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 中芭国际芭蕾工作坊

张翼翔的《童话》
张翼翔的《童话》 | 摄影:叶进

2010年4月,《Work Shop》演出展示了参加工作坊的青年中德芭蕾舞团编导的作品。舞评人梁戈逻认为,对于中国芭蕾乃至中国舞蹈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有借鉴意义的成功案例。

  “2009年,当中芭由赵汝蘅团长时代向冯英团长时代交替的时候,我对冯团长说,也许我们的合作可以开始另外一种全新的模式。”说话的人叫魏进荣(Jongky Goei)。他的父母原籍福建,他本人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正是他于2010年开创了首个以培养中国年轻芭蕾编创人才为出发点的国际芭蕾工作坊《Work Shop》。魏进荣19岁移居德国,长期活跃于欧洲舞蹈界,以其丰富的东西方文化背景和独到的视角,通过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等平台,广泛地展开与中国舞蹈界的合作。他与中芭合作过的项目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奥涅金》等,此次,他们的合作项目为工作坊。4月24日和25日,四位年轻的中国芭蕾舞蹈演员王琪、王思正、张翼翔、张镇新首次尝试编舞,他们将和来自德累斯顿森佩尔歌剧院芭蕾舞团的伊日•布贝尼赛克(Jiri Bubeníček)以及来自巴伐利亚国立芭蕾舞团的泰兰斯•科勒(Terence Köhler)两位年轻编导一起呈现了7部特色各异的创意芭蕾作品。

将斯图加特模式带到中芭

  在欧洲,以德国最优秀的芭蕾舞团斯图加特芭蕾舞团为例,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以工作坊的形式在培养优秀舞蹈演员的同时也积极开发演员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包含了编舞、创意以及团队管理等各个方面,很多曾经的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的演员,通过这些培养和磨练,成为了享誉国际的舞蹈编导或者舞团管理者。2010年1月,将芭蕾舞《茶花女》带到北京的汉堡芭蕾舞团编导约翰•诺伊梅尔(John Neumeier)就是其中之一。除去对于舞团本身发展的考虑,开发演员的创造性潜力,也为演员们的未来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所以在和中芭多次进行剧目合作之后,这次举行了这个工作坊,在我看来,这个工作坊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是优秀演员尝试编舞,其二是芭蕾舞的原创能力开发。

  从中芭众多优秀的演员中选出了四位演员,由他们自行设计、创作、排练直至最后的演出,他们从无到有地完成了所有过程,甚至参与到服装、舞美、灯光等各个环节的细节中去。用魏先生的话来说:“他们是相当的踊跃,相当的兴奋,也是相当的具有创造性。”由于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桎梏,我们的人才培养一直有失偏颇,在舞蹈人才的培养中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其中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绝大部分的演员是缺乏思考能力的。因为长期按部就班的训练教学和一成不变的院团生活,使得绝大部分演员习惯了接受来自于各方面的“安排”,至于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意义,以及有没有别的可能性等等问题他们从来不提。个别较为有悟性的演员或许会在某个具体的点上进行思考:例如技术动作的完成,例如人物角色的二度创造等等,最多也就到此为止。他们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被埋没在日复一日简单而机械的生活中了。

  当然我始终认为优秀的演员和优秀的编导并不总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更多数的情况好的演员不见得能成为优秀的编导,但是对于演员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训练则是必须而且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解放演员的思想,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对于表演方面来说也是更上一层楼的好方法。这次工作坊为中芭乃至中国的舞蹈演员们打开了另外一扇门,让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是最重要的意义。

缺乏原创剧目

  其二关于原创性的问题。中国芭蕾这些年来成绩斐然,但多半是在教学和比赛上。虽然有中芭在原创剧目上勇于尝试,但和传统芭蕾强国相比,和世界一流院团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而形成这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具有特点的原创剧目。毫不客气地说,中国芭蕾舞自《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后再无大型的伟大的芭蕾舞剧作品,再无具有中国特色能够代表东方审美的作品。尽管《大红灯笼高高挂》、《牡丹亭》等热闹登场,也进行世界巡演,但是在热闹之后静下来看,可以说这仅仅是两次极为有益的尝试,更大层面上是满足了电影导演张艺谋和话剧导演李六乙对于芭蕾舞的尝试,而舞蹈本身上的突破并不大。这个方向和趋势是好的,但要让中国芭蕾能够屹立于世界芭蕾之巅,还可以说是路漫漫兮。如何发掘更多舞蹈界的人才,让他们来展开对舞蹈本体的思考与尝试,我想,这次的工作坊提供了一个相当具有借鉴意义的成功案例。如果未来,这样的工作坊可以定期、持续地面向更多的人开放,那么我想中国芭蕾的腾飞定当指日可待。

  工作坊最后在北京天桥剧场为观众呈现了七个作品,虽然作品本身还显稚嫩,但其中包含着的希望的力量则是扑面而来。同时,这次工作坊以面对公众售票的市场手段来维系其资金运作,也是令人称道的一个亮点。希望未来这个模式能够继续下去,为中国芭蕾,乃至中国舞蹈提供出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