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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樣性
平等相待非一日之功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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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平等合作”( Fair Cooperation)日益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一個核心概念。平等合作同時也是藝術合作的基礎。這一概念定義了國際戲劇合作專案的成功條件,後者有助於後殖民時代文化政治結構的理論構建與“文化多樣性”的實現。

作者: 沃爾夫岡·施奈德

自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通過《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以及各締約國簽字加入該公約以來,締約國每四年須提交一份報告,提供有關在此方面所採取的措施及立場的資訊。作為締約國之一的聯邦德國也負有同樣的義務,聯邦德國正在就即將提交的報告內容與公民社會展開磋商,該報告將在2019年由外交部發往巴黎。兒童與青少年戲劇或可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文化多樣性”是指“借助各種方式和技術進行的對各種文化表現形式的藝術創造、生產、傳播、銷售和消費的多樣化形式”。自安妮卡·哈姆佩爾(Annika Hampel)的獲獎論文《平等合作》(Fair Cooperation)發表以來,對於現代化和全球化時代如何在南北方之間超越後殖民現實,為國際背景下成功實施文化工作奠定基礎,“Fair Cooperation”幾乎成為了“藍圖”的代名詞。1968年距今已有五十年時間,今天的國際交往需要一種新的啟蒙。在希爾德伽特·哈姆-布呂歇(Hildegard Hamm-Brücher)提出對外文化政策論題——她在其中首次提出了發展合作的概念——四十年後以及冷戰結束後三十年,尤其需要一種在歐洲中心主義權力矩陣之外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在文化關係一體化綱領模式下的歐洲合作。在耀斯卡·費舍爾(Joschka Fischer)提出了以宣導普遍人權為特色,同時被設想為避免衝突與維護和平的手段的“文化外交”二十年後,在德國聯邦議會 “文化在德國”調查委員會提交報告並對相關職責和義務做出了規定十年後,需要的不僅僅是達成“文化政策必須有助於推動藝術創造”這一認識。無論任何人在任何條件下探討或主張個體自由與尊嚴,描述其內在的種種矛盾和衝突,通過象徵性手段對其加以呈現——也只有通過象徵性的方式,它才可能成為想像和體驗的物件——首先必須以藝術為媒介。人們通過藝術來探討個體性和社會性,藝術也因此溢出藝術傳播領域而對社會產生影響,並形塑著人性的意義和目標。因此,一種將自身定義為社會政治,並藉以實現、捍衛、參與藝術和文化創造的文化政治勢在必行。(德國聯邦議會 2008,頁59) 

超越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 

為此,國際兒童青少年戲劇協會(ASSITEJ)及其在德國的成員組織專門發起了一場討論,其中心議題與國際戲劇協會在青少年戲劇領域的工作主旨相一致,即超越國界和政治陣營(東方/西方或第一、第二與第三世界),超越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為一種在內容及美學形式方面專門適合兒童和青少年、且唯一面向這一目標群體的國際合作創造條件。

在哈姆赫利俄斯劇院(Helios-Theater)舉辦的“覺醒”(Hellwach)戲劇節上,一個工作坊對初步的討論成果做了總結。國際戲劇節在其中被定義為一個場域,它可以作為合作的起點,使不同國家的藝術家相互結識,瞭解對方在舞臺藝術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工作坊還提出了一系列行動建議,如戲劇節必須為藝術交流創造空間,“呈現一部戲劇的生產和藝術特色背後的種種,為開放式對話提供自由空間,為創作構思提供充足的時間,等等。而實現這一切的前提則是為藝術家出訪戲劇節創造機會。”為此需要開展各種調研,讓參與合作的人員瞭解對方國家、瞭解當地觀眾和創作條件,需要合作雙方的信任和平等,需要持久穩定的合作模式,以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為目標的各種方案和手段。這聽上去多少有些理想化,而且確實如此。同時還需要瞭解文化交流的現狀。文化多樣性並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要想在藝術合作方面有所改善,不僅需要敏銳的感受力,還需要經過實踐檢驗。 

