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捷徑:
直接前往內容(Alt 1)直接前往次目錄(Alt 3)直接前往總目錄(Alt 2)

上海的德國藝術家柯羅夫
穿行於世界之間的漫遊者

柯羅夫
柯羅夫 | © Rolf Klünter

柯羅夫位於大樓底層的工作室座落在泰康路背街的一面,這裏原來是法租界。他的工作室內部盡顯藝術家的創作繁忙。

  柯羅夫位於大樓底層的工作室座落在泰康路背街的一面,這裏原來是法租界。他的工作室內部盡顯藝術家的創作繁忙。四處懸掛和堆放的都是不同尺寸的畫布以及他特有的黑色尼泊爾手工製作的紙。“我創作很多,也樂於此道,但都是一撥一撥的。今天是我兩個月來第一次走進工作室。”柯羅夫解釋道。他身材高大、和藹可親,說話時帶著一種軟綿綿的口音。我們由此切入正題。幾天前,名為《歐亞壹》的展覽剛剛在上海莫幹山路藝術家聚集區舉行,有十八位中國和德國藝術家在“小島6號藝術中心”展出了作品。這次展覽中柯羅夫的角色並不僅僅是藝術家,他同時還是展覽的發起人和組織者。這是怎麼回事呢?

作為策展人的藝術家

  “我曾被問起是否能為科勒總統對上海的訪問做點什麼。兩個月前,當我在計程車上時,舉辦這個展覽的主意突然冒了出來。我確信,展覽的主題與我個人息息相關,因為它將構成對我本人迄今為止人生篇章的總結。“ 二十七年前,他沒有去紐約而是去了亞洲,其動力便是為了深入研究和體會約瑟夫·博伊斯的作品《歐亞》。那部作品創作於冷戰中的1967年,當時成為建立一個歐亞大聯邦的宣言。

  完成了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的學業之後,這個來自“艾費爾的農村孩子”1980年獲得了一份為期半年的獎學金。他去了尼泊爾,一呆就是18年。其間他學會了尼泊爾文、梵文和藏文,並成為一名佛教徒。“我第二次融入了一個社會,在那裏,我幾乎沒有什麼德國味兒了。”停了停,他補充了一句:“當然,徹底脫胎換骨是不可能的。”

  在加德滿都特裏布文大學美術系從教多年之後,柯羅夫於1994年卸下了協助發展的重任,重操舊業成為自由藝術家。1998年,他得到了上海方面的邀請,1999年他應邀在劉海粟博物館舉行了一次大型展覽。決定很快就做出了,一切都自然而然。“就我而言,搬家非常合適。尼泊爾的空間越來越有限,對我來說那裏已經沒有發展餘地,藝術方面也是如此。”對於作出遷居中國的決定,藝術家本人也覺得有些驚奇:在多年潛心藏傳佛教,與西藏文化有過密切接觸之後,“那時我內心中對中國人還是有所保留”,他開誠佈公地說。但是一到上海,疑慮便煙消雲散。“我在上海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衷心歡迎,那是一種真正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了今天。”柯羅夫說道。

來自異鄉的靈感

  他的藝術也隨著遷居發生了改變:受南亞風格影響,他的作品原本傾向於豔麗色彩,而受到中國國畫藝術影響後,他轉向了黑色。柯羅夫到達中國的大都市後搞起了攝影攝像,這也許並非只是偶然——沒有現代媒體便無法跟上“城市叢林”的變化速度。年復一年,他用攝影機記錄下他周圍的生活、記錄下他從32層樓上的寓所到工作室的路途,或是用照相機從窗口拍下夜色中那深邃的幽暗。

  畫布的運用對他來說是一件全新的事物。柯羅夫拒絕這種傳統的材料達25年之久。即便今天他也並不使用畫布完成獨立的作品,而是僅讓畫布作為那種混合各種媒體、超越種種界線的整體藝術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其為“歐亞壹”創作的作品“超躍面紗”中,柯羅夫將其最偏愛的材料——染黑的尼泊爾紙與108只小燈泡和一張照片拼貼畫組合在了一起。照片上展示的是從外邊看到的窗戶,然而這些照片又被放在一個窗戶前。參觀者原本指望看到外面,然而卻仍然看到了窗戶裏面。這引發出一種迷失方向的感覺。

新一代流動藝術家

  每一個參加“歐亞壹”活動的藝術家柯羅夫都認識。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跨越歐亞的“路上行人”,都在與“異國”打交道。對他來說, “路上行人”是一種九十年代末才大規模出現的較新現象。“年輕藝術家的很多作品今天並不產生在工作室裏,而是產生在旅途中。這是一種還從未有人加以研究的現象。”展覽的名字便已暗示這並不僅僅只是一次孤立的活動,而是在為那個突然冒出來的想法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基石。

  每年,藝術家都至少會返回尼泊爾和艾費爾一次,兩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工作室。但他今天生活的核心在上海,在那裏他和他的中國太太以及他們的兒子生活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他的活動半徑就是從家到工作室——這段距離步行僅用十分鐘。旅行本身對柯羅夫來說並不是目的,他的展覽決定了旅行的時間和地點。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和拉薩之外,他還沒去過中國別的地方。在描述他對第二故鄉的感情時,柯羅夫說:“七年過去了,上海對我來講還是魅力如初,這是一個有趣而充滿活力的城市,而我們就生活其間。”這是一個心跳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快的千萬人口的大都市,在這裏奔走會讓他有更多的腎上腺分泌,引發更多聯想,激發出新的主意。“上海——這裏有一種輕鬆,有人稱之為膚淺。事物在發展,它們在被把握被經歷過後又會突然消失,而後又有別的什麼東西出現了。”柯羅夫對這種輕鬆感到愜意,同樣令他愜意的還有上海藝術家們那種孤傲的風格。

缺憾:蜻蜓點水似的交往

  儘管上海有許多令他興奮的事情,但有時讓柯羅夫覺得美中不足的就是和文化界人士的交流不夠。他和中國藝術家朋友以及同行之間存在著語言上的障礙,交流只能通過第三者來進行。而來自所謂“專家”圈子講德語的熟人又缺乏藝術創作的背景。此外,他們在上海大都只逗留兩三年時間。“在我這兒,能夠與之長時間深入交談並且共同進行創作的人實在太少。有時一些談得來的德國人來訪問,這種交流和創作的氣氛就有了,可是板凳還沒坐熱就又要走了,這實在令我心痛。”這種不穩定的人際關係是否就是一個“漫遊者”所要付出的代價呢?

  柯羅夫又想起點令他對第三故鄉的熱情起降溫作用的事:對行人來說,紅綠燈的間歇太短了。在中國記者採訪他時,他已不止一次地抱怨過,但似乎上海交通的規劃者從來不看文化版。他不得不繼續加緊腳步趕往馬路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