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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殖民主义在中国
不仅是胶州湾租借地:一段(几乎)被遗忘的故事

醇亲王与部下拜访德国长官
醇亲王与部下拜访德国长官 | © Bundesarchiv

当人们提起柏林达勒姆区(Berlin–Dahlem)的伊尔底斯大街(Iltisstrasse)时,是否会联想起来自鼬科家族一种食肉动物——白头鼬(Iltis)?因为这个教区的教父偏爱这种小动物,所以以它命名这条街。可能人们并不会产生这样的联系,因为直到今天为止,这条街道的名称还是会让人们想起德国殖民历史中的一个章节。

作者: 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

    当人们提起柏林达勒姆区(Berlin–Dahlem)的伊尔底斯大街(Iltisstrasse)时,是否会联想起来自鼬科家族一种食肉动物——白头鼬(Iltis)?因为这个教区的教父偏爱这种小动物,所以用它为这条街命名。可能人们并不会产生这样的联系,因为直到今天为止,这条街道的名字还是会让人们想起德国殖民历史中的一个章节。与附近的兰德大街(Lanstrasse)和大沽大街(Takustrasse)一样,伊尔底斯大街的名字原本也是来源于这样一段历史:即德国的伊尔底斯号(Iltis)炮舰在舰长的带领下对大沽口炮台(Taku/Dagu-Forts)发动了成功的进攻,而被攻下的大沽口炮台正是进入港口城市——天津的入口,从中国北方的这个港口登陆,可以直驱中国清政府的首都北京,因此这个炮台也担负着保护国都的重任。这次进攻是1900年到1901年的殖民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的序幕,这是一场由德国和其他七个西方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向中国清王朝发动的血腥入侵,也是各种帝国主义势力向外扩张的高潮。
 
    普鲁士作为德国各个王国(公国)的开路先锋,凭借着在1861年与中国签订的普中不平等条约(Preußisch-Chinesischer Ungleicher Vertrag),一举加入到帝国主义势力的精锐方阵中,而这一方阵早在1840年到1842年间,就已经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控制中国的领土、政治、金融和经济等方面的主权,从而将中国变成了一块非正式的殖民地。经过1858年到1860年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半殖民地结构被进一步强化和扩大。鸦片是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商品,而它作为一种毒品对于个人和整个国家的毁灭性破坏作用却被销售者淡化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新的条约,鸦片和其他商品一样被允许以倾销价格进口到中国。
 
    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组织都被完全破坏了,而且为了向帝国主义国家支付巨额的赔偿费,中国还被迫借了大量外债。中国不同阶层的老百姓因此陷入了贫困,随之而来的是各界人士针对外国侵略者及其利益代言人、还有指向清政府的反抗运动——因为后者无法改变自己国家被盘剥、以及经济大失血的局面。普鲁士自1865年以来就从中国的半殖民社会制度中获取经济利益,从1871年以后,整个德意志帝国继续在中国获得收益,它们也将战舰调遣到中国的海岸线进行巡逻,甚至或是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进入,或是直接闯入沿线的港口。

 © 歌德学院(中国)2019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德意志帝国就希望像英国占有香港那样,也获得一块类似的殖民地,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这个打算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成为现实。然而,随着德国学者在外交、语言和历史和当代情况等方面的知识得到突破性的增长,而且凭借1887年以来在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开办语言专题科,德国人开始系统性地掌握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扩张所必需的知识。
 
    “煤站”(Kohlestation)和“海军基地”(Marinestützpunkt)是两个有着广泛误导性的概念,而在德国军队占领了包括口岸城市青岛在内的胶州湾之后,在1897年到1898年间,德国外交官在与中国的清政府谈判的过程中,一直用这两个概念将后者引入歧途。经过漫长的谈判、并且在不断施加将进一步展开军事入侵的威胁之后,清政府被迫将这个地区作为“胶州湾租借地(Pachtgebiet Kiautschou)”割让给德意志帝国,租借期限为99年。在中国清王朝提出的各项要求中,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唯一争取到的,就是将这块殖民地称作“租借地”。当然,就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甚至直到今天,在有些地方还会看到这个地区一直被称为“附属地”或“模范殖民地”一样,事实上,从1897年到1914年,胶州湾地区就是德国的殖民地:这个地区连同其周边山东省的部分地区属于德国的直接“势力范围”,德意志帝国在此享有经济及军事等方面的特殊权利。
 © 歌德学院(中国)2019
 
