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下乡! 我是为农村写作而生的

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农村
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农村 | Photo: © ImagineChina / Zhao Pengfei (赵鹏飞)

出生并长大在中国西北农村的贾平凹,将描写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社会问题及其背后的中国农耕文化的长与短视为他文学创作的核心。纵观他的作品,就是一部“中国百年来的历史”

     十九岁我离开了农村成了城里人,这如同剪断了脐带,但我还是母亲的儿子。几十年里,我在城市里写作,作品几乎全部是农村的题材,因为我的父母兄妹仍在农村,时不时我得回去看望他们,他们也到城里来看望我,我对农村的发展变化了如指掌,而且在城里呆的久了,站在城里人的角度,更能看懂农村。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的任何成就和出现的任何障碍,说到底,一切又都来自农村。所以,站在城市的角度观察农村,(这和站在农村观察城市一样),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在观察着中国。于是在几十年里,我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比如早期的《商州初录》、《浮躁》,后来的《鸡窝洼人家》、《天狗》,再到后来的《古炉》、《秦腔》、《带灯》。即便这其中也写了《废都》、《高兴》、《土门》,内容是写城市的,其实也写的是农村人进入城市后的故事。评论家在评说我的作品时,说纵观我的作品就是中国百年来的历史。

      农村问题永远都是土地问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建立共和国后,首先是分地富阶级的土地给贫苦农民,然后是收回所有土地归国家,实行人民公社,再后是把土地分给农民,承包耕种,这就是开始了改革,再再后到了现在,逐步购回土地,政府或企业家经营和开发。土地始终是农民的那些土地,分了收,收了分,分了收,分分收收就是无数次的革命,中国在这样的革命中发生了各种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中,农民的命运起落不定。同时,中国的文化说到底是农村文化,它的优秀和糟糕,根源也都在农村,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和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之所以常常被外国人不可理解,正是这种文化导致的。所以,在这三十多年里,我的写作追踪着中国社会转型期,追踪着这个大时代的风云,写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又写了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冲突后的文化背景。

      我的写作根据地几乎都是我的故乡,一个叫商州的地方,在这块地方百年来风云激荡,有着让人呼然心动的美丽故事,也有着让人悲伤和无奈的故事。中国改革以来,它由贫困走向了富裕,又由富裕走向多种矛盾激化的无序。物质的丰富和农民的见识扩大,反倒不是一种安稳,他们对于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等社会问题再也难以忍受。过去的农村,有庙宇,有祠堂,有村社行政,有公安派出所,他们有了矛盾除行政和公安管治外,可以到庙宇里去向神起誓,到祠堂里去辩论公道,生活极度贫穷,人活得没有自由和尊严,却也秩序安然。而改革一开放,几十年里一切都改变了,人们追逐着权利和金钱,信仰丧失,道德沉沦,虽然富裕了,但人心涣散,年青人都涌进了城市,村庄成了空壳。解决农村问题,唯一的出路是走城镇道路,而城镇化道路又如何走,怎样使由原来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在农村而发展到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进入城镇,这是中国正面临的改革深化问题。写出严酷的社会问题,又深挖这种问题后边的中国农耕文化的长与短,优与劣,这正是我写作的全部努力。

      我是生活于这个时代,亲身经历着社会的转型,这就决定了我写作的品格。以我的故乡为基点写当下的中国农村,以写中国当下农村来观察当下中国,这是我的文学命运,也是我的担当和责任。如果以后中国真正走向了城镇化,农村再也不是现在的状况,它变得更美丽富饶,人活得自由和尊严,或者是它变得更糟,而那一切都与我无关了,那是以后作家要写的事了。我的希望是在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当历史回顾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时期,还能在我的作品中读出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