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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探險
“我們當時唯一想的就是:戰爭終於結束了”

漢堡,被毀建築的廢墟。
漢堡,被毀建築的廢墟。 | Photo: Bundesarchiv, Bild 183-V00294-3 / CC-BY-SA

1945年赫爾穆特·施密特回到故鄉漢堡,與家人妻子再度相逢,並重新在廢墟中開始了新的生活。以下是跟前總理的訪談。
 

1945年5月,空襲之後的漢堡滿目瘡痍。希特拉的接班人鄧尼茲海軍元帥(Admiral Dönitz)本想守衛漢堡,但是漢堡當地將領私自決議投降。同年夏天,時為戰俘的赫然穆特·施密特獲釋,回到了故鄉漢堡,時年26歲。時代週報:1945年5月3日,

納粹地方官員把漢堡拱手交給英軍。這一天您在什麼地方?

我在比利時,被英軍俘虜,當時躺在布魯塞爾附近的一片草地上。

您什麼時候得知漢堡被佔領了?

肯定不是當天知道的,也不是第二天。當時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漢堡,而是戰爭結束了。

對您個人來說,戰爭是什麼時候結束的?是您被俘虜的時候嗎?

我內心很早就明白這場戰爭氣數已盡,戰敗的結局不可逆轉。希特勒1941年6月東征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們肯定會輸掉這場戰爭。當時我還跟一位叔叔 ——我父親的同事,赫爾曼·嶽汀(Hermann Ötjen)就此爭吵過,一戰之後他和我父親都是商學教師。當時他是納粹軍人,後備軍上尉。我那時候就是一個小小的少尉。我跟他有過爭執。

是什麼原因?

我當時就跟他講: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戰爭結束後,如果幸運的話,我們還有簡易營房可以住。按照我當時的設想,德國戰後的建築風格會是“簡易營房”式。

為什麼您當時就意識到會輸掉戰爭?

因為我懂一點歷史,拿破崙1812年在莫斯科遭遇的命運就像在我眼前一樣揮之不去。

當時有很多德國人把襲擊蘇維埃看成是策略上的失誤嗎?

這樣想的人大概不多吧。這裡我得說明一下,我是個有歷史感的德國人,我父親是半個猶太人。也就是說,我肯定比一般大眾更能帶著批判的眼光看待這件事。您要 考慮到,我父親有一半猶太血統,而我一直就生活在這個陰影之下。我不能跟任何人,包括我父親談及此事。按照紐倫堡法規我就是所謂的四分之一的猶太人。我那 時雖然不知道納粹要屠殺猶太人,但是納粹把猶太人看成對頭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也不可能成為納粹。

1945年的早春和夏天您被英軍俘虜。您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被捕的?

具體時間我不記得了,大概是三月或四月。但地點我記得很清楚,是佐耳陶以北大約8公里的一個村子,在呂內堡魏德。之前我都是夜間出行,一步一步走到那裡的。我最後一次上前線是1945年1月和2月在阿登襲擊的撤退過程中。

您是從部隊逃離了嗎?

不是,當時部隊已經四散分離了。

阿登襲擊失敗之後部隊解散了?

是的,解散了。每個人都想飛奔回家。巴伐利亞北部來的人,都往南跑;漢堡或者不萊梅來的人,都往北跑。最後就剩下我們三個人了。我們在呂本貝格的諾伊施塔特相互道別,這個想去漢諾威,那個想去不萊梅,施密特想去漢堡。

被俘虜期間英國人是怎樣對待戰俘的?

很公道。但是他們沒有吃的給我們。

當您1945年晚夏回到漢堡的時候,漢堡是什麼樣的景象?

那個景象我之前就已經見到過。1943年空襲之後我去過漢堡,漢堡被連續轟炸了三天……

……..這就是1943年8月的“蛾摩拉行動”。

對。1943年8月中的一天我悄悄離開部隊跑回漢堡。那時候我在奎隆斯博恩,梅克倫堡波羅的海沿岸。那一天天空突然陰沉下來,然後就有傳言說漢堡著火了,說那陰沉沉的不是烏雲,而是煙火。隨後我和我妻子——當時她也在場——就決定偷偷跑回漢堡看看我們的父母是否還在。

父母還在嗎?

是,他們還在。我的父母住在薩塞爾一個小果園的木屋裡。珞奇(Loki)的父母我沒有見到,他們住在另一個果園。他們也和我的父母和弟弟一樣,轟炸之後變得一無所有。他們用粉筆在昔日的房子上寫道:“我們在諾伊格拉本。”就是易北河南邊。我沒去那邊。但是我估計他們還活著,否則也不會在牆上寫下這些。漢堡被轟炸時珞奇在什麼地方?珞奇正好休假,去了奎隆斯博恩。當時我被派遣到雷立克,奎隆斯博恩附近的一個射擊場。那段時間我就住在珞奇那。我們很高興能團聚,所以對戰爭的走勢並不是特別關心。

您1945年回到漢堡再次看到這座城市的時候,內心是否有被解放的感覺?不,我當時的感覺就是:謝天謝地,戰爭終於結束了!您什麼時候第一次意識到德國戰敗是一種解放呢?

