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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城專欄:北京
鼓楼的魂儿还在

馬可魯
馬可魯 | © 曾融天

鼓樓東長大的畫家馬可魯稱鼓樓是“草莽將軍”、鐘樓是“鐘靈之秀”。他回憶自己的童年,也見證著這座城市的變遷。但他仍然相信這裡的靈性還在、魂兒還在、氣勢也還在。

  周末的北京草場地。和馬可魯先生來到約好的地點,發現這家五環邊上的咖啡館居然人滿為患,我們就去了旁邊一家環境還算可以的餐廳,點了啤酒小菜。——有時候事情不一定會按照計劃的進行,好在也並未妨礙其進度,就像我原定計劃是拜訪他的工作室一樣。

  六歲半的時候,馬可魯跟隨父親一起從上海來到北京,居住在鼓樓東邊胡同的一個四合院裡。“青磚鋪地,院子裡種著兩棵海棠樹,大的,可以上房(高達屋頂)的那種”,那是四十年代他的父親用了38兩黃金跟一個國民黨軍官換的。1960年代初的北京,除了紫禁城算內城,老百姓住的都算外城,現在的二環那時還是城牆和城門,雖然也不是完全的原貌,但這個城市基本的結構都還在。——再往外都是菜地、窯坑,更遠些是莊稼地、林場,東到建國門、大北窯;往西到阜成門、佑安門,北到安定門,再往外是廢棄的窯坑,積滿了水,每年都傳聞有被淹死的人。

馬可魯:鼓樓大街,48x58cm (1981) 馬可魯:鼓樓大街,48x58cm (1981) | Courtesy of Ma Kelu

  小時候,馬可魯對北京的感覺是“紅牆黃瓦,藍天綠樹”,他家旁邊的鼓樓和鐘樓,那時都算最高的建築了,鼓樓在過年時會有廟會,賣糖葫蘆的,“拉洋片兒”(幻燈片)的,還有年畫、對聯,對馬可魯而言,那時候的鐘鼓樓是一個非常美好的記憶。鐘鼓樓之間,是個說書場,一排很大很寬的平房,袁闊成也在裡面講《封神榜》、《三國演義》。小孩兒沒錢進不去,就靠在窗戶邊,窗戶是紙糊的,能聽得見,還能透過門縫裡瞧著。在他的記憶深處,除了說書場,還有個做酥糖的小作坊,一邊聽說書,一邊聞著酥糖的甜,享受至極,就是沒錢買。那時上小學,也想掙錢了。怎麼掙呢?鼓樓裡的院子有很多野生植物,房子又老,那時北京有很多土鼈,藥房收,晚上他就和哥哥在鼓樓拿著電筒找土鼈。“那時鼓樓一帶的市井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養鴿子的站在房頂指揮時好看極了”,他們小時候會上房(在屋頂)玩兒,跑來跑去,有時把房頂踩壞了,惹大人急。鼓樓和鐘樓再往西南邊,中南海去不了,北海、什刹海都是安靜的樂園,一到夏天,小孩子成群到什刹海游泳。那一帶周圍住著很多他的同學和後來成為畫家的朋友,一直到中學開始畫畫,再到工作、結婚後帶著孩子推著車去散步、乘涼、玩耍,北京胡同都是通的,包括南鑼鼓巷、北鑼鼓巷一帶,都極為熟悉。

  城牆開始被拆,是在他上中學的時候,那時文革已開始,他們還得幫忙拆,到城腳去,把繩子綁在城磚上,一人一塊兒,拉去砌小房子,到處都是。那時的冬天比現在要冷,“北京人的記憶裡都有,就像電影《老炮兒》裡的場景”,冬天去什刹海,在結冰的湖面上溜冰,那裡是年輕人重要的娛樂場所,像是現在時尚的、特別酷的地方,玩耍、“拍婆子”(交女朋友)、帶女朋友炫(耀)、掐架(吵架),發生過許多年輕人的血色青春的故事。

  但是這裡也不總是“紅牆黃瓦,藍天綠樹”:文革中很殘暴的一幕,是他在房頂上看到的。他家後院一個老太太,紅衛兵來收書時在她家發現了夾壁牆,翻出了一把她男人的日本軍刀,結果老太太被剃了陰陽頭,被皮帶抽得全身是血,過了一陣兒老太太就死了。

