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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时代
昆明流亡记

里本塔尔一家在昆明的寓所前,1942年12月。当时的昆明已经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里本塔尔一家在昆明的寓所前,1942年12月。当时的昆明已经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 图片來自私人

1939年,三个被迫离开柏林的犹太家庭流亡中国,在一个烽火连天、危在旦夕的城市躲过了大屠杀的浩劫。

作者: 梅希蒂尔德·罗伊特纳(Mechthild Leutner)

    1938年11月9日到10日之间的“大屠杀之夜”后,许多犹太家庭被迫离开德国,踏上了逃亡之路,前途未卜。上海成了两万多名犹太难民最后的落脚点,当时已被日军占领,设有英、法和美租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需签证即可入境。

    关于犹太侨民在上海的流亡生活已有大量详实的历史记载,而鲜为人知的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曾接纳部分犹太难民。三个来自柏林来的犹太家庭得到在中国定居的亲友的协助,辗转来到昆明。

昆明: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2月5日,埃里希·米歇尔森(Erich Michelsen)和妻子卡特琳娜(Katharine Michelsen)从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出发飞往昆明。当时的昆明,是除陪都重庆之外,国民政府在西南腹地最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大屠杀之夜”,时年60岁的米歇尔森从柏林被遣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数千名犹太人之一。经外交部出面干预,在作出移居中国的承诺后,他于十天后获释。

    从1901年起,米歇尔森一直以外交官身份常驻中国。1933年秋,他被任命为德国驻沪总领事,但因犹太身份而遭纳粹党卫队阻挠未能履职。被开除出政府系统后,这位在事业上颇有建树的外交官进入奥图·伍尔夫(Otto Wolff)开办的中国公司工作,这间公司从1937年也开始实施“纽伦堡种族法案”。依靠早年积累的人脉,米歇尔森找到了一个来华工作的机会。与所有犹太难民一样,他们夫妇二人来到中国时除了随身携带的物品外几乎一无所有。

因犹太身份遭遇解雇和迫害

    1939年2月,律师鲁道夫·诺特曼(Rudolf Nothmann)携妻子玛格丽特和十一岁的儿子米夏埃尔离开柏林,前往昆明。他们一路辗转,先乘船抵达香港,之后再坐慢车赶往昆明。在此之前,鲁道夫·诺特曼也曾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的弟弟埃里希从三十年代初就一直在中国工作,设法为他搞到一张签证,四周后他被释放。和米歇尔森一样,诺特曼也因犹太身份而被奥图·伍尔夫公司解雇。此后他在昆明开办了Teissier Chine公司,作为“雷诺汽车”驻中国分公司,Teissier Chine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的运输事业起着关键作用。

    1939年7月,夏洛特·里本塔尔(Charlotte Liebenthal)带着六岁的儿子瓦尔特从柏林启程抵达汉堡,登上最后开往远东的其中一艘邮轮。尽管身为“雅利安人”,她也只被允许携带少量随身物品,外汇则绝无可能。夏洛特·里本塔尔此行的目的是前往昆明与丈夫团聚。瓦尔特·里本塔尔(Walter Liebenthal)是一位佛教专家,早在1933年底他就离开了德国,因为像他这样的“杂种人”在当时已被彻底剥夺了学术研究资格。北平沦陷后,他借以安身立命的事业也毁于一旦。与他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一样,他也随校南迁,来到了未被日寇占领的西南腹地。

日日遭受轰炸的城市

    昆明地处海拔两千多米的云贵高原,气候温和,这座四面城墙环绕的城市仍然保留着十分传统的建筑样式与生活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城市,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除汉族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彝族、白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信奉本民族的宗教,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1939年,沦陷区的难民纷纷涌入昆明,城内一时间人满为患,食品奇缺。和他们的中国同事或朋友一样,三个犹太家庭只能在动荡多变的时局中艰难求生。当时的昆明城内只住着少数外国人,他们大都是外交官、传教士或犹太难民——1940年初共有十二人。

    1939年9月1日,随着欧洲战事的爆发,局势进一步恶化。1940年日军占领中南半岛,犹太侨民与德国的联系随之中断,日军几乎天天对昆明进行轰炸。由于没有防空掩体,空袭警报拉响时,市民只能一窝蜂地涌到城外山坡起伏的地带避险。

栖身村中小庙

    凡是有些办法的城里人,无不选择到乡间避难。米歇尔森一家也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子,在村中小庙的厢房里暂时安顿下来。十二岁的米夏埃尔很快就学会了当地方言,很轻松地融入了乡村生活,平时和周围的孩子玩闹嬉戏,帮农民下田插秧,他们一家还被邀请去参加同村人的婚礼。

