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少年和他的北京吹万摇滚乐队 也许闭口不言胜过一次交谈

吹万在潮潮音乐节
吹万在潮潮音乐节 | 摄影:马异婷 & 及健鹏

哈尔滨少年闫玉龙,怀揣对音乐的热爱来到北京,遇到几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年轻人,组成一支名为“吹万”的摇滚乐队。几年以后,“新迷幻摇滚”的实验风格为他们赢得前往世界各地巡演的机会,以及来自国内、美国和欧洲的赞誉。

       第一次听吹万的现场,是2017年9月份在愚公移山。不同着装风格和不同肤色的人,从城市的各个地方,陆续汇聚到二环里这家颇有名气的Live House,演出时间比预期晚了近半小时,不少人站到门外聊天、抽烟。路灯下,树影里,一时烟雾袅袅。当晚是吹万第三张专辑《热带从未有过的风景》巡演的首场。

       也许适逢周末,现场可谓“人气爆棚”。后来闫玉龙谈到,乐队演出超过两百场,最难忘的还是首次演出:2010年,五道口,D-22燥眠夜,同时也是他刚到北京时落脚的地方。

始于五道口D-22俱乐部

       2008年,闫玉龙来北京时刚刚高中毕业,“主要是想做音乐”。“那时北京摇滚乐的环境,在某个程度上还挺吸引人的。现在网络特别发达,在哪个城市无所谓,那会儿做音乐可能还是要来北京。”对此,这个自四岁多开始学习小提琴、高一开始接触摇滚乐的少年家人,并不赞成,也没有反对。来到北京后,闫玉龙最早接触的是位于五道口的D-22俱乐部,那时D-22刚开始做一个实验演出系列:燥眠夜。他和鼓手刘心宇就是在俱乐部的演出上认识的。   

       家在通州的刘心宇,那时已经从职业学校毕业,一边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修理北京地铁的自动售票机,一边做自己的乐队。 “有一次我们乐队演出的时候鼓手来不了,演出期间闫玉龙在台下看,他忽然就要了两根鼓棒,直接就上去打,自从那天之后就认识了他。”在学校时刘心宇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乐器,“最早是一把四弦的贝斯,后来才是吉他。” 

       来自宁夏的吴琼当时正在方庄的《音乐周刊》做记者,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却并没有选择跟所学专业——生物专业相关的工作。这个大学时经常去看演出的女生,那会儿还不会弹贝斯。 “闫玉龙在豆瓣上发了一个帖子,说要找人组乐队,我就给他发了一个豆邮,说想加入,但不会弹贝斯。他说可以试一下,相约下于是就认识了。”

       李子超那年才十四岁,还在贵阳读初中,小时候学过一段手风琴,初中时接触打鼓。三年后李子超来到北京,组过乐队,阴错阳差在餐厅当起厨师,他本来打算做服务员,但由于餐厅缺厨师,他就在厨房里做起学徒,然后成为厨师,每个星期休息一天。“2012年吹万的第一张专辑首发,当时还是我女朋友拉我去的,演完一个月不到,看见他们在网上说要找个鼓手”。

       如果没有D-22俱乐部,或者说如果不是在北京,这几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对摇滚乐却同样热衷的年轻人也许不会聚在一起,可能就不会形成日后的“吹万”。在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闫玉龙谈起乐队的情况。“现在觉得每件事情都跟以前的事情有关联,开始时可能真的就是比较有勇气。”通过D-22,闫玉龙很快进入摇滚乐的圈子,“那会儿应该是18岁,我在北京真正开始自己的音乐。”他和贝斯手吴琼、吉他手刘心宇、鼓手John Vincent Marrett是最早的组建者。 2011年Vincent回国,Josh Feola加入,后又于2012年退出。随后李子超加入,乐队成员基本固定起来。“开始的时候乐队成员都没有什么经验。做乐队基本上看重的不是基础,而是其它东西。”

       D-22关闭后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XP小萍俱乐部延续了它的气质:一直对年轻人都很支持,吹万在那儿获得演出的机会,与比较有名气的乐手、乐队合作。

从《北京在下沉》到《亚细亚的孤儿》

       2015年,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吹万》发行,里面有首歌:北京在下沉/四处都是火焰/放慢脚步走/去倾听。这首歌放在两年多后的这个北京寒冬,似乎有着某种出奇的对应:不论是大兴聚福缘公寓失火、朝阳“三色”幼儿园虐童案以及“猥亵儿童”事件本身,还是由此引发关于社会政策或处理结果(例如短时间内清退租房者)的公众舆论。

       作为主唱和词作者,闫玉龙觉得,在北京生活,难免对乐队创作的有所影响。 “假如你在北京,讨论什么是青春或者什么是爱情,可能和你在哈尔滨或贵州,或者在其他国家或城市讨论的,我觉得可能会有相似的部分,但是也会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有时候甚至完全是两码事。” 又或者“你去巡演一个月或两个月,观察到不一样的事物时,你的出发点,你的视角,还有你想法的语境,都已经是在北京。”很多事情,放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视角来看,就会很不一样。

