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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成功與幸福的對立?蔡美兒《虎媽戰歌》讓中國人反思自身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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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國的父母並不認可美籍華裔蔡美兒的教育方法能夠代表中國教育模式。《虎媽戰歌》一書究竟是對所謂“中式教育模式”的讚頌,還是僅僅是又一次成功實現的“美國夢”?

作者: 李雙誌

  就在中國人懷著對更加美好安寧的未來的期許邁入兔年之際,以兒童教育為主題的中國各大網站和論壇中就冒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形象:以嚴厲、殘忍和追逐成功為特徵的虎媽蔡美兒。不。這裏的成功不是指這位年輕的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事業的成功,而是她作為一位“中國母親”的成功:她試圖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培養成音樂神童而且確實讓其中一個女兒登上了卡內基音樂廳。那一刻對她來說充滿了榮耀、歡呼和身為母親的驕傲。在她眼中,這個時刻歸功於她那極度權威化的“中式教育模式”。

  虎媽對這次勝利的欣喜似乎並沒有得到所有身在中國或來自中國的母親的認同。在網上的大量留帖中諸如“蔡美兒絕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國母親”的聲音並不少見。青少年和成年人一方面則更多地表現出一種複雜的心態:既對蔡氏一家中眾多傑出的知識分子移民後代感到艷羨,又以批判的眼光質疑這種對中式教育理想的理解:培養高度自律、極度順從、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進取能力的孩子,這真的是中國式的嗎?對於一個正陶醉於量化發展的國家來說,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一貫傳統和上級指令,犧牲個性和自由思想去實現既定的業績目標,不正是最大的危險所在嗎?對於蔡美兒來說,她在自己一手導演的教育戰爭中所擁有的“中國身份”是天經地義的。但她並不太關心中國本身及其教育問題。畢竟,她的書只是以文化之爭為偽裝,講述了一個新版本的美國夢。

移民情意結、偽中式教育模式和美式成功

  在她的書中,第一章“中國母親”的第一句話,蔡教授就提出自己的主要論點:華裔父母與受他們監控因而獲得成功的孩子與西方家庭及其受到溺愛而沒有成功的孩子是相互對立的。其中許多語句大膽直率而口氣不容置疑,比如“事實是,華裔父母可以完成一些在西方人眼中不可想像的事”“沒有中國母親會允許這樣的事發生”或者“華人有許多事情和西方人做得不一樣”。這些話語不僅讓所有從事中歐教育比較研究的學者汗顏,也會讓許多“西方”父母搖頭興嘆。

  但是如果追問一下,孩子的成功標準有哪些,成功會把他們帶向何處,那蔡美兒宣揚的中西對立就顯出了它的虛妄:她認為能證明教育模式成功的,就是認可和表彰;而這樣的成功就該帶來更多的成功,也就是更多的認可和表彰。虎媽認為美國那種廣為人知的模式,也就是只要讓孩子覺得快樂,自然就會帶來成功,是“西式”的,是幼稚的:“如果對某件事兒不擅長,那就沒有快樂可言。這是華人父母都知道。”“持續不斷的練習、練習、練習是獲得傑出成就的基礎。”假設你問蔡美兒,她怎麽看待成功,她極有可能用這句名言來回答你:“天才就是一分靈感加九十九分汗水。”——可是這句話是誰說的?不是中國人,而是發明了燈泡的美國科學家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愛迪生這句名言在中國中小學教室的墻壁上很常見,中國沒有哪個學生會把這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進取原則誤解成美國智者的專利。但蔡女士卻在她的書中固守她自認為與西式方法對立的公式:中式教育模式就意味著極度努力、毫不懈怠的訓練,目的是獲得在某個領域比如古典音樂中的急速成功。但是,正如眾所周知的例子——貝多芬的父親也擁有類似的野心並且採用了同一種教育模式,對此蔡美兒似乎就忽視掉了。對她來說,至關緊要的是與那種愛撫式教育的“西式”模式保持距離——但是她沒有注意到西方源遠流長的教育原則中也有“熟能生巧”的訓誡。她把自己的教育實踐作為中國特有的,將中國/華人身份當做她要求女兒練習再練習的一個理論支持。

  她所謂的“中式教育”服務於被別人認可的成功而不是個人的自我完善,這種模式當然不可能包容中國教育理念的豐富內涵。蔡女士只會把一本她自己讀不懂的古老《易經》當做來自中國的膜拜對象保存在家裏,自己也不會說中文,如果她得知孔子曾經高度推崇她所鄙夷的快樂和喜愛在教育中的作用——“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她一定會極為驚訝。她的“中式教育”與儒家經典《大學》中所倡導的求學的理想目標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不,蔡美兒用她的中式教育模式所追求的,並不是中式的教育理想,而只是美國的成功理想:在中小學裏獲得最優成績,作為中產富裕生活點綴學點音樂,在常青藤聯盟高校裏順利完成學業,享受成功亞裔移民的美譽。歸根到底,不論是她的目的,還是她實現目的的手段都不是中式的。

幼兒園裏的叢林法則?——救救孩子!

