House of Blues and Jazz音乐酒吧，它于2008年3月重新开始营业。喜爱爵士乐的林栋甫常常去汉堡拜访他的多年好友——德国著名摇滚乐家乌多•林登贝格（Udo Lindenberg）。

2008年4月，中国31岁的女作曲家王琳应慕尼黑双年音乐节之邀首次公演了其作品——《叽哩咕噜》。她的音乐将东西方的音乐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多年以来，对于她来说，德国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

中国不是移民国家，在华外国人的数量却在持续增长。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外国人政策呢？

来自北京的当代女艺术家尹秀珍曾经用牦牛油将藏式的鞋子填满、在受到污染的河水里洗衣服。在她最近刚刚做完的一个艺术项目中，她在德国纺织名城开姆尼茨通过缝补和翻新旧衣服唤醒了人们对东德纺织业的记忆。

翟永明，中國當代著名女詩人。作品被翻譯成英、德、日、荷等國文字。現居成都寫作，其經營的“白夜”酒吧，是成都藝術家、詩人匯聚的場所。

弗兰克•沃尔夫 (Frank Wolff) 生于1945年，毕业于弗莱堡音乐学院音乐系，后在法兰克福从师于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他采用拼贴方法把音乐和诗艺结合在一起。弗兰克•沃尔夫，这位“与琴共舞者”，在他的独奏音乐会中，以独特的音色和泛音技术使观众耳目一新。

早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用笙演奏中国传统音乐的时候，吴巍就开始接触欧洲音乐。但是直到他来到欧洲之后才意识到，西洋音乐是与那里的自然风景、建筑和绘画紧密相连的一个统一体。

欧阳江河，生于1956年，原名江河，著名诗人，诗学、音乐及文化批评家。1979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1994年出版中德双语诗集《玻璃工厂》。1993春至1997年初居留美国。1997年3月至9月在斯图加特生活、创作。现定居北京。

克里斯托弗·德吕瑟（Christoph Drösser），数学家兼德国《时代》周报撰稿人，讲述数字的建构,以及越来越被认可的用计算机类论证数学的问题。

热门单曲无法预测，为何大数据仍在改变音乐行业现状？

近些年来，许多独立戏剧艺术家离弃了舞台，偏爱在远离剧场的环境中表演，并似乎由此将演出拓展到了艺术空间之外。但是，观众、表演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否就此改变？剧场这种机构是否会因其陷于无形而面临消亡？
 

有两个李磊，一个是激情澎湃，追求自由的艺术家李磊，一个是严谨踏实，强调责任的美术馆工作者李磊。我一直很好奇，这两个李磊是如何相处的，这两种身份竟然在一个人身上神奇般地和谐并存。
 

四种观点

在德国，文学评论本身往往成为质疑和批判的焦点。这表明文艺评论正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中。

 “城市故事”专栏作家塔妮亚·杜克斯在位于原西柏林市中心的瓦尔特·本雅明广场对出版人卡琳·格拉夫进行了采访。

中国古代采用十进制，有多种记数法？

艺术家詹蕤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归纳、整理和转化等过程，让自己变成一个社会现实中各类数据的记录员， 如艺术家龚剑所言，“（詹蕤）以一种类似于结绳纪事的方式，回到艺术创作的原点”。

侨居德国的匈牙利女作家特蕾萨·摩拉关于信任、制服与玻璃刀的观点

人口普查为中国提供了最准确的人口数据，每当人口普查结束，我们会发现大量历史数据被修改，大批政策发生了突变。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人口普查也会产生错误的数据，给政策的制定造成误导。

“想要获得真相，就得以公平的态度和情感与人相处”——作家李娟曾与哈萨克牧民居麻一家一同进入沙漠深处，观察和记录他们的冬季转场生活。

在台湾，随着M型化社会的演进，儿童的生活与学习状况也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城市儿童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经济弱势家庭的孩子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一位曾在世界各地玩儿滑板的人，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街头的体验。

作家托马斯•朗（Thomas Lang）分析自由作家的工作形势和德国图书市场的商业机制。

在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如何从资本与理性的共谋关系入手，探求民富国强之路，同时又如何遭遇和面对“生活的无意义”？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对此进行分析。

