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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何处是故乡
我为什么回来?

摄影:楼定和
摄影:楼定和 | 版权:东方ICNews/ ImagineChina

作家陈希我从自己80年代出国,90年代又坚决回国的经历和感受出发,探索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爱情及文学与故乡的关系。

作者: 陈希我

本文2011年9月首次发表于《信睿》杂志。

  前一阵有个消息:画家陈丹青宣布放弃中国国籍,离开中国,永不回来。后来有人辟谣,说是假消息。印象中陈丹青早就“去中国”了。但这倒符合他的风格,他当年就是这么跟清华告别的。但是清华可以告别,中国,能逃得了干系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以为能够逃得了干系,我从这个国家“胜利大逃亡”了。跟托马斯•曼不同,1933年托马斯•曼是背着祖国流亡的,他相信:“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不幸的是,德国不在他那里,德国还在德国。我不是托马斯•曼,只能“净身出户”。在虹桥机场候机厅,广播里播放着一首歌:《外面的世界》,齐秦唱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前一句确实,但“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不明白。我只是将之当做颓废,颓废是美的,何况那时“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同时播放的还有《故乡的云》。在我,那有一种感伤的美,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去故乡”,而非费翔的“回故乡”,或者,我的故乡在远方?现在想来,当时的思维真是混沌,正合了另一首歌:《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在当年被禁唱,但其实当年,无论是被讽刺者还是讽刺者自身,都在混沌的感觉中。现在有人说,80年代是梦一样的年代,梦就是混沌的。这些歌,构成了我逃离祖国的旅途记忆。

  有意思的是,我踏上日本国土,最初听到的是长渕刚演唱的《蜻蜓》:  

每次我咯噔咯噔用力踩着柏油马路,
我的愿望只是想靠我自己继续存在。
我对花之都大东京憧憬得要死,
我拎着单薄的旅行袋一直向北向北。

  我听不懂歌词,不知道那里也在骂着“东京八格牙路!”(确切翻译应该为“操,东京!”)。在我几乎不懂日语的情况下,我拥抱了日本,我只知道,那是中国之外,那是自由世界,那是文明,那是现代化,我已经走向了世界,我已经跟中国切割。20多年后,我在长篇小说《大势》里描绘了当时的情形:

我喜欢那种在东京市中心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感觉。那么多人,全都站住,没有人跨过去。人群像整装待发的军队。红灯变成了绿灯,两边几乎同时迈步,齐刷刷向前走。两股人流面对面交接,汇合在了一起。我很荣幸自己置身在这个人流里,你会感觉到交融,你是这城市的一员,你跟那些日本人没有区别。
我喜欢日本男人穿的风衣,我穿着风衣,还注意着脑勺上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翘着公鸡尾巴似的头发。

  这个“我”名叫王中国。跟我一样,他听不懂《蜻蜓》里的歌词,不知道日本有一类族群也在往东京奔来。其实王中国原来也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区福建的,他周围的那些人,原来还是农民,只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中心化”、“城市化”,就已经“全球化”了,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的一个熟人,精神就出了毛病。我们这些中国人,甚至会瞧不起从乡下来东京的日本人。渐渐地才明白,我们的身价并不因为“化”到了“全球”而升值,相反是贬值了,比到城市的日本乡巴佬还差,因为他们不过是“三等公民”,而我们,连“公民”都不是。

  但也无妨,中国人本来就是从“猪仔”起步的,只要忍耐、勤劳,最终会定居,会移民,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他们国家的人,甚至比他们还有钱。几乎所有出国的中国人,都不会拒绝接受对方的国籍。人往高处走,理所当然。但我未必想得到这样的国籍,我只想无国籍,但完全不可能。在被盘查时,我仍然要出示我所执有的护照,即使用日本国发给的《外国人登录证明书》,上面也有国籍。我不能像“伪装越南难民”的中国偷渡者那样,把所有能暴露国籍的东西扔掉,让一叶渔船把自己漂到日本海岸,让日本人无从遣还。

  吊诡的是,我开始怀念起我的祖国来了,怀念那些我本来嗤之以鼻的东西。一次,在一个公共厕所,抬头瞧见不知谁用汉字在墙上写的两行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竟差点潸然泪下。多么好的诗句,多么好的祖国!我从来没有这么“爱国”,那是被踢回来的“爱国”。我甚至觉得在国内比在国外活得有尊严。我开始热衷于中国民间向日本讨还战争赔偿。当时中国政府并不支持,但在我,这不重要,我是为了祖国。祖国,像梦魇一样在我生命中复活了。尽管我不愿意,但是我不能摆脱。即使我百般逃脱,我也已经“被中国人”。

  即使完全被容纳,我也仍然“被当做中国人”。就像《大势》里王中国的女儿,在“地球村合唱团”里,在各色人种中,她仍然代表着中国人。“地球村”不是一碗汤,而是一桌菜,至少也是一道大杂烩,那么即使合在一起煮,也要承认国家间的边界远未消失,不可能煮成糊,把“全球化”改换成“国际化”,也仍然有“国”的边际,仍然有主次,仍然有强弱。而且这强弱是有历史记忆的,那么融合就不可能。甚至,融合可能就意味着“越界”,意味着侵略。《大势》里的王中国坚定地认为自己女儿跟日本人发生关系,就是被日本人侵犯了。我想,某种角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冲突更加激烈了。

