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与城市空间 在公共场合仿如居家般惬意

在公众场合,好心情已经不再是一件私密的事情了
在公众场合,好心情已经不再是一件私密的事情了 | 照片: © Shutterstock

什么是私人的——什么是公众的?数字化正在改变我们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城市,人们重新发现公共空间,满足一种对于集体回忆大家的欲望。

  数十年来,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公共生活的没落与终结”一说尤为盛行数十年。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认为,除了满足购物需求以外,公共空间不再有存在的需要了。无独有偶,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也有类似的预言。似乎人们大多埋头私人空间,并不热衷社会事务。互联网把主流公共空间切分为了许多细小的空间。每个人在互联网上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和志同道合的人。大众与整体的概念已经消逝。

  即使个人隐私成为趋势,人们也仍然非常渴望走到外面,进入公众场合。自从能够移动上网,每个人都可以把智能手机装进口袋。城市面貌以及对于公众领域的集体体验随即改变。人们展示介入与参与的意愿,以及渴望参与到集体当中的想法积极体验周遭的变化。人们尝试带来改变渴望成为行动的主体,这些都属于网络文化互动的一部分。城市里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数字现代化的蓬勃发展。

  当然,网络同样面临与之相反的潮流:它打开了通向匿名化和孤立的大门;同时也推动集体思维的发展,以及“共享主义”现象。也许可以这样理解,通过开放数据平台所表达的集体意识,诸如维基百科,正在改变公众的心理,亦因此改变许多人在现实公共空间中的行为。

私人场合的禁忌不复存在

  很多人处于一种悄然无声的无政府状态中,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还把最丑陋的停车场当作体育艺术(跑酷)练习场所,把水泥路路边变成小花坛(游击园艺,在被忽视的城市空间秘密种植花草),把变电箱变成艺术品(街头艺术),或在被遗弃的广场举行派对(户外派对)。起催化作用的总是互联网,总是脸书和推特。这些场合提供有必要的咨询信息,让人们克服长久以来关于城市匿名的恐惧。

  今天,公众场合与私人空间关系的转变,仿佛200年前般彻底——中产阶级以及私人空间的出现。人们一旦走出家门,就转换行为模式,很多事情在公众场合是不能做的:不从纸袋子里面吃东西,走路的时候不能喝水,极少有人愿意在公众空间按摩——现在在某些机场很常见。换句话说:如今人们喜欢公共空间,不是因为它越来越受欢迎,而是因为许多私人场合的禁忌已不复存在。

  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后隐私时代。谷歌多年领军人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提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就最好不要做”。或者让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来说:“在工作场合向同事展现一种形象,向朋友们又展示完全另一种形象的时代马上就要过去了。”在扎克伯格看来,隐私是公开的,所以所有东西基本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并不是说城市空间不再被需要。示威和抗议比比皆是,如果没有道路与广场,市民的愤怒就不复存在了。而围绕街景(Street View)、脸书或者苹果的数据盗用展开的激烈辩论恰恰说明即使发生了很多变化,人们也仍然清楚地知道自由公共区域的基础是什么,那就是自主的权利。

自下而上的城市主义

  因此,这个现象中的发展趋势充满了矛盾。而这种矛盾毕竟不是这种通过城市主义自下而上带来的公众场合的复兴。人们在网上总是容易遇见知己,不同的是,人们的“自我”在实体空间相逢时则会展现出各自的不同。他们形成的集体虽然并不稳定,却充满生机。在哈贝马斯眼里,咖啡馆是政治性公众场合的源头。如今,在咖啡外带的时代,就连政治也常常转瞬即逝,而公共生活转移到了烧烤架旁,交通岛上,火车站前。素未谋面的人相遇、交流,把自己当作暂时的群体,人数众多,史无前例。他们是新的数字化世界的居民,有人把他们称作游牧人民。他们在公众场合仿佛居家般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