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媒体与中国 “阴谋理论”和神话

2007年9月24日,中国郑州国际机场和德国帕希姆国际机场之间的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图为两国国旗和正在开通典礼上拍照的摄影记者
2007年9月24日,中国郑州国际机场和德国帕希姆国际机场之间的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图为两国国旗和正在开通典礼上拍照的摄影记者 | 摄影:Jens Büttner,版权:picture-alliance/ ZB

德国《焦点》杂志东欧及亚洲部的杜桂丹(Gudrun Dometeit)回复贾枝平的文章:西方媒体不是政治延长的臂膀,读者的兴趣才是它们的方向标。

德国《焦点》杂志东欧及亚洲部的杜桂丹(Gudrun Dometeit)回复贾枝平的文章 《普世价值与洗脑》。

  当我在2008年4月,也就是奥运会召开的几周前和西藏暴力事件发生不久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一个有关德国媒体的报告时,我受到了在场学生的激烈批评:你们为什么只写西藏?只写腐败?只写中国的拘捕?他们认定,德国媒体蓄意把一张尼泊尔警察殴打藏民的照片,说成是中国警察在镇压藏民。其实这是一起由于报社图片编辑缺少相关知识,没有认真调查所犯的错误——的确令人生气,但绝不是蓄意行为——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的解释。他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起政界与媒体携手的行动,其目的是要破坏中国政府形象。

  学生们怀疑错误的图片事件是一场政治策划的阴谋,由政界策划主导,给正在崛起的中国摸黑。很多年来我在与俄罗斯人讨论时也经历着类似的现象:他们抱怨在德国媒体上出现的相当负面的俄罗斯形象,并将有关俄罗斯黑手党、安全局勾当的报道视为对个人的攻击。我将中国与俄罗斯做比较并非无缘无故,至今(东欧和中国)许多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接受教育的政治家、外交官员以及记者在我看来时至今日依然无法理解民主国家的媒体是如何运作的,西方记者按照哪些标准选择报道题目,以及编辑部内部的媒体自由是什么含义?他们时常不能理解,读者的兴趣就是媒体的方向标,而并非某种国家的教条,再说媒体当然是一个商业性的企业。

  即使像贾枝平这样的记者——虽然他已经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年——也依然难以脱离媒体是政治的加长的臂膀,是为执行政党的意志服务的,或者如同他在文章《普世价值与洗脑》中所写的那样,是作为“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的马前卒”这样的认识。他们也愿意视而不见德国媒体在批评其他国家的同时也批评自己的国家,因为绝大部分媒体工作者视自己为社会监督员而不是为政权喝彩捧场的积极分子。

  此外,来自国外的新闻报道还兼具其他任务。它们必需向国内民众讲解另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那里的民众在想些什么、吃些什么、穿什么衣服、去哪里旅行等等。大家都想知道,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仅仅二十年的时间里如何能迅速地发展起来,它在未来又会面临哪些问题?这就意味着不仅得展示阳光的一面,也得报道阴暗的那一面。在我看来,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甚至要比俄罗斯好得多,基本上有关俄罗斯的报道总离不开老生常谈的伏尔加河畔的老妈妈,或是怨声载道的涉及到各个领域的安全局。比如在对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对西方企业的投资,或是巨大的建筑热潮的报道中,语调不无充满了对在中国显现的飞速变迁的钦佩。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人强大的学习能力以及中国人在历史上的成就。说到变迁必需在此赘言:与贾枝平的结论恰恰相反,“变迁”在几乎所有中国报道中涉及的主题。或许贾先生应该重新时而翻阅一下德国报纸,或者打开一个德国的电视频道看看?

  综合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的报道方才呈现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即便某些报道是负面的、陈规俗套或是片面的。单纯从数量上看,对中国的报道早已超越俄罗斯和东欧。最终,报道内容的真实性直接取决于驻华记者是否可以接触事实真相。记者可以观察的范围越小,听到的声音越少,他们就越有可能被束缚于道听途说或是来自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传闻。所以当2008年3月发生的拉萨动乱只能从藏民的角度来报道,或者青藏铁路这一基本建设被宣传对西藏的镇压的手段,中国政府不应该觉得奇怪。很多年来,外国记者只有在拿到很少颁发的特殊通行证才能进入藏区,2008年事件以后的一段时间根本就不被许可进藏了。2009年秋季,虽然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向我发放了入藏许可证,但是自由地进行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晚上,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总有两位监管人员陪着我。

  在这样的情况下,藏族的首领达赖喇嘛终于晋升为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或是说脱颖为“西方世界的宠儿”,尽管无论是其个人还是其政治理念都是有可批评之处的。只不过与中国领导人的区别在于,达赖随时愿意回答提问。贾枝平甚至还引证:中国人早就在网络上以及博客中唾弃“分裂主义运动”,例如台独、藏独、疆独、法轮功和“所谓的”民运。试问贾枝平果真严肃地将奥运那年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抗议活动视为公众意见的表达?难道不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勇敢地站在藏民一边,支持藏人争取更多的自治权(《零八宪章》)?难道不是有“所谓的”民权人士通过网络、博客和短信组织抗议,正如2007年抗议在厦门建造化工厂那样?

  这些或许只是少数人的行动,但是某种特定的集体意见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媒体对整体的、迷人的生活多样性的报道反映了中国当今的现实。最终,德国媒体没有义务帮助共产党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待问题也不会用扫入地毯之下的方式来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