  许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回来,回来了,又要跟现实“死磕”。我回答,因为要回来写作。但写作未必就要跟现实“磕”呀!我说:一切好作家都是反动派。但其实这只是部分理由,文学不是生存的全部,文学逻辑不是生存的逻辑。那么是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只能用汉语。这当然也是理由,但仍然不能让人信服。一些朋友见到我苦如困兽,建议我再出去。即使要写作,用非母语写作并非不可能,甚至并非写不好,远有纳博科夫,近有哈金。当然,他们有语言的天赋,但你未尝就没有吧?为什么不试一试?但是有一点是做不到的,我不在“现场”。作家必须在“场”,托马斯•曼没能把德国背走,他自己的写作反而坠入了空虚。我的“场”在中国。在国外,你可以自由写作,但是你的自由写作没有意义;你可以自由言说,但是你的听众很可疑。

  其实,即使同是中国人,也未必不可疑。刚到日本时,我认识了一个台湾人,我们可以用中文交谈,这对日语尚不掌握的我,倍觉欣慰。我滔滔不绝地对她说话,但是我所说的,她基本不懂。同是中国人,但我们的“场”已经隔离。其实,长渕刚的“蜻蜓”何尝不是如此?在世界大融合时代,弱者的神经只能更加灵敏。

  得!就是你在国外呆不下去了,你弱,你只能回来,你离不开祖国母亲的乳头!说对了。某种意义上说,我还比许多逃出去的人更离不开这个母亲。我回来了,他们可以不回来;我回来“磕”得头破血流,他们可以在海外不痛不痒地歌颂中国,从而捞取中国“富裕”后溢出的油水。

  当年我“胜利大逃亡”,在大家眼里,是“鲤鱼跳龙门”了。当时我已有女友,大家预测,我会把她甩了。但是没有甩,我把她接出来了。女孩子到国外,更是“鲤鱼跳龙门”,大家又预测,她会把我甩了。结果也没有。最后我们双双回来了,双方家人都多少有点失落。有人夸是爱情,爱不爱尚且不论,但孤独是一个绝对的原因。回到中国,我们一度不能用中文流利表达,我们是能够交流的两个人;同样,在国外,我们也拥有共同的交流语言,那是属于我们的,中国式的日语。

  如果说爱情这劳什子,中国人的爱情,不也是中国式的吗?

  其实,在国外时,曾经有个日籍女孩出现在我的面前。谁都知道,如果我们结婚了,我的签证会意味着怎样的改变。我周围的同胞都羡慕得不得了,这里还有个原因,她是混血。这又符合中国人的另一个美丽愿景:中国人其实是骨子里瞧不上日本人的,崇的是“洋”,100多年来美女标准几乎都是西式的。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日本只是“东洋”。但中国人实际上又是吃不消“洋”,所以就生出了特殊的审美取向:混血最美,因为其东西合璧。 但我已有女友,当然对流亡族类,忠贞从来不是第一要义。也许还有重要的原因:她不会中国话。当然我可以讲日语,但是只能满足日常交流。我曾经问过一个嫁给美国人的朋友,他们是怎样交流的?她回答:过日子需要交流吗?我问了个愚蠢问题了。穿衣、吃饭、睡觉、做爱、逛街,未必需要语言。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还有情感的表达,更有思想的交流。至少这对我很重要。我告诉她,我恰恰是要回中国去,很无奈!作为“被中国人”,也只有在“被”中,才有了作为“人”的依托。

  曾经看到一个调查,许多中外跨国婚姻,都无法顾及到思想的交流,能交流情感就不错了。当然这并不影响表面的光鲜。假如不苛求,也确实是光鲜的。我将要脱稿的长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陈千红,就这么光鲜地一路走向世界的,尽管她是“睡”向了世界,全世界有无数张她的床。这似乎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图景—以卑贱的代价取得“成功”。陈千红跟王中国不同,她没读太多的书,于是不像王中国那样纠结。她永远在本能中,在直觉中,“跟着感觉走”。她的硬道理就是发展,在她看来,“成功”就是“成功”,管是怎样的“成功”,浑然没有区别。

  其实,日本当年的“成功”,也是没读什么书的“南洋姐”“浑睡”出来的。这让日本得以“化”到了国际大家庭里,并且最终成了强者。

  这么说来,是该死的知识阻碍了我的“全球化”了?因为知识厘定界限。

  陈希我,福州人, 陈希我 陈希我 | 版权:陈希我 生于1963年,自由作家,1989年至1994年在日本留学,2007年获福建师大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放逐,放逐》、《抓痒》,小说集《我们的苟且》、《冒犯书》等。陈希我曾于2003年、2004年及2010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2006年因中篇小说《上邪》获得《人民文学》杂志社颁发“人民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