一个中国人会怎样改造德国孩子的圆锥形糖果纸袋？一个德国人又会赋予中式怀炉什么功能？柏林的设计师吴祎萌讲述她的艺术项目“物人合一”。

“屌丝”一词真正的来源是哪里？又何以在最近几年中快速流行，以致《人民日报》都加以报道？人生成长曲线中的哪些点促成了“屌丝”一代？

作家矫健，讲述一段他下海经商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他走出书斋，投身于一个陌生而混乱的世界……

北大副教授、评论人胡子从“屌”字使用的普及和“屌丝”在网络用语中的大规模流行之中，分析中国青年一代对阶层出身和社会地位感受的激烈变化。

“Kitsch并不是对象，而是一种懒得再看第二眼、不求甚解、不愿换个视角的态度。”文化学者弗朗齐丝卡•霍赫瓦尔德博士（Dr. Franziska Hochwald）在本文中梳理了Kitsch的历史及其多种定义。

选择创业的人大多是风险爱好者，在好奇心的驱使踏上一条惊险又刺激的道路。女性创业者亦如此，她们展现出对环境的强大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在一片男性丛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历史上，中国数学和欧洲数学都有辉煌的成就，但它们走过的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覆盖多语种、写作神速：新闻行业使用可自行撰写文章的软件越来越普遍。

2012年这个龙年会带来什么呢？生活在北京和柏林的自由作家柯立思认为他能“非常准确地预言一切”。

阴历7月15号，中国阴历中的中元节，这一天北京的大街小巷的十字路口处聚集了众多的市民，他们为自己故去的家人烧纸以安慰他们在阴间的灵魂。

     一位新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译者，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没时间。耗费时间的事情统统搁置一旁，除埋头翻译之外别无其他。

     北京的宋庄画家村，一年一度的独立影展又小心翼翼地开幕了。和欧美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独立影展不同的是，这里的影展需要躲警察。但是这并不是宋庄独立影展的全部使命。

这位年轻的评论家和策展人2011年出版了新著《中国：德国新闻媒体的童话国之二》，反思德国媒体对艺术家艾未未的报道。

     中国已故前总理周恩来曾经将电影称作“铁盒子里的银色大使”，意指这一大众影像艺术能够承载本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文化观念乃至意识形态，与其他国家的民众彼此交流。从1949年至今，中国（大陆）电影在海外的放映与传播历程可谓跌宕起伏，既有与世隔绝的冰河期，也有在国际影坛活跃非凡的黄金岁月，更有近十年来娱乐为王、固步自封的新保守时期。中国电影对海外传递的文化价值，也因时代变迁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30年来，这位德国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对中国考古学的传播和研究工作。近期她的研究重点是位于新疆昆仑山脉、具有3000年历史、反映早期斯基泰文化特征的流水遗址。

或草草编就，或精心设计——打造数字身份的方法可谓形形色色。在今天自由职业日益普遍，信息随取随用的时代，塑造并把握自己的网络形象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

文化交流中如何才能由“双向通道”代替“单行道”，由原先的文化输出转向不同文化间对话，从合作转到共同创造？沃尔夫冈•施奈德（Wolfgang Schneider）教授讲述相关理论和实践探讨。 

     刘野，1964年生于北京前门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1986年至1989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毕业后于刘野1989年11月考入柏林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系，师从写实主义画家福尔克尔施特尔茨曼（Volker Stelzmann），1994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后，返回中国从事艺术创作。 

早在活动开始前，多尔斯•格吕贝恩即向主办方表示自己无意参与此次对话，而是宁愿“默默坚守若干不容商榷的理想”。莫妮卡•马龙虽无法断定日后是否会为参加这次对话而深感后悔，但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她表示将向中国同仁提出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可以读什么书？我如何能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

     吕志强，生于北京，外号“狗子”，北京前卫音乐界名人。20世纪80年代曾在北京做霹雳舞演员，90年代开始也曾组织过名叫“三八”的一支重金属乐队。1995至1999年在德国生活，接触各种当时在欧洲也属前卫的音乐形式，深受触动和启发。

这位德国作家曾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学习和生活多年，2009年因其第一部纯文学作品《边境行走》而名声大振。5月25日和6月1日，他将分别与中国作家迟子建和黄梵在上海和南京进行对谈。

“Culture Collide China”（文化撞击中国）活动在德国科隆举办，探讨当今中国的文化创作、特别是电子乐方面的话题：德国和中国之间的DJ交流如何？中国的电子乐面临着哪些挑战？

2012年3月，这位定居德国的华裔女音乐家在多个德国城市演出，随后5月她将与两名法国乐手一起来中国进行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