    “模范殖民地”是另外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它是被作为一个宣传概念开发出来的,直接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的对照;将胶州湾作为香港的对应物,反映了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竞争,也体现了当时国际市场的面貌。与此同时,“模范殖民地”这种说法也起到将德国占领者的殖民身份合法化、对其殖民行为加以修饰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德意志帝国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占领土地、为了建设军事基地、为了开辟销售市场,也是为德国驻东亚海军开采山东省丰富的煤炭矿藏,为德国资本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胶州湾地区隶属德意志帝国国家海军部(Deutsches Reichsmarineamt),由其任命的一位提督负责管理这块被占领区。
 
    如同宗主国在所有殖民地上的做法一样,德意志帝国也在胶州湾地区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实行物理空间、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隔离,不断再造、扩大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并且逐渐形成了应用于殖民地的特殊统治工具:首先是全面取消中国清政府行使主权的权利,与此同时,通过军队的军事进攻和发动战争、包括在最开始开展所谓的讨伐,以消灭反抗力量。随之而来的是以农村和城市居民为对象,实施没收财产的措施和再定居措施,这些做法限制了中国人的贸易活动,使得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法律体系失效,并且建立了将社会割裂为两部分的新的法律系统,同时也禁止中国居民在所谓的欧洲人居住区定居。

大约从1904年起,德国方面就开始极其强有力地推进德意志帝国的文化使命,而较少地强调军事任务,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德国当局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长期从中国获取利益。

    与欧洲中心主义高人一等的感觉成双入对的种族主义和社会性训诫、规范构成了日常实践,在平日的生活中对个体——在这里就是被定义为劣等人的“中国人”——发挥着控制作用;特别是在德国士兵性侵中国女性的事件中,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法律上,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通婚并没有被禁止,但是这样的婚姻关系会受到社会性的惩罚:如果一位在殖民地属于下等阶层的德国男子娶了中国女子为妻,那么他与他的妻子、以及子女之间的关系将不受法律保护。
 
    当然,在殖民地会出现针对殖民统治者的反抗;在此期间,尤其是中国官僚阶层和儒士群体也强烈地请求清朝皇帝搞改革,而清政府的诸项政治改革都无功而返。中国商人们在这里成功地扩大着他们的经济利益,获取越来越多的收益,同时,因为当地的文化秩序也主要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而被打破了,于是,朴实的农村居民开始以暴力行动做出抗争,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以及其后在1900年到1901年爆发的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德意志帝国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并且收获了自己的利益:德国军队作为八国联军的组成部分展开了军事进攻,德意志帝国从中国政府支付的赔款中瓜分了大笔赔偿,德国军队的收益则包括——但不仅仅是——针对起义的义和团和普通民众采取暴力行动和所谓的惩罚运动。
 
    大约从1904年起,德国方面就开始极其强有力地推进德意志帝国的文化使命,而较少地强调军事任务,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德国当局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长期从中国获取利益。因此,在胶州湾地区的欧洲人居住区也建有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还有医疗和教育机构(野战医院、医院、中小学、气象观测站、德语—中文双语高等院校等),这些设施有部分是允许中国人使用的,而且它们也发挥着面向中国百姓和德国的国际竞争对手——英国——的宣传效果:殖民地项目应该展现文明、进步和现代化。这些史实直到今天,都一直在德国历史编撰学中起到形成和传承现代化叙事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的历史学当中,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同样的影响。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胶州湾地区被日本军队占领,德国对该地区的殖民统治也就因此结束了。而随着一战在1918年结束,德意志帝国也不复存在,因此德国正式放弃了在华所有殖民地的权利,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是从1942年才开始这些行动。在中国的文化记忆中,殖民时期无论是政治领域的行为、还是知识界的活动一直到今天都被看作是1840年到1942年“百年之耻”(Jahrhundert der Schande),并且中国也将这段历史,这个“百年之耻”经历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背景或出发点。
 
    2011年,经过当地居民的长期努力,终于在柏林达勒姆区的伊尔底斯大街、大沽大街和兰大街交界的三角地上竖起了一块告示牌,讲述了这三条街道与殖民地相关的历史。但是,到目前为止,位于柏林魏丁区(Berlin-Wedding)的胶州大街(Kiautschou-Strasse)却没有任何关于它的名称历史渊源的解说。在大部分德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德国在中国全面的殖民历史已经快要失去立足之地了,德国人往往会有选择地将这段历史与“模范殖民地”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