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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绅士化
合理,但也非常狭隘

位于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的老宅
位于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的老宅 | 版权:www.colourbox.com

在德国,许多创意人士反对绅士化,这是为了给自己的形象保留一个浪漫的背景,还是为了展望一个更美好的城市?

作者: 扬•福希特约翰(Jan Füchtjohann)

  本文首次发表于2010年7月12日的《南德意志报》。原文题为《你们所要的——为什么说抗议绅士化是合理的,但是也非常狭隘》。

  就连德国一家大电信公司的生活时尚博客上,也出现了绅士化的幽灵。这个博客声称,2010年是“柏林的最后一个夏天”。博客称,柏林墙倒二十年后,市区内的最后一栋老房子也被修葺一新,现在来到这里的不再仅仅是大学生、音乐家和艺术家,还有“已经达到饱和的经济管理人员”,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房租的上涨,以及柏林独一无二的酒吧文化也“驶上了下坡路”。

  这是现在著名的说法。目前,在25岁到45岁的人中间,像这样庸俗的城市社会学已经成了没话找话的话题 —— 如果没话可说了,那就聊柏林,或者聊汉堡。在汉堡,德国自诩的独立流行文化势力也吹响了绞杀绅士化的号角:绘画教皇丹尼尔•里希特(Daniel Richter)、导演沙皇法提•阿金(Fatih Akin)、Tocotronic乐队的吉他大王们,还有泰德•盖尔(Ted Gaier)、罗科•沙墨尼(Rocko Schamoni)和DJ科策(DJ Koze),去年在从汉堡抛向世界的一个宣言中说道,“我们这些音乐人、DJ、艺术家、舞台剧演员和电影人,小店店主和带来另外一种生活感觉的人们”,不愿意被利用,使那些死去的城区死而复燃、也不愿意被利用,去吸引投资者和有购买力的住户。他们发出了“Not In Our Name”—— “不要以我们的名义”的宣言。

  抗议的结果良莠不齐。由于在媒体作用下的抗议行为,出售汉堡这个小巷城区的计划被作废;柏林一次类似情况的公民表决中,有87%的人反对大型项目“媒体施普雷”(Medienspree)。与之相对应的是,绝大多数人又希望拆掉汉堡阿尔托纳区破落的Frappant大楼,这座临时被用作文化项目的大楼,不得不为世界上第一家城内宜家店腾地方。另外,尽管有各种意见,汉堡、柏林、慕尼黑、杜塞尔多夫和德累斯顿还是在整修、翻修和私有化。这些城市不顾各种危机,不论是金融还是道德危机,还是一如既往。

金钱据以为家的地方,不是他们希望的久留之地

  与此相应的是,愤怒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或者说更搞笑。当柏林已有人在烧越野车和新建住房,转而开始建造“汽车住房”(Carloft),以便房主可以把自己的保时捷卡宴停靠在起居室隔壁时;汉堡大约一百名“念力师”则在2010年2月份扰乱房地产讨论会的进行,他们想用一种“有几千年传统的消业术”把开会的酒店变到太空。一些友情博客高兴地写道,这栋大楼“真的脱离了地基,在空中飘了几秒钟”。

  绅士化的研究和命名开始于英国和美国。20世纪的50和6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白人中产阶级和上层迁往城外,几何构图冷淡的国际现代派主导了建筑设计界。这时候,有个别先行者发现了城内衰败的老旧工人住宅区的魅力。最早的这些“绅士化者”使纽约的褐石楼房和旧金山的维多利亚建筑避免了被拆的命运。他们翻修市区的旧建筑,让老城区成了今天的样子:小姑娘们的终极美梦和居住理想。

  新老住户紧张的邻里关系随之而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外来住户,给老城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与之俱来的是商店和俱乐部以及更多的新住户。随着不断的翻修,房租逐步提高,原住户所要承受的经济压力也在陡增,这样一来,贫富间的差距俨然成为冲突的温床。到了90年代,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仅仅通过许诺彻底整顿纽约城区,就在市长竞选中获胜。用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的“破窗理论”武装起来的纽约警察,即使对轻微的违法行为也采取零容忍策略,这就传递出一个信号:城郊开始于此。其结果就是电视连续剧《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里表现的那样:一个满是白人职业女性的曼哈顿,她们在这里购物、就餐、约会,危险被排除了。