    里本塔尔也在一处穷乡僻壤找到了落脚处,不远处是同样南迁到此的同济大学附属中学,瓦尔特·里本塔尔在那里教授德语。这所一直以来依靠德国人资助的学校在此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学生挤在没有取暖设施的简陋校舍里,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1941年7月前,里本塔尔甚至一度靠从德国领事馆领取救济勉强度日。

    对于难民来说,偏僻山乡的生活更难适应。当地百姓十分穷困,田间劳动也很繁重,但对这些流落异乡的难民却分外友善,总是尽力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还十分热情地邀请他们参加村里的各种节庆活动和乞雨仪式。里本塔尔入乡随俗,开始学着像当地人那样种菜养鸡,自给自足。和他们同住一个院子的是一位带孩子的少妇,夏洛特·里本塔尔没事的时候就学着用中文和她聊天。只有儿子瓦尔特学会了当地方言,进入庙里的小学校读书,和村里的孩子打成一片。一家人再也不用在令人心惊的空袭警报中东躲西藏,但疾病的威胁却如影随形——疟疾和伤寒四处传播。1941年3月,瓦尔特·里本塔尔不幸感染伤寒,由于村里缺医少药,在持续高烧40°C,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他被几个邻居一路用轿子抬着,花了好几个小时赶到火车站,在人满为患的车厢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勉强容身的位置,总算及时赶到由法国人在昆明办的医院,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动荡艰辛的战时生活

    1941年初,诺特曼一家重返昆明。同年秋天,瓦尔特·里本塔尔回到昆明,他的妻儿直到第二年才回到城里。日军的轰炸已经停止。1941年12月,美国志愿者组织“飞虎队”投入对日作战,1942年秋,美国在昆明建立空军基地。负责向印度运送物资的茶马古道在中断许久后重新开通。日军对云南的进攻以失败告终。

    虽然军事威胁解除了,三个犹太家庭却远不能高枕无忧。此时昆明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大片房屋被毁,很难找到栖身之地。面对急剧增长的人口,日常供应几近告急,物价飞涨更是让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雪上加霜。里本塔尔一家三口不得不暂时挤在一间屋子里生活。为了赚取一点微薄的生活费,从柏林来的几个男人四处寻找代课机会。里本塔尔重新开始在大学授课,专业领域的交流也逐渐恢复了正常。但维持生计仍然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由于薪资微薄,教师们纷纷在校外做起了兼职。许多教授和学生整日过着饥肠辘辘、食不果腹的生活。瓦尔特·里本塔尔靠做家教来补贴家用。凭着自己在缝纫方面的手艺,夏洛特·里本塔尔与当地妇女一起开了一间裁缝铺,专门制作各种带刺绣图案的布偶、布老虎和睡衣。玛格丽塔·诺特曼也同样靠缝纫来维持生计。

重返北平

    动荡不安的时局也使常规的学业难以为继。辍学后的米夏埃尔进入一间汽车修理厂和一家小型的金属制品厂做学徒,在那里他能得到一份免费的工作餐。

    1943年,诺特曼一家离开昆明。当时已经移居美国的儿子格哈特为他们办理了去美国的签证。里本塔尔一家于1946年随西南联大重新迁回北平。在西南联大时期,瓦尔特·里本塔尔与他的中国同事一起成功破译了在云南偏僻山乡的寺庙里被发现的梵文碑刻,证明当地早先曾有佛教传入。这一发现在当时的佛教研究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1952年,里本塔尔一家也离开中国。1948年,埃里希·米歇尔森在昆明死于癌症;1949年,卡塔琳娜·米歇尔森作为唯一一位犹太返乡侨民重回柏林,她的丈夫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战争期间,这些柏林犹太人依靠中国朋友和同事的帮助,在一个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城市找到了唯一的庇护所,由此躲过了大屠杀的劫难。

首屈一指的中国佛教研究专家

    瓦尔特·里本塔尔成为了中国佛教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他的儿子瓦尔特因种种原因日后未能再次回到中国,但他终其一生都在从事中国民间传说方面的研究;2017年,他的一部遗作在中国出版。米歇尔·诺特曼得以在有生之年重访故地。2011年,他回到当年曾经生活过的村子。车开到坝子上停下来,他刚一下车,就有两位老人走过来,十分熟络地跟他打招呼:“你腿脚还不大好噻?”米歇尔·诺特曼患有小儿麻痹,有一条腿行动不大自如。

    日前,柏林市政府正在考虑在卡特琳娜和埃里希·米歇尔森的旧居前铺设分别刻有他们名字的“绊脚石”,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