合作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因為合作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那麼這種學習是在戲劇學院、導演系或是通過戲劇理論研究來完成的嗎?開展“平等合作”所必需的知識來自哪裡?國際戲劇交流活動在文化政治層面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嗎?聯邦文化基金會的“漫遊之趣”(Wanderlust)項目提供了哪些建議?由羅伯特·博世基金會贊助的ITI項目“場景轉換”(Szenenwechsel)進展如何?歌德學院的國際合作基金會能存續多長時間?像以往一樣,問題之後不止有答案,更有兒童青少年戲劇方面的實踐,並且這一實踐不僅倚重自我批判,還更多地寄望於價值評估。最新的例子來自法蘭克福劇院,該劇院劇團與雅恩德的 “朱古力劇院”( Theatre du Chocolta)進行了合作。巡演結束後,劇團藝術總監蘇珊娜·弗萊林(Susanne Freiling)曾詢問來自喀麥隆的藝術家同行們有何感想,她說,“我驚訝地發現,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所得出的結論卻十分相似,那就是除取得了藝術成果之外,這次合作也讓藝術家個人得到了成長,它極大地豐富了我們每個人的經驗。我們嘗試了新的導演和表演手法,原先堅信不疑的那種關於什麼是‘好作品’的觀念被徹底推翻。但與此同時雙方也對合作過程中遇到的許多溝通方面的困難表示遺憾:經費決策的模棱兩可(或有過於武斷之嫌),對有別于自己文化的另外一種工作模式、角色秩序和制度結構缺乏尊重,對導演抱有不甚明確的期待,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時間安排過於緊迫。”適應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化語境需要相互瞭解,需要有豐富的感受力和從容、幽默的心態,以及真正去瞭解和關注對方的願望,如此才能將文化差異轉變為一種積極有利的因素——而這些都是需要付出時間的。“對此,一位喀麥隆同行的總結十分到位:‘關於德國戲劇我學到了很多,認識到了喀麥隆和德國在各方面的差異,演員、作品和觀眾的不同。為了達成這樣一種合作,需要把兩種不同的能量融匯在一起。有時候我們承受的壓力很大,我一度擔心項目無法完成,但最終取得的成果我作為演員來說是十分滿意的。我們演員之間形成了一個大家庭,這對我們的藝術創作非常有益——這一點很重要。我認識到,將兩種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體、不同的人聯合在一起,讓他們朝一個方向看齊、去實現一個共同的夢想是多麼不易。” 

合作過程需要特殊扶持

這樣的合作對於贊助方來說也同樣。因此,歌德學院南非分院專門為前來開普敦參加國際兒童青少年戲劇協會世界大會的來自德國和非洲各國的合作夥伴打造了一個經驗交流的平臺。作為對外文化政策傳播機構,歌德學院多年來一直在積極運用各種創新策略與工具來對德國藝術的單向輸出做出調整,以使其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關係。

國際合作為合作與對話樹立了典範。歌德學院希望與國際合作基金會攜手,為全球化背景下構建新的網路和工作方式提供支援,嘗試開闢跨文化合作的新途徑。跨文化交流的實現,以及由此形成的行動者之間的聯合,與藝術作品本身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基金會為具有較高藝術水準、同時期望獲得公眾關注的項目提供支持。混合式、跨學科專案以及數位媒體的運用將作為核心要素獲得特別關注。合作成果將至少在一個國家的專業領域內進行展示,歌德學院期望雙方的舞臺合作成果最好能夠在兩個國家同時進行展示。此外,慕尼克總部負責人尤莉亞·漢斯克(Julia Hanske)還指出,合作過程必須體現出藝術合作的意義,且符合這一特點的專案應當得到特殊扶持。今年年初,這位負責人在紐倫堡“全景戲劇節”的某個活動上表達了上述觀點。在2016到2017年,德國藝術家和來自埃及、摩洛哥、肯亞、辛巴威、中國、格魯吉亞、匈牙利、古巴、委內瑞拉、以色列和黎巴嫩等國的藝術家通過跨文化交流在戲劇創新方面做了很多嘗試,在評選出25部獲獎戲劇之後,戲劇節取得了初步結論:今後應當對兒童青少年戲劇予以更多重視,並在評委會中增設這一領域的專家。歌德學院應邀參加了國際兒童青少年戲劇協會執行委員會與德國兒童青少年戲劇協會理事會的會議。 