我比較早就覺察到了這一點。里夏德·馮·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s)在1985年一次講演中再次揭示了二戰的前因和罪行,大概是這次講演讓我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在您被捕的呂內堡魏德的村子附近有一個貝爾根貝爾森軍營,英軍那時剛剛解放了這個軍營。

對。

您當時知道這件事嗎?

不知道。倒是審訊我的那個人知道,他問我貝爾根貝爾森軍營的情況,可我一無所知。

您知道集中營裡對猶太人進行的有部署的屠殺嗎?

不知道。

您在被捕期間才聽說此事嗎?

那時只聽說了一些,大部分的消息是往後幾年才知道的。英國人在俘虜您期間給大家看過有關的影像圖片嗎?沒有,完全沒有。他們根本沒管束我們。他們沒有吃的給我們,已經很羞愧了。

您當時有沒有想到,德國將會為它的罪過受到嚴重的懲罰?

(沉默良久)我當時還沒有在政治範疇內考慮這個問題。我那時不認為全體德國人都是有罪的。納粹是罪魁禍首。

如果從道德層面上看,您認為德國人作為一個整體,在多大程度上有罪或者說負有責任?

德國人作為一個整體不是同謀。但是對於其中某些德國人犯下的罪行,所有的德國人都負有責任。

不是集體罪責,而是集體責任?

這是集體的責任,永遠不能允許這樣的罪行再度發生。

當您從戰俘營被釋放回家,再次見到珞奇時,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

那是在諾伊格拉本。我的岳父岳母搬到了一座果園裡。我去了那,期望能在那見到珞奇,我猜對了。快到小屋的時候我吹起了口哨,是我們家特有的曲調。珞奇一下就跑了出來,我們緊緊擁抱在一起。

您兩位有多久沒見面了?

沒多久。當時人們都是通過戰地信件溝通。戰地信件大多會丟失。我們把信件都編了號,在第13號或者第17號信裡,珞奇講到我們的兒子夭折了。

您的兒子赫爾穆特·瓦爾特(Helmut Walter)1944年冬天離世,當時他還不到1歲。

因為此事我被准假,那是1945年年初的事。我的司令官對我說:“我給您14 天假期,您見過太太之後就回來。答應我,您會立刻回來。”

您說到做到?

是的,我立刻回來了。我認識了一位漢堡空軍司令官。他叫海諾·馮·蘭曹(Heino von Rantzau),半年之前我作為觀察員被派去參加一場人民法庭的訴訟,他就跟我說過:“怎麼樣,小施密特,納粹又幹了什麼壞事?”珞奇和我去見馮蘭曹, 向他請願:您能給我一個去貝爾瑙的軍令嗎?我一定要去看看我兒子的墳墓。他就問副官:如果事情暴露的話會有什麼後果?這會讓您掉腦袋的,司令官先生,副官 答道。馮蘭曹於是說:好,那就這麼辦吧。 

戰爭結束時您的家人親屬怎麼樣?您的父母,弟弟,還有珞奇的父母,他們是如何在這場戰爭中挺過來的?

所有的人都活著,毫髮無損。但是也有遠親去世了。我的弟弟和姐夫稍後也都回家來了。

您弟弟也參加了國防軍?

是的,當然。我姐夫也是。我們都是作為士兵入伍的。

您當時的朋友當中是否有很多人陣亡或者在空襲中遇難?

空襲中沒有人遇難。他們都是士兵。

有很多人陣亡嗎?

很多人陣亡了。我剛當上新兵,在不萊梅維格薩克認識了很多小夥子,他們當中就有人陣亡。我是在漢堡報名參軍的,當天就被裝上卡車帶到了維格薩克。當時我的室友很多都陣亡了。

您漢堡家中有什麼物品得以逃過戰爭的劫難嗎?

什麼都沒有留下——全都被毀了。

什麼損失讓您最痛心?

沒有什麼讓人痛心!人們心裡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受損失很正常。一半的漢堡人都失去了家園。大部分都是租住的房子。

您認識的那些納粹分子——比如說老師、鄰居當中的熟人——他們後來都怎麼樣了?

我不怎麼認識納粹分子,除了前面提到過的那位叔叔,赫爾曼·嶽汀。我認識兩位,他們都死了。那是我學生時代的密友。一個叫庫爾特(Kurt),另一個叫烏爾澤(Ursel),烏爾澤堅信納粹。希特勒死訊傳來的時候,她淚流成河。

您回到漢堡後是怎麼重新開始日常生活的?

剛開始的時候我早上經常暈倒,因為嚴重的營養不良。我們去樹林裡偷木頭,去地裡把別人當作種子剛剛種下的土豆又挖了出來吃。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們在自己做的床上整整躺了一天,因為既沒有吃的,也沒有可以燒的柴火。

這樣缺吃少穿的日子過了有多久?

