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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尤里•高爾克(Uli Gaulke)

尤里•高爾克(Uli Gaulke)
尤里•高爾克(Uli Gaulke) | Photo: © Flying Moon Filmproduktion

導演尤里•高爾克(Uli Gaulke)生於1968年,在1989年-1995年間,於柏林工業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修讀資訊學、電影戲劇學。課餘時間,他在柏林的各家影院兼職做 電影放映員。1994年,他和朋友一起在亞歷山大廣場創立了巴拉茲懷舊電影院(Programmkino Balasz.)。一年之後他開始在波茨坦巴伯斯貝格的康拉德•沃爾夫(Konrad Wolf)影視學院學習電影導演藝術。他的畢業作品《親愛的哈瓦那》贏得了2001年德國電影獎最佳紀錄片金獎。從那時起,他就在各大影片和電視中擔任導 演、編劇和攝影師。他的拍攝工作把他帶到了朝鮮、印度、布吉納法索(《夢中的同伴》,2006年)、古巴(《親愛的哈瓦那》,2001年)和俄羅斯(《粉 紅計程車》,2009年)。他最新的影片《上海老爵士》(As Time Goes By In Shanghai),講述了世界上最老的爵士樂隊的故事。 

高爾克先生,您是怎樣走上電影這條道路的呢?

     尤里•高爾克:九十年代初,我在大學學習之餘還有一份電影放映的 工作,也就是這個時候我開始產生了想自己拍一部電影的想法。最後的成品是一部短片。在六分鐘時間裡,我將鏡頭對準一對夫婦,他們在大冬天裡駕車穿過一條鄉 間公路,並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突然他們發現在路中間躺著一位俄國士兵,他尚有氣息。沒多久妻子和士兵駕車繼續前行而丈夫卻換上了士兵的制服留了下來。通過 這部影片,我獲得了影視學院評委席的認可。

在中國拍攝電影是怎樣的?

     尤里•高爾克:我們當時 是一個很小的團隊,大多數時候都可以拿著攝錄機隨意拍攝。不過和平飯店的爵士樂手們,對於這次的拍攝流程應該是怎樣的,都別有一番想像。一開始他們以為, 他們只需和我們一起坐下來,攝影棚燈光打開,然後他們一口氣講上個把小時他們的生活,就完事了。這是他們事先對這次拍攝的想像。他們並不願意和我們呆在一 起更久。他們的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樣的:晨練、讀報紙、睡午覺、然後乘兩個小時車到和平飯店,演奏三個小時的音樂,然後再乘兩個小時車回家。攝製組一開始並 不能融入到他們中去。他們都是老人家,沒有多長時間可活了,他們只想要玩音樂。他們必須先適應和接受,我們想要和他們在一起度過幾週的時間這件事情。事實 上,在我們陪同他們去了荷蘭的演出之後,他們對我們的信任才開始建立起來。然後我們再次回到上海,這時他們就放開了。飯桌上可以解決很多問題。還有不能不 提那位年輕的女歌手陳胤希。在她的幫助下,我們之間的隔閡才真正消除。 

您想展示中國的哪一面呢?這部影片所傳達的資訊與許多德國媒體完全不同,他們呈現的是中國的霧霾和交通擁堵,讓人們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不安。

     尤 里•高爾克:共產主義和經濟的迅猛增長,我對這種充滿矛盾的領域已經感興趣很久了。這些老人家身處在這些變化之中,卻沒有像上海其他的古老事物一樣,任由 推土機掩埋。在影片拍攝中,為了讓這些老人和這座城市顯得協調,我們特意在深夜或者清晨四點拍攝街景,讓今天的上海慢下來。這些樂手就是活生生的時代歷 史!我希望,人們可以看看他們的臉,學著去理解他們。我想重現一段充滿了標誌性重大變革的歷史。一開始我會咒駡上海這個城市,因為這裡有如此多的壓力,大 街上又如此的冷漠,和平飯店這些頑固的老人讓我氣壞了。不過逐漸地,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與上海、與樂手們、與我周圍的一切陌生的事物。他們不會在媒體 發佈會上對鹿特丹的記者說,作為爵士樂師,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經歷過哪些困境,因為他們絕對是愛國者。在拍攝這一幕的時候,我不得不由衷一笑。這就是記者 和影片拍攝者的區別。一個記者怎麼能在五分鐘就獲得我投入兩年時間才得到的東西呢。我覺得,一切都是一場考驗。如果我通過了,我就會得到回報,我現在就有 這種感覺。接下來,我還會在中國拍攝第二部影片,這次是關於一個年輕的重金屬樂隊。我把我女兒送到了柏林的一所學校學中文。我很期待接下來還會發生的故 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