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登陆:
直接前往内容(Alt 1)直接前往二级目录(Alt 3)直接前往总目录(Alt 2)

家乡
“脚踏两条船也意味着自由”

Zhang Wei
© Goran Basic

中国作家张玮现居瑞士约三十年。如今她用德语写了一本小说。在这里她谈到了文革、欧洲的陈词滥调和加尔文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情怀。

作者: 马克西米利安∙卡克霍夫(Maximilian Kalkhof)

歌德学院:张女士,你自从1990年开始住在苏黎世。在《新苏黎世报》可以读到,你刚来的时候对瑞士感到失望。为什么? 

张:是的,我心目中欧洲的形象和瑞士的现实是背道而驰的。我心目中欧洲的形象源于18和19世纪的文学。在中国,我阅读了查尔斯·狄更斯、简·奥斯汀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作品。我期待的是一个波希米亚式的社会,咖啡馆里有天鹅绒沙发,还有关于艺术本质的美妙对话。可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置身于怀有着“摩拳擦掌盖屋建房"心态的加尔文主义瑞士。 

你当时对欧洲心怀向往吗? 

张:是的,欧洲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文化典范。我极其向往欧洲文化。我还记得当时瑞士人对让-雅克·卢梭的态度让我感到多么地格格不入。

瑞士人对让-雅克·卢梭的态度有什么不对的?

张:卢梭的《忏悔录》给在中国的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对我来说,出生在日内瓦的卢梭是瑞士的国家英雄。于是我去了卢梭曾经居住的比尔湖(Bieler See)上的圣彼得岛(St. Petersinsel);基本是一场朝圣。我在那里的岸边只找到一尊胸像和一块纪念卢梭的小牌子,但是牌子上根本没有提到卢梭是在瑞士出生的。瑞士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崇敬他们的文化英雄,这当时在我而言完全不可理喻。我想,他毕竟是个瑞士人,毕竟得让世人知道这个。这在我心中激起了抵触情绪。

抵触情绪?

张:是的,对这种冷漠的抵触情绪。我来自中国,抑制不住地渴望着自由。我在家被视为叛逆。但我并不自由,因为我还从未能够完整地表达我的想法。我终于到了瑞士的时候得到了自由,我想要吸收文化,参与讨论,发展自我。但是我碰到的很多人都太忙了,对文化和探讨没有强烈的兴趣,而是更关心按部就班地生活:找工作,买房子,组建家庭。我必须先在这两极中找到一个位置。显然,我还没有变成瑞士人。我想说,我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免受很多东西的影响。

你1990年为什么决定来瑞士?你简直是来自另一重天地。你的故乡重庆——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人口几乎是整个瑞士的四倍。

张:这或多或少是个偶然。我主要是想离开中国。我当时试了向很多大使馆申请签证出国。我当时其实想去美国。当时几乎已经一切就绪了。但是当时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因为人员变动,所以耽搁了。而在这段时间里我拿到了瑞士的签证。我“嗖”地就走了。我也可能去挪威、瑞典或者丹麦。此外,重庆感觉上比实际上大很多,而瑞士感觉上比实际小很多。

你的意思是?
 
张:重庆是一个巨大的村落。这座城市有一个现代化的面貌。但是只要离开主干路,就会感觉身在乡村。相反,瑞士很小,但是苏黎世尤其是个融合了世界各地的人的大都会,富有文化多样性。我二十年前开始出入剧院,在那里见识了优秀的国际戏剧。类似之物我在重庆是见不到的。瑞士这个国家氛围丰富,所以像我这样的一个外国人生活起来并不困难。

你在《新苏黎世报》上说“我成了一个欧洲人”。

张:并不确切,这有点夸张了。我更像是脚踏两条船。我对中国也怀有强烈的文化眷恋。我自始至终是个中国人。但是我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欧洲。

你眷恋的是什么?

张:我前几天刚刚跟两个朋友聊过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我要说这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成就。这种轻而易举的态度:人们和逝者交谈,给他们烧纸钱——我觉得这非常魔幻。你只要想想那些画着沙漏和死者头像的巴洛克绘画就会发现,这和基督教对逝者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获得救赎——我只要一想到这种想法就会意识到:我是百分百的中国人。

2007年你出版了一本名为《脚踏两条船:在瑞士的中国人的故事》(Zwischen den Stühlen: Geschichten von Chinesinnen und Chinesen in der Schweiz)的自述集。脚踏两条船并不舒服,不是吗?

张: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感到这种脚踏两条船的状态是一种负担。我做这些访谈的时候哭了很多次。我感觉:我们这些在国外的中国人活得太累了。但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能够实现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当这个目标实现了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力气感到高兴了。这也是我决定以后只写虚构作品的原因之一。这样一来素材是掌握在我手中的。不过现在我对脚踏两条船的状态看法不一样了。

你现在怎么看?

张:脚踏两条船也意味着自由。我现在懂得了中国和瑞士的社会规范。我能感受到这些规范,却不再觉得必须完全遵从了。我想无视它们就无视它们。有点像一艘潜艇。有兴趣时,我就浮出水面参与其中,不感兴趣的时候就潜伏水底。

你最近出版了第一部用德语写的小说《给毛的一个芒果》(Eine Mango für Mao)。用外语写作小说是不是很费劲?

张:我决定用德语写小说并不是针对中文。我意识到,我用德语构造的意像可以避免被草率地解读。我后来用德语写了一些东西之后,尝试过重新用中文写作。但是写得很不成功。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中文太不一样了。德语有中文没有的确切性。中文里很多东西是委婉表达出来的。除此之外,用德语写作对我而言还有一个好处:词语不会涌现到我的脑海中,所以我的写作并不是那么自动化的。我必须花更长的时间思考,找到准确的词语。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意像才在我的心目中显现出来。

这部小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描写了文化大革命。你为什么决定选择这个视角?

张:有很多原因。其一是因为孩子看待文革的眼光是天真的;我觉得这非常引人入胜。大多数成年人大概是把文革当成一场灾难来经历的。但是对孩子来说它其实很棒:学校关闭,不用上课,可以整天在街上胡闹。不过也和语言有关。在文革期间,人们对人或事物并不直呼其名,例如毛泽东。我有兴趣了解孩子是怎么去理解周遭隐晦的纷乱语言的。

你已经熟悉了欧洲。你现在到中国旅行时,哪些事物会让你感到陌生?

张:物质主义和对金钱的执迷。在中国很多人聊天都离不开薪水、住房和车。我觉得这毫无意义,让我说不出话来。很多人的自私自利也让我感到不适。只要一说起国际话题,很多人就只会围着一个问题转:中国什么时候能成为新的世界强国。所以我总是问自己:然后呢?然后你们就能都幸福快乐了吗?

你也是一位时事评论员,为《新苏黎世报》等刊物供稿。你觉得德语媒体对中国有很好的了解吗?

张:很遗憾,并没有。总体来说媒体当然总会报道一些关于中国的事情。而大多数写得也很好。不过我发现这类文章大多只是在印证已有的印象。我认为原因之一是大多数记者对中国了解甚少,所以用其他记者的报道作为标杆。这导致特定的主题被无限重复,而其他的主题根本没有报道。这是很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