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薇拉•托尔曼(Vera Tollmann)

薇拉•托尔曼(Vera Tollmann)
薇拉•托尔曼(Vera Tollmann) | Photo: Vera Tollmann

薇拉•托尔曼1976年生于德国奥伯豪森,曾在赫尔德斯海姆和利物浦攻读文化学和美学应用。现作为自由文化评论家和策展人在柏林工作。托尔曼曾与他人合 作,就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戏剧化展现和关于可持续性的修辞学等话题,共同筹办了2007年在维也纳的展览《感同身受的供应》和2008年在德国的《灾难警 告》。
 

 2008年冬,托尔曼参加了歌德学院支持的策展人中国采访行。在此次中国之行中开发出的视频项目中国案例分析于2009年夏天在柏林世界文化宫展出。这个空间视频装置由欧洲和中国艺术家现金制作,聚焦于中国多个不同文化特点的大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变化。这种中国案例分析的形式被设定为一个系列,将于2012年继续进行。

     自2012年4月起,她将同Moving Image Lab一起,为开发和研究吕讷堡大学的活动画面格式,搞一版新的有关Video Vortex的会议系列。2012年的夏季学期,托尔曼会在柏林的一个私人大学教授网络新闻学。她还定期地为艺术杂志《女跳跃者》、《艺术平台》以及周报《星期五》撰稿。

     1.您最近在忙什么?

    为了写我的新作《中国:德国新闻媒体的童话国之二》,我把副刊上有关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被捕和后来被释放的报道搜集起来,合成一组媒体报道集。那些文章都言之凿凿地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通过蒙太奇的拼接形式,产生了几个有趣的段落。同时这本小册子也是为了纪念2011年逝世的汉堡社会学家贡特•阿门特(Günter Amendt),以及他在1968年出版的宣传册《中国,德国新闻媒体的童话国》。当时批判主流媒体的报道还是很热门的话题。 如今我当然继续在观察德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总是有新的很好的例子,能够证明媒体在艾未未身上发起了一场造神运动:艾未未手书的同意担任柏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的声明被印在了报纸上,成了他还很好地活着的证明。甚至谷歌地球上的中国谜一般但又很美的基础设施的卫星图片,也会令新闻记者们想起艾未未。作家和艺术评论家路德维希•塞法特(Ludwig Seyfahrt)在给《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如果媒体们全都同意关注一个人,就没人关注其他人了。”媒体这样做只是展现了他们的自我参鉴。

     2.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是怎么开始的?

     我很小的时候,看过贝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 )1987年拍摄的华丽影片《末代皇帝》,我也到过几个装潢奢华的中国饭馆。不过,那只不过是些异国情调和民族风情。2006年,我第一次去到中国,当然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在故宫里有一个星巴克咖啡馆。在中国一个DVD店里,我不单看到贝托鲁奇的电影,还找到了另外一名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在1972年拍的那部更激动人心的电影《中国》。

     3. 与中国的交往给你的工作或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中国给我打开了一扇“机会的窗户”,也就是给了我保持一定距离地观察自己的文化背景的可能,还有就是了解媒体以及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正如法国哲学家和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在他的《绕道中国》一书中所说明的那样:有怀疑就意味着,要脱离父母的看法,脱离一般舆论的看法,要脱离所有的偏见。所以中国首先是提出了很多问题!

     4. 你在中国最美好的经历是什么?

    在2011年5月我最近一次去中国时,我在媒体艺术家冯梦波的工作室看望了他。冯梦波说,现在已受够了新媒体,对此感到很累。冯梦波把他的索尼狗“爱波”换了一条真正的、毛绒绒的小狗,那条狗不比动物玩具大,名叫Lego。艺术家在体验了电脑游戏中的模型世界后,现在对自然博物馆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洋镜更感兴趣。这就是说在中国也有“后互联网”艺术家,而不仅仅只有那些拼命要了解和模仿西方绘画史的画家。

     5. 你在中国最不愉快的经历是什么?

    有点让我不愉快的事情是,2011年我们从北京飞往内蒙古,因为遭遇大雾不能在原定的目的地降落,而是降落在了呼和浩特,当时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能起飞。在那里,我们在候机室逗留了几个小时。我们的中国女友告诉我们:对中国人来说,Air China等于 Always cancelled(总是取消)。

     6. 有没有你最喜欢吃的中国菜?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空心菜,凉拌海带(或其它的藻类食品),干煸豆角,还有北京烤鸭。当然我还得推荐早饭喝鸡蛋西红柿汤。

     7. 对你来说什么“ 最中国”?

    就是弗朗索瓦•于连称之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就是从现有的情况出发做出决定的能力,一种很有技巧的行为。街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不确定性也非常典型。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慢慢地往前蹭,然后不知什么时候,汽车、自行车和行人都能优雅地“擦肩而过”。与挨那些在柏林街上巡逻的自称为私人警察的责骂相比,这种往前运动的方式很明显会更让人痛快。特别有意思的是可以发现,一些观点不一定相互排斥,例如一个共产党的政府同非常资本主义化的经济。我们可以在哲学家和媒体理论家韩秉珠那里找到对这种现象的以下解释:“中国人很明显在资本主义中看不到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之处。是的,矛盾不在中国的思维范畴。中国的思维更倾向于“既是又是”,而不是“非此即彼”。

     8. 中国文化方面哪种成果给你印象最深?

    除了饮食文化外,山寨给我的印象最深。山寨在中国是一门文化技术,从而让假产品进入市场。在这些产品中,有各种iPhone手机,上面打着“深圳制造”或“iPhone5”的标签,而苹果公司现在才生产“iPhone4”。中国的制造商确实超前。通过这种方式,那些没有能力购买智能手机的人,也能通过手机进入互联网。因为山寨产品要便宜得多,而且还符合当地的要求。例如,这些手机都有双卡双待的功能。

     9.如果可能的话,你愿意和哪个中国人换一天生活?

    同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而且是在2012年的秋天,胡锦涛的接班人选出来的那一天。或者是同英文版《环球时报》的总编。

     10.你希望把中国的哪些习惯或理念带回国内?

    山寨,这样原版的东西就不会再那么被认真对待!在中国,模仿杰作被看作为是聪明的行为。山寨的革命性在于,普通的百姓也能使用高科技,而这些技术本来只能供买得起的精英们享用,因为山寨把全球化的产品地方化了。只要缺乏对过于昂贵的西方原版产品的购买力,影子市场就会一直存在。而在充满阴影的柏林,对山寨生活方式的需求应该非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