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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日誌
量化生活的領域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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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局部) | © colourbox.de

量化生活的潮流給個人和社會帶來哪些影響?斯特凡·塞爾克教授談及行動日誌的影響。

作者: 斯特凡·塞爾克(Stefan Selke)

  在一次訪談中,當被問到前東德國家安全部(Stasi)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相似之處時,原東德花樣滑冰運動員卡特琳娜·维特(Katarina Witt)談到了一個新的趨勢:“有人知道你都吃了些什麼,白天走了多少步,脈搏是多少——並且利用他們知道的這些資訊來賺錢,我覺得這很危險。”數位化量化生活(Quantified Self) 和行動日誌(Lifelogging)正在逐漸流行:睡眠記錄、情緒記錄、性生活記錄、物品記錄,甚至死亡記錄都已成為可能。

“數位化光環”

  行動日誌是一項與現有的普遍價值觀有所衝突的“破壞性”技術。據稱該技術使用小型的測量儀器,收集少量統計資料,可以成為人們認識自我的工具。這種“數位化光環”涵蓋的範圍包括健康、居住地點、生產力、財務甚至荷爾蒙數值等方面的資料。行動日誌熱潮的一大推手是價格昂貴的保健行業。而“數位健康顧問”預言,對健康和身體相關數值的測量,將成為疾病預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然而,數位化的量化生活真的是通往羅馬的大道嗎?

追求最高“健康分”

  據報導,德國最大的保險直銷商之一的忠利保險(Generali)有意對其客戶的健身及健康資訊進行分析,並將其用於促銷計劃當中。此消息一經披露,就遭到了消費者保障組織的強烈抨擊。該保險公司宣佈,將對那些公佈個人健康資訊的客戶提供保費折扣。而美國Fitbit公司則將智慧手環賣給鼓勵員工借助手環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公司。在實際使用中,這意味著整個部門都要為獲得最高的“健康分”爭得熱火朝天。

  行動日誌代表了這個時代的一種精神:民意調查機構Yougov的一項研究顯示,32%的德國人認為可以將與健康相關的個人資訊提供給醫療保險公司,以獲取回報。五分之一的受訪者正在考慮給自己的孩子進行數位測量。不過大多數人也察覺到了這樣做的不利之處——73%的人預計到,在自己的健康狀況惡化時,保險公司會有提高保費金額的可能。甚至有81%的人認為,他們的資料會被用於其他目的。這種擔憂不無道理。Data Fairplay這類服務商的業務就是將有關消費行為、業餘安排等內容的個人資訊提供給公司客戶,而目前越來越多的類似企業在買賣個人資訊,這種趨勢也引起質疑。IT安全企業Symantec在其2014年的研究《數位化的你自己有多安全?》(How safe is your quantified self?)中對眾多應用程式展開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許多程式提供商對使用者安全和隱私保護持無所謂的態度,甚至還將這些私人資訊出售給市場行銷公司。

行動日誌的贏家和輸家

  毋庸置疑,行動日誌蘊含著機遇。慢性病人可以在PatientsLikeMe或CureTogether等平台上分享資料,從而擺脫自以為權威的醫生的擺佈,還可以檢驗醫藥公司宣傳的療效是否可信,從而獲取新的知識。但是,這其中也潛藏著風險。健康平台dacodoo的商業模式是從大量個人數據中計算出整個公司所有員工的集體“健康分”,由此確定公司醫療保險的保費金額。表面上看,此類業務可以降低醫療相關費用,但針對那些拖集體總分後腿的個人,該技術會成為一種隱性的控制。

  “分數”和“排名”使人變成了數位化的客體,因而測量就成了一種社會性的組織原則。原本是說明性的資料,現在則被奉為標準,代表人們所期望的體面的社會行為。“理性歧視”的含義是,由軟體來決定誰是輸家、誰是贏家:願意買帳的人同拒絕買帳的人被區分開;“健康”的人同“不健康”的人被區分開。這樣一來,今後在討論與“標準”偏離多遠卻仍然屬於“基本標準”範圍的問題時,就會演變成道德問題。這種歧視時常隱藏在遊戲競賽或獎賞制度的表面下。

  量化生活是被社會廣泛接受的個體面對自己的不足,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而進行的投資。

  量化生活是人們在意識到自身不足的前提下,盲目地對自己的狀態進行的的投資。人成為商品了之後,會不斷地調整自己,以確保自己具有使用價值。數字式輔助工具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它們能幫助我們讓生活這部機器順利運轉下去,並最終演變成為再教育的實用項目。可是,如果從一開始就把一個人的所有資料匯總成一個他的網路鏡像,還認為理所當然,那麼人就會變得墨守成規,既看不到自我思考的空間,也喪失了自我決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