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中国的日耳曼学发展:1871至今

日耳曼学
日耳曼学 | 摄影:ML

1871年,北京的“同文馆”最早开始教授德语。今天,约有1500至2000名中国学生在约25所中国高校中学习日耳曼学。一些日耳曼学专业在内陆地区的新近开设正标志着人们对这一专业的兴趣不断提升。

  在中国,学习德语的历史可以上溯至1871年。在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同一年,德语被纳入了北京外语高等学校——同文馆的课程中。京师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旨在为外交工作培养翻译人才。在那里,德语语言教学密切配合其它实用科目的教学,如数学、自然科学、法律和经济学等。

  1897年,德国占领山东胶州湾之后,确立了在中国的殖民霸权。但是,在输出文化方面,与侧重设立带有传教目的的教育设施(教会学校)的英法、特别是美国相比,德国表现得很有节制。德国在青岛和上海建立的学校主要追求现实的目标,即:通过传播科技、自然科学或者医药的专门知识,确保自身工业赢得新的销售市场。

日耳曼学短暂的繁荣期 

  1949年之前,日耳曼学的发展呈现了完全不同的趋势:中国的日耳曼语文学曾经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密不可分。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只有发展成一个现代的、以西方为榜样的社会,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因此,他们提高了白话文相对于历史悠久的文言文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个体,并传播西方的哲学和教育学。

  1922年,北京大学开设了日耳曼学专业,希望从德国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和理念中有所借鉴,用于改变国家的现状。学生们在修读完两年的语言预备科之后,进入为期4年的日耳曼学专业的综合学习阶段,以德国古典主义大师和中世纪时期的德语作品(哥特语、古高地德语)为主要内容。

  然而,上世纪30年代,在蒋介石(1887-1975年)为首的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尚未在中国真正立足的日耳曼学专业重又归入了沉寂。

  尽管如此,以备受推崇的学者冯至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日耳曼学专家,仍然给这一弱小的专业刻上了最初的印记:通过他们自发的不懈努力,最早的日耳曼学辞典和有关文学史的书籍得以出版发行。当时,中国许多的日耳曼学家都是政治理想主义者,他们对《浮士德》、《维特》、《华伦斯坦》、《茵梦湖》和海涅的诗歌所做的翻译及研究构成了其早期的工作重点。

复兴时期:1949至1979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日耳曼学与语言课程相脱节的“悬空”状态也成为了过去。50年代,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经济建设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苏联。这为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展合作铺平了道路。

  最早开设日耳曼学专业的高等院校有:北京外国语学院(如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年开设该专业)、南京大学(1947年,更确切地说是1952年开设该专业)、北京大学(1952年开设该专业),以及上海外国语学院(如今的上海外国语大学,1956年开设该专业)。有关翻译工作的研讨会(1951年)和有关文学翻译的研讨会促使中国年轻的日耳曼学将重点放在了翻译方面。直至60年代初,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日耳曼学领域的合作明显居于主导地位。在专业领域中,日耳曼学专家的工作在两条轨道上齐头并进:一方面翻译介绍社会主义德国的文学,比如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年轻的施特凡•海姆(Stefan Heym)的作品,以及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的剧作;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综合介绍自中世纪盛期直至现代的德语文学的挑战。在他们付出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中,最著名的当属冯至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日耳曼学家汉斯•马尔内特(Hans Marnette)于1959年合作完成的《德国文学简史》。

  1949年以后,日耳曼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趋势。单纯的语言教学享有和语文学同等的、甚至比之更高的地位。对于口译及翻译人才的培养成为了该专业的主要任务。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1966至1970年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包括日耳曼学专业陷入了停滞状态。冯至等日耳曼学家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但是,他们仍旧没有停止翻译工作。到了1970年以后,文革进入了第二阶段,为了培养将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德语国家的人才,在所谓的工农兵大学里,教师们又可以教授德语课程了。

  70年代初,在中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72年10月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改善。1979年,两国签署了文化协定。

1979年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第二部分)

  上世纪80年代,日耳曼学专业重又成为了加强中德交流的工具。不过,这一次不再是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合作,而是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合作。后者在促进、参与中国高等院校设立并发展日耳曼学专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资助,大量的专家得以到中国来教授语言、文学和德国国家概况。

  目前,中国约有1500-2000名大学生攻读日耳曼学专业。开设这一专业的25所左右的高等院校共拥有近300名专业师资人员。在过去的几年中,从某些大学、特别是内陆地区的大学也新近设立了日耳曼学专业可以看出:该专业的学生人数在增加。

  有限的资金以及不断增长的实践压力,使得当今的中国日耳曼学专业不能提供较理想的研究条件。单纯的语言学习,包括翻译训练,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课程表,只有在进一步的专业学习中,学生们才开始接触文学(研究),包括德语教学法在内的语文学才开始成为主要学习内容。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基础与专业阶段学习制定的教学大纲中,还特别明确地强调学生应该进一步了解德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社会、历史、地理、旅游以及与中国之间关系的概况。

  如今,中国日耳曼学专家的工作尤以翻译最为突出。这其中既包括新出版的魏玛古典主义文学名著,也包括康萨利克(H.G. Konsalik)的小说。读者对现代德语文学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尽管他们对现代德语文学的详细状况和主要文学潮流还缺乏真正的了解。于此,还有许多的介绍、交流工作亟需完成。同样地,从不同视角反映中国的文学也受到了重视。而相反方向的研究也已经有人在涉足了:上海日耳曼学专家袁志英撰写的论文《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德国形象》代表了中国的日耳曼学家在这一文化交流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

  自90年代末至今,在语言学和教学法领域,探讨沟通式教学法和中德间跨文化交流的论文成为了主流。

最新发展

  德语的语言教学依旧占据日耳曼学的中心地位。不过,该专业的决策者已经力图让日耳曼学的毕业生掌握更为广泛的有关德国的知识信息。法国和英语国家对于“德国学的构想”也提供了相应的借鉴。

  北京的日耳曼学专家王京平要求当今年轻的日耳曼学家具备两种能力,即:语言交际能力和文化交际能力。语言交际能力指的是:与从前相比,日耳曼学专业的毕业生应该能够更好地进行符合德语国家的文化语境的语言交流,从而能够运用更得体的语言。文化交际能力指的是:日耳曼学专业的毕业生应该谙熟自身和对方文化的行为方式,并由此能够主动阐释来自不同文化一方的非语言行为,并且做出“提示性翻译”。

  如果希望日耳曼学专业拥有持久的吸引力,那么,就不能让它总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只能去做翻译或者外文秘书。最终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该专业的毕业生——尤其是硕士毕业生,能够在从音乐到文学的各个领域中从事促进中德文化交流的工作。虽然,就现在而言,这还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中国日耳曼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已然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