記不得了。真正的饑荒是一年之後的那個冬天。

1945年11月您開始了大學學業。您原本是想學建築及城市規劃的。

我沒去學建築。因為當時我認為學建築不僅要上科技大學,而且同時還要上藝術院校。上藝術院校我就只能去慕尼黑或者維也納,這兩個地方都太遠了,而且生活昂貴。我1945年11月上大學的時候,就選了看起來學時最短的專業,也就是國民經濟學。

您選擇了一個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

是沒什麼興趣。

這個專業以後有沒有能喚起您的熱情?

沒有。我也沒學到多少。就是試著掙些錢。

怎麼掙錢?

做納稅申報,比如給零售商人和加油站承租者做納稅申報。掙來的那點錢我都在黑市上買了食物。我主要是靠著我太太生活,她做教師賺錢養家。

雖然您對經濟專業不感興趣,但有沒有過讓您敬仰的教授呢?

有兩個重要的人。一個是愛德華·海曼(Eduard Heimann),他當時已經移民美國,有一兩個學期的時間在漢堡,是個很有意思的人。另一個是卡爾·希勒(Karl Schiller)。他是唯一一個言之有物的人,其他教授都非常自大,目中無人。

卡爾·希勒有時候也很自大。

是,但他句句箴言。他把凱恩斯(Keynes)徹底融會貫通了。其他人都沒聽說過凱恩斯。

您在政治方面對於1945年的新開端有過什麼期待嗎?

政治方面沒有過任何具體的期待。

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和別人一起投身於開創新政局的?

是個偶然的契機。1952年我擔任交通局的負責人。漢堡港口庫房公司的經理,恩斯特·普拉特(Ernst Plate)希望我進入他們公司的董事會,繼承他的職位,我本人也願意從事這份工作。也就是說,普拉特給我提供了一個可以做到港口經理的晉升藍圖。但是卡 爾·希勒,我的上級,當時的州政府委員,不讓我離職。因為好玩,我1953年進入了聯邦議會。三個不同的社民黨選區希望我代表他們參與競選。我選了其中最 近的一個選區。

舒馬赫(Schumacher)是您加入社民黨的一個重要人物嗎?

不是的。我加入社民黨是因為被俘期間認識的一個中尉,漢斯博納·卡姆普(Hans Bohnenkamp)。在他的影響下,我於1945年在諾伊格拉本就去了社民黨,並在1946年加入社民黨。我們1946年為第一屆州議會選舉製作了宣傳畫。

您當時對哪一位漢堡政治家印象深刻?

馬科斯·布勞爾(Max Brauer)!當時人們在城市公園大喊:馬科斯,請留下!我就是其中的一員。

因為他在考慮回美國?

對,當時他還是美國身份。

您什麼時候認識赫爾伯特·魏納(Herbert Wehner)?

1949年。卡爾希勒當時是漢堡負責經濟的州政府委員。他每月都把漢堡的議會議員召集到一起,給他們講解經濟形勢,其中包括魏納(Wehner)、 彼得·布拉赫斯坦(Peter Blachstein)和格爾特·布茨利尤斯(Gerd Bucerius)。我於是認識了魏納,他大多時候都比較沉默。格爾特·布茨利尤斯是其中比較活躍的人物。 

格爾特·布茨利尤斯在聯邦議會代表基民盟。

是,從那以後我們就認識了。

您說過您是因為好玩從政的。您什麼時候意識到政治是您的使命?

最開始我覺得在聯邦議會工作四年是件有趣的事情,此外沒有其他想法。但突然間出現了一個讓我著迷的議題,就是同盟國希望德國再次開始軍備武裝。弗里 茨·艾爾拉(Fritz Erler)和我站在社民黨的一邊,其他議員同事站在基民盟,基社盟,自民黨的一邊,我們極力反對重建國防軍。

今天,戰後70年,如果讓您重新審視二戰的結局,您覺得還有沒有未能癒合的傷疤?

如今從我的辦公室向外望去,是一片綠色的草地。《時代週報》報社的旁邊以前是一座學校,約翰努姆學校(Johanneum)。這所學校後來被用作國 家和大學圖書館,直到它被完全炸毀。我來報社工作的時候,那片廢墟都一直還在。後來當時的建築主管想要在那裡建造一座鋼筋玻璃的立方體。我在《時代週報》 上發表了一篇反對文章。

這些是外在的傷疤。

我這一代人是會帶著傷疤走進墳墓的。
 

赫爾穆特·施密特在1974年到1982年期間就任德國總理。1953年他首次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進入聯邦院並從 1961年其擔任漢堡參議員。1971年他被當時的總理維利·勃蘭特任命進入聯邦內閣,並先后擔當國防,經濟和財政部長。在二戰初期,赫爾穆特·施密特任 職於不萊梅。1941年他在東部戰線的裝甲部隊參戰。他參加過列寧格勒戰役和對莫斯科的進攻,在列寧格勒戰役中上百萬列寧格勒人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