  馬可魯家被抄時,他和父親也是在院裡,他的父親做紡織生意,在當時是“資本家”,紅衛兵拿著皮帶,但是沒有打。當天家裡的櫃子、書架都貼了封條,不能打開了,夜裡睡在門板上,下面墊著幾塊磚,“月光下看著封條就覺得恐怖,印象非常深”,沒過多久全家就會被轟到農村去了。那是1966年,臨走前一天,後來上面下命令,說“東糾”、“西糾”是反動組織,“要文鬥不要武鬥”之類的,東糾、西糾是最早由軍隊幹部子弟組成的紅衛兵,有些激進。“東糾”、“西糾”派剛抄的家,另外一派(“海糾”、“聯動”)又說對方是反動組織。這樣他家才算渡過一劫,“否則這一輩子的命運就改變了。”文革中,他的哥哥姐姐們去了雲南或江西,馬可魯去平谷插隊,插隊兩年回來後工作分配在朝陽門,還在家裡住,結婚時就在鼓樓家裡的小廂房,一直到1988年出國。先後在飲食行業工作了12年,前兩年在飯館,兩年後被調派到機械維修部,直到1984年辭職,這些他在發表於《今天》文學雜誌七十年代專欄的文章《無名年代》裡都曾寫過。所以,關於那28年(1960-1988)在鼓樓生活的記憶,從小到大不斷地在變化,正因為所有這些好的、壞的、恐怖的、暴力的記憶,尤其是後來70年代末、80年代初時,作品中才有這種比較複雜的心理、社會、情緒的呈現,包含對家庭、社會、政治與市井生活的感受。

  在馬可魯的畫冊裡有一個主題叫鐘鼓樓,在紐約他住在布魯克林,回來後有個展覽,是把這兩個地方串連起來的。這些最窮苦的人住的地方,同時又包含了市井文化和歷史的留存。鼓樓一帶住著許多文化名人、清朝遺老和舊官員,像和珅的恭王府、宋慶齡故居、郭沫若故居,藏家張伯駒住在後海。“鼓樓這邊有我所有的記憶,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畫了那麼多什刹海、地安門大街、鼓樓大街,雖然畫的是街道,但裡面蘊含的是記憶和情感,所有的糾結和牽掛。”文革破四舊,很多文物都遭到破壞。1970年代很蕭條,1980年代改革開放,鐘鼓樓之間的說書場變成了許多小飯館、小商舖。1990年代初,有點類似古玩城,當中有很多租攤位賣假古董的。馬可魯記得,他出國回來調整時差,醒得特別早,起來會吃兩三次早點,在紐約吃不到這些。然後從煙袋斜街走到什刹海,再走到後海,非常舒服和安靜。這種情形,在2001/2003年“沙士”之後被打破:鑼鼓巷慢慢熱鬧了,鐘鼓樓開始熱鬧了,遊客越來越多了,什刹海邊上開始有好多酒吧……後來政府幾經整修,過去的樸素都沒有了(鼓樓周邊在1990年代以後,拆了很多民房,整個北京原來的風貌慢慢消失),這似乎也是任何地方過度商業化後的通病。

  馬可魯先生在2006年回來,回來之前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出國就是想出去看世界。回來之後就再也回不去了,那時候房子特別緊張,離開鼓樓之後,家裡其他人就住了。”剛剛進入花甲之年的馬可魯先生始終覺得,鐘鼓樓、什刹海、後海這一塊兒,在他的感情記憶裡一直是沒有變的,到現在也是這樣的。他時不時還想回去,即使不走進那個院子,“我已經幾年沒走進我家了,那裡還住著我的家人”,他就在周邊散步、走走、看看,甚至跟幾個朋友到後海的某個酒吧樓上坐一坐,有時晚上去溜達一圈,拍些照片,一直在關注那裡的變化,但他幾乎很少踏進之前居住的那個院子。他稱鼓樓是“草莽將軍”、鐘樓是“鐘靈之秀”,對那個地方的感情,不管商業化變成什麼樣,那個地方一直都在,感情也在那。他始終覺得那是北京最好的地方。“就像如果北京城沒有經過49年之後的變化,根據當時的資料,北京城不會亞於羅馬,如果聽從梁思成的建議,開闢新城,保護舊城,現在也是個“金飯碗”了。儘管這樣,北京還在,北京的魂兒(靈魂)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