合作需要時間、透明度和信任

“Fair Cooperation”也是這個在法蘭克大都市紐倫堡舉辦的戲劇節的主題。國際兒童青少年戲劇協會主席耶維特·哈蒂(Yevette Hardie)在會上指出,“Fair Cooperation”的核心議題是“翻譯、包容和參與”。協會副主席弗朗索瓦·弗格爾為法國正在著手進行的“Ping Pong”項目做了宣傳,該項目為法國藝術家提供了與來自國外的夥伴一起工作數周的機會。“但這需要時間!”藝術家之間的初次接觸並不意味著能立即發起一個藝術合作專案。杜塞爾多夫青年劇院的斯特凡·費舍-菲爾斯(Stefan Fischer-Fels)在1月份也舉辦了一個類似的工作坊對話活動。彼此透明是合作的前提,這是他通過自己在南美和西非的交流實踐得出的結論。合作過程中應當由雙方共同決策,尤其是在資金使用方面。此外還要安排足夠的籌備時間。在啟動一個藝術項目之前,首先必須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做一瞭解。在此背景下,個人的學習和生活經驗,以及與當地觀眾的交流對藝術家將有很大幫助。參與紐倫堡座談的國際兒童青少年戲劇協會代表不僅就國際合作中的交往方式、力量對比和框架條件進行了交流,還就國際合作對推動戲劇創新方面的重要性達成了一致。

作為與“Fair Cooperation”有關的其他所有對話及活動的基礎,國際兒童青少年戲劇協會正在籌備一份工作檔,這份文件將在結合相關經驗和哈姆、開普敦、杜塞爾多夫、紐倫堡工作坊討論成果的基礎上產生。文件規定,應當在“公正”( Equity)和“平等”( Equality)的語境中重新商討“Fairness”(平等)這一概念。此外還要對“聯合出品”(koproduktion)的定義重新加以審視,尤其是其中涉及過程、產品及合作關係的問題。應當對法律問題和保險風險進行探討,解答國際交流中劇團簽證的問題,規定始終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簽證問題。檔呼籲建立著眼于信任與交流長期合作。此外還應當在兒童青少年戲劇機構及組織的跨文化開放這一意義上來維持平等合作的關係。對此文件中給出了具體建議:為該工作領域劃撥年度預算經費的百分之五,用於聽講、外出采風、邀請和接待國外合作夥伴、出訪國際戲劇節以及向來訪的國外藝術家支付薪酬。 

通過“合作出品”維護藝術多樣性 

在杜塞爾多夫工作坊的對話活動中,戲劇工作者們表示:“我們相信,跨界合作和演出機構的跨文化開放將讓我們的工作受益匪淺,同時我們的觀眾也能從中獲益。當地觀眾當然是多元化的,我們需要提供給他們的,是多樣化的敘事、能夠讓他們產生共鳴的角色、敘事角度和藝術決策,設計出當地觀眾易於接受的劇場空間和宣傳海報,制定適合當地經濟水準的演出票價。戲劇舞臺是通向世界的視窗,它呈現出人們看待歷史、現實生活以及未來的多元化視角。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參與合作的藝術家要對國際交流抱有開放態度。我們通過‘Fair Cooperation’這一基本的藝術創作觀念使之成為可能。”在評估問卷的最後,法蘭克福劇院的合作夥伴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你對合作結果滿意嗎?”對此喀麥隆同行全都給出了眾口一詞的肯定回答。但同時他們也指出了此次合作對於“平等合作”而言還有待完善的一些方面,比如對結構性關係需要更多瞭解,對文化多樣性應予以更多尊重,為合作提供更多時間以便做出改善,等等。平等作為一句口號喊起來很容易,但要付諸實踐卻非一日之功。

本文发表于IXYPSILONZETT. 儿童与青少年戏剧杂志2018年第一期, 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ASSITEJ),时代戏剧(Theater der Zeit)出版。
www.assitej.de www.theaterderzeit.de

參考文獻

Annika Hampel:“對外文化研究政策”《平等合作:對外文化政策合作》(Fair Cooperation. Partner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in der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ik. Reih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Wiesbaden, 2015)

Annika Hampel: 《平等合作:文化外交與藝術管理的新範式》(Fair Cooperation. A New Paradigm for Cultural Diplomacy and Arts Management. Cultural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Policy Education,Bruxelles,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