  绅士化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鲁迪•朱利安尼这样的人物。犯罪率下降的荣誉,显然应该归于其他因素,首当其冲的是经济与人口大趋势。尽管如此,九十年代还是出现了些新动向:政界开始积极支持整片城区的私有化和豪华整修。贫困了的德国城市也与大投资商联手,后者在城区发现了混凝土黄金。汉堡的创意人士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高压绅士化,是新的豪华套房、行列式住宅房、阁楼、酒店和商业大楼的时代。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为此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按照他的说法,没有同性恋者和摇滚乐队的城市在国际经济竞赛中没有前途,毕竟金钱是涌向创意阶层居住的地方的。所以,越来越多的市政府组织同性恋大游行、球迷大道和艺术节,只是那些创意人士自己觉得参与这类活动太跌份。他们鄙视那些不怎么酷的跟风者,极端分子鄙视那些新兴“大腕”,他们合起来共同鄙视那些推着昂贵的童车的新妈妈们。他们的调子总是一样的:金钱据以为家的地方,可不是他们希望的久留之地。

新的绅士的任务首先是自我批判

  恰恰是创意阶层奋起抵抗,使得今天的状况与传统的绅士化产生了区别。这里所涉及的是收入与文化的冲突,而早已经不再是今天几乎不复存在的工人或外来移民和穷人之间的矛盾,他们要是起来造反,情况将会是另样的。现在的战线定位更高了:由联系紧密的艺术家和积极分子牵头,自由职业者和创意人士捍卫“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区,反对律师和企业顾问迁入自己的地盘。双方都有很高的教育水平,但是一些人时间充裕,另一些人金钱充足;一些人已经是老住户,在城市的小角落创建了自己的另一种文化,而另一些是新人,是被投资者所期待的那些与资本市场快速同步思考并行动的人。双方都寻找只有在城市中心区才有的选择性密度,这样就产生了争斗。

  抗议绅士化并非毫无道理,为了自己的城市而斗争,这是合理的。但是,对被占领的楼房、散发霉气的地下排练室、潮湿的楼房底层的俱乐部和破旧的老建筑的怀旧情绪,不论听起来多么可以理解,也同样是糊涂的,因为,对曾经退出市场的地方,对可以在其中更自由、更自治、更独立的地方恋恋不舍的人,说到底是梦想回到原先的联邦德国,是怀念拥有明确假想敌以及使用转盘拨号电话的人。

  得到青睐的非主流城区,难道真的应该永远成为各色非主流人等、穷人和其他边缘化人物的被遗忘的聚居地吗?在这么一座昔日的动物园里,明争暗斗的皮条客帮派和毒品贩子以及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该住到那个圈里呢?汉堡圣保利区不就是因为这些人而得到整修的吗?不久前,柏林的《HATE》杂志谈到这个题目时扼要写道,“玩儿酷的自我边缘化策略,必须依靠土耳其人开的便利店、社会救济领取者的街角酒馆和独立派的骚乱,才能制造有别于他人的粗暴的真实性”。这正是问题所在:他们过多考虑的,往往是为自己的形象保留一个浪漫的背景,而不是展望一个更美好的城市。

  谁要是把底层人与先锋派的混居同新的、恶劣的“豪华玻璃牙齿”相对比,那他还会陷入现代派的谩骂,而且很快还会有不该有的朋友卷入其中。不过,新的城市游击战士不仅在这方面保守得令人迷惑。他们不仅仅恼怒于玻璃牙用来做什么,他们时髦的恼怒所针对的是,玻璃牙居然有人用。隐藏在对背着自己尽数出售的恐惧背后的,是一种深深的、传统的市民艺术观念,按这种观念,真正的艺术家所关心的充其量是“没有利益牵扯的欢喜”,除此之外不过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废物。

  喊出“不要以我们的名义”,这经常就意味着推卸自己的责任。反对升值的人,是在维护贫困,拒绝新事物的人,也拒绝大都市,毕竟大都市的魅力正体现为恒常的变化。城市所需要的不仅是廉价的画室和排练室,而且也需要比现在的投资商更有意义的城市变化规划。现在需要的不是防御,而是一场新的进取。所以,新的绅士的任务首先是自我批判,不然,接下来的依旧还是老样子:排挤。经典的绅士,就是英国的下层贵族,从19世纪晚期开始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属此列,经典的绅士在工业化前出售公用牧场,由此引发农业人口入城大潮,因此产生了城市无产阶级。现在,由记者、绘画教皇、网络设计师和年轻医生组成的新型绅士又重新把穷人赶出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