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治疗方法 心理与身体

漫画:老杜

2011年5月中德两国的心理分析专家和心理治疗师相聚德国海德堡,就东、西方心理治疗方法之间的互通性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西方的心理治疗方法感兴趣的呢?在中国这样一个以集体为导向且价值观很不同的社会,西方的治疗方法如何才能得以成功运用呢?而西方又怎么能把来自亚洲的以佛教为基础的静思模式运用到自己的治疗实践中去呢?2011年5月27日至29日在德国海德堡举行了题为“心理与身体——东、西方的治疗方法”的研讨会,来自德国和中国的专家们在会上就以上问题和其它话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此次研讨会由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举办,与会者超过了两百人。通过报告和工作坊形式,在德国本土第一次讨论了有关治疗方法是否能跨文化引进的问题。该研讨会此前曾分别于2001年在昆明和2007年在上海举办。

  文革后对心理治疗援助的需求

  文化大革命期间,心理治疗在中国被禁止长达十年之久,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德方就已发现中国人对心理治疗方法的兴趣,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的名誉主席、心理学家玛格丽特•哈斯-维瑟加尔特(Margarete Haaß-Wiesegart)表示。刚经历了文革各种残暴后的中国对心理治疗援助的需求达到顶峰。一开始与中国医生的合作主要是个人之间的,1988年以后更多的是通过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

  转换的社会文化层面

  那么将西方心理分析运用到中国的难度如何?怎样才能使追求个人化的治疗目标与中国现有的价值体系、与一种高度与家庭相关的、“关系主导型文化结构”的方方面面达成一致呢?如何才能针对东、西方对“自我”完全不同的理解发展出一种统一的治疗方法呢?如何才能把使对“自我”的不同要求,即在西方的“原罪文化”和东方的“羞耻文化”间达成一致呢?

  在海德堡的与会者对以上问题依据各自的治疗方向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心理分析师安特耶•哈格(Antje Haag)更多地指出了西方的概念和方法运在运用到中国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几乎倒退到一种身体和灵魂二元疗法; 而积极的声音主要是来自于那些进行系统家庭式治疗的德国治疗师,他们多年参与中国的进修项目,并在工作坊上介绍了与当地患者诊疗工作的实践经验。具体的治疗实践在中国有时确实是有困难的。

  同济大学的赵旭东教授是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中方主席,他说到,尽管例如系统性的家庭治疗在中国获得成果,而且这些成果也被研究所证实,但他在治疗工作中有时无法如约定的那样同病人单独谈话,而是出乎意料地发现病人的很多亲戚都出现在治疗室里,这些亲戚向治疗师陈述他们的期待。此外,拒绝病人家属送钱等表示感激的行为,在中国则不被理解:“这是一个保持中立、独立的心理治疗师无法接受的。”赵旭东表示。

  中国的“心理基础设施”

  中国病人与德国病人的痛苦是相似的,还是各个国家心理疾病症状各有特征?这次研讨会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病人的症状同现代西方社会病人的症状几乎是一样的:“个人身份的指标,如家庭、习俗、工作条件、宗教以及同故乡的关系,这些指标在中国近三十年来改变的速度,相当于欧洲过去三百五十年所经历的变化”,心理分析师和系统家庭治疗师弗里茨•西蒙教授(Fritz Simon)认为,可以确定的是确实存在着一种“恐惧的西方化”:目前中国有约二千二百万抑郁症病人,而心理医生只有两万人。 进食混乱、酗酒、吸毒、玩游戏和上网上瘾、自杀、离婚和家庭暴力等现象高发。可以确认的是,患有身体畸形恐惧症,也就是认为自己身体某部分不好看的一种病状和其它的强迫症患者可能比德国还要多。对通过西方的心理治疗方法使紊乱的人格结构重新恢复的需求非常迫切。

  不过,中国和德国的专家在中国心理治疗实践中存在特殊现象这一点上也有共识,即所谓“小皇帝”,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那代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这些孩子由其脱离社会的解离症或歇斯底里的吵闹来获取家庭成员的注意。 赵旭东表示,这就是所谓的“4-2-1”现象,也就是祖父母和父母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唯一的一个孩子身上。另外一个问题领域出现在目前五千五百万个留守儿童身上,这些孩子因为父母在遥远的城市里打工,几乎是在祖父母或其他的亲戚身边长大的,。心理分析家安特耶•哈格表示,在中国的治疗实践显示,这些同自己的父母联系甚少,部分在成人之前一直睡在祖父母床上或房间里的青少年,在自立和独立与人交往方面会有很严重的问题。

  中国:处理心理创伤

  中国经历着众多的心理创伤:武汉市心理医院施琪嘉教授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张岚在报告中主要介绍了在四川地震灾区进行所谓的“赤脚心理治疗”活动的情况,在另一个工作坊中则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跨代后果:心理分析学家托马斯•普伦克斯(Tomas Plänkers)以及心理医生弗里德里希•马克特(Friedrich Markert)根据北京五位来自不同大学的教授所作的研究,介绍了当今一代人的问题,他们继承了父母在文革中受到的未加处理的创伤,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承受的。施琪嘉教授对此也表示同意:“在文革时期有些话题如爱情、浪漫和自我解放被看作为是精神污染和修正主义”。

  中国的悖论:把身体列为中国治疗实践的问题

  东方对西方的治疗方法也显示出兴趣:如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副院长阿斯卡•亨德里施克(Askan Hendrischke)所言,一些西方专家对在中国经常被问到与身体有关的治疗模式感到几乎无法理解,因为中国本身已有许多与身体有关的传统形式。如赵旭东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知识更多的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如每天在公园里打太极拳或练气功,晚上在公共场合跳舞或一起弹奏音乐。也许正因如此,在中国迄今为止很少有与身体有关的治疗形式,如舞蹈或音乐治疗: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方法中,存在一种“自然”的、已经具体进入日常生活的“治疗模式”。

  反过来:西方可以向中国学什么?

  会上介绍了一批受到亚洲启发的西方治疗方式:从融入日常生活的气功练习、静思默想式治疗,传统中医疗法,一直到当下的“正念”治疗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在治疗抑郁、边缘性人格疾患或有疼痛的病人方面有效。在心理分析家拉尔夫•茨维贝尔教授(Ralf Zwiebel)的题为《神经症和启示,心理分析中的静默层面》的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了对他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心理分析家在同病人的谈话中,必须要尽可能地保持住禅宗的“初学者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开放的、不以固定模式对待病人、不被故意驾驭的治疗形式。

  展望

  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独立的心理治疗方面的培训。所以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十五年来一直为中国的医生和心理学家提供有关心理动力、认知与行为治疗或系统家庭治疗方面的进修。弗里茨教授目前正在致力于在中国设立心理治疗的硕士课程,从长远来看,这一课程应可以取代西方心理治疗师对中国同行进行的培训,并使中国有这方面的独立发展能力。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也承认稳定心理健康是全球性的重要任务,因为目前心理疾病不仅在中国或德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最常见的非死亡性疾病之一。

书目提示

托马斯•普伦克斯(编): 中国的心理状况,文革时期(1966-1976),Vandenhoeck & Ruprecht 出版社,2010年出版。

弗里茨•西蒙、玛格丽特•哈斯-维瑟加尔特、赵旭东合著《心理治疗如何来到中国——一次跨文化探险的历史和分析》,Carl Auer 出版社,海德堡,预计2011年9月出版。

安特耶•哈格《中国现代心灵探索——一个心理分析师的印象》,心理社会出版社,吉森,预计201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