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捷徑:
直接前往內容(Alt 1)直接前往次目錄(Alt 3)直接前往總目錄(Alt 2)

焦點: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的“共有”

碧山書局
碧山書局 | 圖片: Matjaz Tancic

“碧山計畫”發起人歐寧探討公共空間促成社會進步的可能性。

作者: 歐寧

  公共空間首先是指有明確邊界、可以被所有人分享的物理空間,但只有當這些空間被公眾真正使用起來,變成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的“公共場域”,才是我所認為的其中一種進步的公共空間。公共場域不一定是物理空間,它是指國家與社會兩個邊界之間的言論空間,個人或非政府團體可以在此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展開討論,因此,不受政府監控的互聯網也是一種公共場域。

  另外,我認為進步的公共空間,還包括公眾在這個空間內創造的語言、習俗、文化和記憶,也就是哈特和奈格爾所說的新的“共有”(Commons),它是超越一般產權觀念的(特別是傳統的公有地權),這種新的“共有”空間是另一種進步的公共空間。

公共場域

  中國每個城市的市政府前面,只要財力所及,都會設置一個廣場,它的功能主要是彰顯政治權威,一般用來舉辦慶典或政府主導的其他大型集會。雖然是一個公共空間,但它主要擔當政治功能,使用者一般是政府,未經政府授權的群眾集會在這種廣場是非法的,因此多數時間空曠無人。它常被冠以“人民”之名,但實質上是個權力空間,用來宣示政治秩序和規訓人民。

  但當民意被堵塞,或“國家”這個共同體出現裂痕時,“人民”則會選擇“佔領”這個政治空間來表達他們的訴求。因為這種單一的功能設置,政府主導的廣場經常被動地變成了“公共場域”,變成中國歷史上群眾性政治事件的發生空間。

  有意思的是,“廣場”這個中文詞過去三十多年被新經濟運動中大量湧現的大型購物中心挪用,成了消費空間的指稱。在歐洲或美國,城市廣場周邊一般都會有住宅和商業,功能的多元化使得廣場一般都能凝聚人氣,中國購物中心以“廣場”命名,來自Plaza的轉譯,正是對這種人氣的期待。

  2009年我任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總策展人時,要求深圳市政府允許把它前面的市民廣場用作主展場,也是一種對廣場進行“去政治化”的努力:通過展覽活動,動員市民使用這個廣場,創造新的文化,把它啟動成一個日常化的公共空間。

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把深圳市市民廣場作為主展場 圖片: 梁井宇
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把深圳市市民廣場作為主展場

新的“共有”

  2011年,受到哈特和奈格爾的“共有”理論的影響,羅馬一批30歲至40歲的知識份子(他們被稱為TQ一代,TQ即Trenta-Quaranta的縮寫,30歲至40歲的意思)發起了“佔領瓦萊劇場” 的運動。

  瓦萊劇場是萬神殿附近一個十八世紀的老劇場,因為金融危機,羅馬政府無力繼續經營,決定把它私有化,TQ一代反對羅馬政府變賣歷史遺產,對劇場進行“佔領”,利用民間志願力量,在劇場裡組織大量的文化藝術活動,並通過眾籌方式籌集資金進行長期運營,向所有市民免費開放。瓦萊劇場的產權屬性被擱置一邊,但因為有了使用者,它“活”過來了,變成一個創造新的“共有”的公共空間。

  2014年,碧山書局作為“碧山計劃”的一部分,在安徽黟縣碧山村村民集體所有的一座荒廢的老祠堂裡開張,同樣保留了它的產權屬性,村民自願把祠堂交付書局免費使用,現在它也變成了一個活躍的“共有”空間:對所有人免費開放,外來遊客和村民都可以在此看書、買書、上網、休閒,參加各種讀書會和文化活動,還可以舉辦婚禮。

丹麦Movable Accurate(可动恰恰)在碧山书局 图片: 欧宁
丹麦Movable Accurate(可动恰恰)在碧山书局

  受到碧山書局成功的鼓勵,2015年我又在碧山村一個荒廢的糧站創辦了理農館,它在傳統的徽派建築形制上進行簡單的改建,是一個包括展廳、圖書館、學習中心、茶室、咖啡廳、雜貨鋪和研究者駐地等多功能的農村文化中心。它也變成了一個與村民進行互動並結成共同體的“共有”空間,參與拓展農村新的公共生活。村民在茶餘飯後喜歡到這裡來聚集閒聊,他們也喜歡參與這裡的活動,瞭解各種新鮮的觀念和文化知識,甚至到這裡來調解糾紛。

村民在理農館二樓圖書館 圖片: 歐寧
村民在理農館二樓圖書館

全社會的協作

  關於公共空間的營造,徽州農村的傳統民居其實揭示出一個樸素的道理:傳統徽派民居通常是圍合型的通轉屋,臥室圍繞天井分佈,但一般很小,廳堂很多並且面積遠大於臥室。事實上,臥室狹小的個人隱私空間能讓家庭成員更多地到廳堂去參與家庭的公共生活。在紐西蘭、澳大利亞、丹麥和美國的一些採取“合作居住”方式的公社或生態村,個人住宅一般也很小並且陳設簡單,這樣他們平時都會積極參與社區中心舉辦的集體聚餐和公共活動。

  但是,僅有物理空間佈局上一些因應人性的設計,還是無法形成一個可促成社會進步的公共空間的。很多規劃師和建築師費盡思量設計的公共空間,結果還是無人使用。中國城鄉公共空間的荒蕪,與集體主義的凋敝以及個人主義的膨脹有很大的關係。政治制度的局限,也不能為“公共場域”的形成提供更多可能。而僵硬的產權思想,則可能妨礙新的“共有”的想像和實踐。要營造進步的公共空間,僅有規劃師和建築師是遠遠不夠的,它必須依靠國家的開放和全社會的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