  我並不是要把蔡氏家族在美國所取得的成就當酸葡萄來嘲諷。我也不是對中國現在的兒童教育和學校教育中同樣的嚴厲和監控視而不見,不是要裝出一幅我作為中國人卻對這些毫不知情的樣子。正相反:我也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特別是在中學階段也有過類似的受教育經歷;門門考試奪第一,進入名牌大學就是孩子的成功標準,這也是我曾經非常熟悉的。就是現在,身為中國一個名牌大學教師的我也還時刻能感受到我的學生的學業壓力,也承認“練習、練習、練習”作為“傑出成就的基礎”是必要的。但是與蔡美兒女士不同,我絕不會把這樣的觀點鼓吹成一種具有優越性的“中式”教育方法,而是恰恰認為單方面強調學業成功是危險的。因為借用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話來說,我清楚“要區分必要的和值得期待的;不可以帶著毫無批判而極度危險的熱情,徑直把必要的宣稱為值得期待的。”

  而且我覺得非常讓人遺憾的恰恰是,這種在追逐成功中表現出的毫無批判而極度危險的熱情在中國還真的極為普遍,雖然並沒有加上中式教育模式的標籤。而讓人痛苦的惡性競爭和進取狂熱目前甚至延伸至幼兒園。原本以人性美好為目標,在中國2008年奧運會之後更加廣為流傳的口號“更快、更高、更強”也走了樣,越來越早地在中國父母那裏演變成了群體壓力:就像蔡美兒一樣,他們之中很多人操心的就是,怎麽讓自己的孩子在中學就學完為大學生設計的英語課程,好穩穩當當地超過其他孩子,而其他孩子當然也被父母逼著朝同一個方向努力……

  這看起來是一種危險的中國“時代精神”,與經濟的快速增長相呼應。然而,單方面對經濟增長數字的鞏固已經帶來了日漸惡化的社會狀況,與之相應,越來越多父母和孩子也開始反感毫無顧慮的成就狂熱和成績至上的學校教育。不僅僅是我們教育傳統中遭到壓抑的多樣性需要得到重新提倡,被蔡美兒蔑視的所謂“西式”個性觀念也在教育討論中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中國教育中,要在必要的進取能力訓練和值得期待的創造力個性發展之間取得平衡,並非易事。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改革兒童教育,讓孩子的幸福而不是成功成為關注中心,這樣的呼聲已經日漸響亮。在這之中迴響著魯迅——他曾經對教條化的、歪曲了的儒家教育傳統進行過最嚴厲的批判——在《狂人日記》中寫下的最後一句話:“救救孩子……”

從反頹廢小說到成長教育小說:一種跨文化的展望

  不過,蔡美兒的心中也掛著救救孩子的念頭。只是她的想法出自另一個角度:她關於第三代子女在獲取功名能力上的衰落,也即關於頹廢危險的觀念,如果撇開移民生存的背景,對於中國和西方有教養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是的,這也是《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故事。這是最經典的德國頹廢小說,它的中譯本近年來也進入了中國新興的有教養中產階級的書架。對這樣一種家族沒落的擔憂正是讓蔡美兒採取一種極端對立模式的原因所在:她認為父母監控和嚴厲作風在移民第三代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採用的教育工具恰恰是在布登勃洛克後代中作為頹廢標誌出現的音樂。“古典音樂是沒落的對立面,是懶惰、平庸和受溺愛的對立面。它會讓我的孩子得到一個機會,達到我沒有達到的目標。”這位虎媽毫不掩飾她對古典音樂的工具化:把它當做遏制沒落的剎車,讓家族能更上層樓的推動力。至於對人格的審美培育,對藝術欣賞和藝術創造,對由此激發出的創造力,這位“中國母親”似乎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思考。我們只在書中讀到,她怎麽把藝術品味理解成投資基礎,把對音樂的愛當做博取成功帶來的副產品。但是蔡美兒的教育模式絕對沒法實現的,是通過藝術來發現個性。這一點倒是在德國的成長教育小說中倍受重視。

  不過這位作者還是非常誠實的,她坦言自己的失敗。如果帶著耐心和清醒的頭腦把這本書讀完,你就會發現一個連作者自己可能都沒有專為讀者設計的發展過程:不僅僅是小女兒路易莎的失敗,大女兒蘇菲亞的成功也證明了這種偽中式教育的不足之處。在關鍵時刻讓蘇菲亞對鋼琴藝術的理解和她的表演獲得質的提升的,不是重複千百遍的練習,而是楊教授對她的提示:切身感受一段曲子的溫度和色調,並相應地理解音樂。“在這一刻,”這位獲得成功的女孩在卡內基音樂廳上想到:“我才明白,我是多麽地愛這音樂。”

  蔡美兒的這本書在這一點上就離開了它一直標榜東西文化衝突的話語,搭起了一座橋,聯通了對人類教育的跨文化理解。因為在古代中國,未來的士大夫出行求學,與儒家名師辯難以獲得對世界人生的更深理解,這種遊學傳統也曾經非常受重視。中西的教育理想並不是完全涇渭分明的,在兩者的發展中存在許多類似之處,尤其是在促進個人人格發展方面。這也許就是這本書所隱藏的亮點所在:讓不同的教育傳統進行對話而不是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