       其实不同城市的乐队都各有其特点,就像石家庄之于“万能青年旅店”。“要说北京的特点,会不太好总结,因为北京的乐队数量在国内是最多的。” 尽管他认为北京更写实——并不是叙事性的,而是跟生活、跟城市的关联,不见得具体到某一个事,但歌词还会引起不少有北京生活经历的人共鸣。

       在今年秋天发行的专辑,有首歌名为《亚细亚的孤儿》:不是七十年以前/不是三十年以前/不是今天/不是一朝一夕/亚细亚的孤儿/不是一朝一夕……闫玉龙在北京这么多年迅速的变化中,吸取和得到的灵感,说到孤儿的概念,“假如从一个最基本的视角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国家,然后中国,可以作为一个亚细亚的孤儿。可能每个人都有理由觉得他是亚细亚的孤儿,以我个人为视角展开的话,就是在北京经历的这些,还有在国外去巡演的一些体会。……历史总是一个循环,你会发现很多70年前的事情和30年前大同小异,有些事始终无法改变。”

       歌词并未直接以北京为主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在北京的感受与体验,也隐含着政治性与时代变化对个人的影响。北京就是一个不停在变化之中的城市。“总体而言,我觉得从这种流动性上讲,可能既很开放,又很残酷。”北京也会吸收这些在北京来来往往的人的养分。“有的人来北京时的状态,和他离开北京时的状态都很不一样,其实也是巨大的流动性带来的,可能大家都想在这里得到些什么。”

每个人的“北京时间”

       第二次听吹万的现场,是2017年11月初在电影资料馆,乐队受邀在德国电影节期间,为默片《杂耍班》现场配乐。音乐与画面、情节完美融合,仿佛电影的原声音乐。

       对刘心宇进行采访是在这次演出之后,他从通州赶到海淀。几年来一直在城里住,因为房租猛涨,刚搬回通州,地铁6号线附近的小区——“在18岁之后就没跟父母住在一起了”。他说,同样的价钱,可以在通州住得更宽敞些,但要忍受交通上的距离。在2015年吹万第二张专辑巡演时,他辞掉了地铁系统的工作,开始找一些跟音乐有关的工作,最近还在豆瓣音乐做了快一年的兼职。

       闫玉龙居住时间最长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五道口,另一个是新街口,住了六七年。他说,北京的变化很快,这种速度,不仅是在生活和节奏上,城市本身也在巨变,“我真的觉得只有少部分人能完全跟得上这样的变化。”比如说胡同里,那些理发店、卖彩票、卖花的小店,还有小超市都封上了,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经营困难,可能对生活上的便利程度影响不大,但就是感觉没有那么惬意了。“因为你买东西的时候,要透过一个被封得死死的铁栅栏,感觉好像他们是在监狱里,我们也在监狱里,彼此被隔断了。”

       吴琼则在排练之余经营着一家网店,二手古着和设计师款的服装,由于最近的巡演,也有一两个月没打理了。她早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的乐理,现在关注“乐队在做音乐的时候,大家一起创作。”在新专辑里,有一首是她作的词:《羊的影子》。

       对于李子超来说,“在北京待这么久,我可能还是觉得北京什么都有,上海应该也是如此,但我去得比较少。”他认识一个做音乐的朋友,两个人合伙,一起开了SOS救命小酒馆,装修非常随意,在北锣鼓巷附近。这个酒吧开了有三四年,李子超在一年多之前成为合伙人。现在他要么忙乐队,要么忙酒吧。来者以年轻人居多,“都是朋友,大家都认识,这种地方应该也不太会吸引普通顾客。”

       乐队每周固定排练,大家会从不同地方赶来。从第一张专辑偏向乐器,发展到后来歌词和乐器并重。对于迷幻摇滚的称谓,闫玉龙觉得它更是一种形容而非界定。乐队也在尝试跟其他艺术家合作,新专辑的封面和海报来自艺术家李钢的装置作品“甜点”,《亚细亚的孤儿》的MV则是跟录像艺术家方璐合作。

       谈到北京的摇滚乐传统,闫玉龙认为,从2005年开始,每个时期,乐队之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假如没有之前的乐队,也就没有我们这一波,他们创造了一个也可以让我们生长的环境。”

       是的。

       文章落笔于笔者位于草场地的住所,此时,一所韩国人开办的幼儿园被搬迁,一些出租大院或艺术家租住的工作室正在被限期清退。

在北京这个寒冷而多事的时刻,且以吹万的一首歌结束——《闭一只眼》:

任词语变换
任词语变换
如果一句话是另一句话的一瞬间
就像一个字是一个词的一个片段
也许眼睛比耳朵听的更清楚一点
也许闭口不言胜过一次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