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中国父母的育儿焦虑和对策

在门外焦虑等待孩子高考的家长
在门外焦虑等待孩子高考的家长 | 摄影:王国红,版权:东方IC

德国家长越来越看紧自己的孩子,而中国家长则患上了“群体性育儿焦虑症”。如何能够缓解这种四处蔓延的情绪?看儿童心理专家孙莉莉如何解读。

镜头一

  傍晚,两个6、7岁的小男孩在街道上闲逛,好像是出来买冰激凌吃。突然,一股寒意涌上心头:孩子、黑夜、街头、危险?一个月前,我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甚至我会劝慰那些以此为虑的家长:完全没必要把自己对社会的不信任投射给孩子,造成孩子无谓的紧张和焦虑,可是今天,我竟然也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镜头二

  放学了,孩子们并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匆匆忙忙地被家长领进了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兴趣班。从孩子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对兴趣班有兴趣。我领着孩子走进街心花园任凭他疯跑,却有人过来劝我:这样不行的,将来你就知道厉害了。

  回想我的童年,从家到学校大概需要步行10分钟——早晨自己走到学校;放学时,由班级组织“路队”小朋友们送自己回家。而今天,学校门口堆满了接送孩子的汽车,哪里有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哪里就必然成为交通拥堵路段。是因为家长舍不得孩子坐公交或者走路吗?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对安全的担忧吧。

  家长们的担忧无处不在:出行安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治安恐惧、疫苗危险、医疗事故……套用一句多年前的流行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更大的焦虑在于孩子的学业成就,从早期的家教比拼,到现在的辅导学校大战;从托关系找门路,到学区房天价销售;从为加分而上特长班,到特长网校专业陪练多合一……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感到困惑——随着社会的发展,升学机会、可选择的学校应该更多而不是更少,孩子们的压力应该更小而不是更大,为什么孩子们比原来更紧张,家长们时时处于焦虑状态?

  从孩子0岁起,家长们就不停地追寻最新的育儿信息,不停的被各种专家和学说洗脑,随时准备为一个立竿见影的“计划”或者“课程”买单;当孩子进入学校系统,我们陪读陪练陪考,也跟着进入了长路漫漫的竞争者行列。当我们抱怨政府教育政策制定不力,教师道德沦丧,课程改革失败的时候,我们是否曾经想过,我们仅仅是受害者,还是我们也是这种种弊端制造者中的一员呢? 

  所有人都知道家长们患上了“高传染率”的“群体性育儿焦虑症”,但是,为什么呢?我们是如何患病的,我们是何时加入到这个焦虑症患者大军中的,致病的因素到底有哪些?

  在心理学上,焦虑是指“一种缺乏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无根据的恐惧。预期即将面临不良处境的一种紧张情绪,表现为持续性精神紧张或发作性惊恐状态,常伴有自主神经功能失调表现”。焦虑时一定会有不合理的思维存在,正是其不合理的思维维持着精神的紧张和身体的不正常反应。也可以说,不合理思维是焦虑的本质。

  具体到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家长们的不合理思维来自哪里呢?

  首先,一个孩子意味着我们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一”就是百分之百。很多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的家长发现,他们在面对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会比第一次育儿显得更理智,会降低许多不合理的期待,他们会选择更有效的更克制的方式处理与孩子的冲突。但是,仅仅把育儿焦虑归结到独生子女政策上是不合理的,父母的过度焦虑显然还有很多内部和外部原因。

  最大的原因恐怕是来自我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不信任和不确定。我们把成人社会的压力投射到孩子身上,为孩子构想出一个同样不安全、缺乏信任感的社会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孩子将要面对的社会环境比我们目前所要面对的更加复杂、更加艰险,因此我们要求孩子不仅在知识上“武装”自己,更要在人际交往上保护自己,“不受欺负”,“不管闲事”、“不走弯路”成为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用最简单的手段获取成功”是很多人奉行的生存法则,而生存背后所应具有的尊严和正义,善良和温情都可以被生存这个最大的挑战推到一旁。

  第三,商业文化的发展让一切的不确定都变成不可信,所有的真相都在商业包装后显得那么饥渴,仿佛一切的宣传都在重复一句话:“相信我,然后发现受骗,再等待下一个骗局”。因为没有判断的依据,没有可以信任的监管机构,所以我们只能轻信和盲从。那些本应该起到监管作用的机构都对大张旗鼓的谎言表示漠视甚至参与其中,所以我们只好因为无能为力而焦虑。

  那么,我们是否有办法降低我们的育儿焦虑呢?总体而言,焦虑不可能消失,但持续的自我发现和反省是有可能降低焦虑水平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用改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缓解焦虑。

  首先,作为家长,我们必须提高自身的科学修养和人文修养,坚信孩子的发展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每个孩子可能会在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上有所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预言孩子的成功与否。只有当我们具有一定的判断力,我们才不会被呼啸而过的种种潮流所左右;

  其次,重新思考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思考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人,什么才是幸福,如何才算是成功。教育孩子,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我们往往为如何教育孩子而发愁,其实,我们真正焦虑的是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一旦我们对此有了明确的答案,那么方法其实并不是难题。

  再次,正确认识媒体的价值,在当今这个媒体等于广告平台的时代,分清什么是宣传,什么是报道是必要的。当然,前提是我们足够冷静,我们知道什么叫付出和收获成正比,我们知道走捷径而获得成功的几率很小。当我们都知道贪小便宜才会受骗而不去被卖小金佛的歹人所骗时,我们为什么不能了解所有人的成功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冷静客观地对待所有媒体,不让媒体成了推波助澜的焦虑增强剂是我们无奈的选择。

  接受现实是应对焦虑感的一种有效措施,虽然听起来这种措施显得非常阿Q精神,但实际上接受现实的不合理并尽可能给予这些不合理以合理的解释是一种降低焦虑的手段。也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为孩子为老师为商家为媒体为行政机构为政策制定者想出他们行为的合理目的,然后在可能的范围内接受这些现实。

  另一方面,用建设性的实际行动取代不明方向的焦虑和隐忍。用适当的手段表现对于现实的不满,通过公民合理的渠道表达不满和诉求。个人的努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很多个人的发表可能就会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这种缓慢的改变可能对于整体的推进起到很小的作用,但对个人应对焦虑来源而言,却起到了疏解作用。至少我们在行动,而不是无声的焦虑。

  最后,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焦虑本身的价值。有人说以往我们没有这么焦虑,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致癌物的分布,我们破解了基因密码,我们了解了心理异常,我们的媒体大规模报道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因此我们的焦虑加强了。但是,这些新知难道不好吗?至少它让我们的焦虑从无来由的恐慌变成了有指向性的担忧。而正是这种指向性给了我们解决问题和缓解焦虑的可能性。焦虑的功能就是对我们发出警告,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继续以某种方式思考或行动,就会碰到危险。既然焦虑是令人不快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去降低焦虑,努力去消除那些引起焦虑的思想或行动。正视焦虑的来源,修改不合理的思维方式,是降低焦虑的最有效途径,而对焦虑本身的焦虑则是最无聊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