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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专栏:柏林
游弋于不同世界之间

达格玛·施密特
© Susanne Schleyer

有关达格玛·施密特(Dagmar Schmidt)的简介:作为德国联邦议院社会民主党(SPD)议员、联邦议院中德议员小组(Deutsch-Chinesischen Parlamentariergruppe)组长的达格玛·施密特将她的职业中心设定在柏林。而当回到坐落于黑森州吉森(Gießen)西部拉恩—迪尔县(Lahn-Dill-Kreis)的家中时,她自然会觉得那是最美丽的地方。在柏林,施密特最喜欢的地方是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skuppel)。在这里,她可以从大量的会议中忙里偷闲,让自己稍事休息,体验身心的安宁。

作者: 法比安·埃波林(Fabian Ebeling)

    德国议会的办公楼保罗叶大楼(Paul-Löbe-Haus)是一个充满繁忙景象的地方。在入口处,参观者排成长队,耐心地等着通过安检门。从入口走进保罗叶大楼后,人们就来到了宽敞、开放的中庭,从那里可以看到在几层楼之上,有一座桥梁连接着保罗叶大楼的左半部分和右半部分,若干部玻璃观光升降机像柱子一样耸立在大厅的四周。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步履匆匆地穿过大厅,消失在一条条长廊尽头的大门后面,从那里可以进入保罗叶大楼的内部。

    在这座喧嚣的建筑中,达格玛·施密特的办公室看起来仿佛是一处虽细小却可以让人暂时得到休憩和放松的静修场地。经过秘书的接待室,我们走进了达格玛·施密特令人感觉亲切的办公室,大概是这里因为没有被收拾得一丝不苟,从而显得随意、舒适:转角沙发处有一只可爱的大熊猫,中国代表团赠送的伴手礼装点着办公室的墙壁,作为联邦议院中德议员小组组长,达格玛·施密特的“领地”里摆放着中国的书法作品、精美的瓷盘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工艺品。

    2013年,达格玛·施密特在拉恩—迪尔县选区被选为联邦议会议员,从那之后,她就从法兰克福市北部的拉恩—迪尔县走入了议会。施密特1973年出生在黑森州的吉森市。16岁那年,她的政治生涯就开启了。“我来自一个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家庭,” 施密特说:“而且,在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就有一些同学打算投身政治。很快,我们就确定,社会民主党、以及它的青年组织——社会民主党青年团(Die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Jungsozialistinnen und Jungsozialisten in der SPD,Jusos)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理念最吻合。” 施密特边笑边回忆道:“我们这些社会民主党青年团团员通过剪辑、黏贴、抄抄写写,办了一份名叫‘红色西红柿’(die Rote Tomate)的校园报纸。”很快,达格玛·施密特就开始在社会民主党青年团担任与国际事务相关的工作,后来,她又调到地方行政事务部门工作。

作为联邦议院中德议员小组组长,达格玛·施密特的“领地”里摆放着中国的书法作品、精美的瓷盘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工艺品。

    尽管因为工作的原因,达格玛·施密特需要常年居住在柏林,但是,现年46岁的她也非常喜欢时常回到家乡小住一段时间:“我来自一个别人争相去度假的地方”,施密特说。格赖芬施泰因城堡废墟(Burgruine Greifenstein)是她非常喜欢的地方之一。从那里,人们可以俯瞰山谷,还可以看到拉恩河(Fluss Lahn)经过丘陵、低矮的山坡蜿蜒流向另一座山谷,这片河谷连同陶努斯山(Taunus)和韦斯特林山(Westerwald)等线条柔和的山丘共同展示着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画面。

    相反,政府办公大楼的建筑展示的却是与家乡景色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观:混凝土和玻璃,施普雷河(Spree)在保罗叶大楼和玛丽—伊莎贝拉—吕德尔斯大楼(Marie-Elisabeth-Lüders-Haus)这两座议会大楼之间流淌着,在这里让人感到平静安宁的应该是实事求是、朴实中肯的工作气氛。除了国际政策之外,达格玛·施密特也一直关注社会政策和劳动保护政策等议题。在大学主修历史学专业,除了研究非洲的殖民历史,还通过与她的前任上司的共事中认识到中国:“我的上司经常去中国。我为他安排中国之行,并陪他一起去。我发现,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域同样非常吸引人。”作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负责人,有一天,她被问到,她是否愿意接管中德议员小组,于是,她愉快地接下了这份工作。

    近年来,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One Road One Belt Initiative)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这个项目通过修建从所谓的“中土王国”到欧洲腹地的基础设施,从而铺设新的贸易之路,这是当今地缘政治最大规模的举动;与此同时,这样一项工程引来的并不只是友好的观察目光。
达格玛·施密德特 © Susanne Schleyer     另外,从外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内似乎也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速发展着。施密特说:“例如,在重庆,随便在街上走走,就会发现某个地方有座高楼突然拔地而起。在中国,人们往往会普遍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压力,因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必须立即建设新的城市。”尽管外界也经常会就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但是在中国也不断地涌现出一些典范,它们可以作为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的指导和参考。施密特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青岛的中德生态公园(Deutsch-Chinesische Ökopark)就是依照最高的生态标准建设而成的。”

    施密特认为,德国的情况则与中国完全不同:在做一些建设规划的时候,设计者会因为市民们的意愿众口难调——比如,某个车站应该向某个方向挪动几米,而使得设计搁置下来。实际上,她说,欧洲议员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民主”的某种偏颇的理解。仍然以设置公共汽车站为例,车站之所以在很小的一块地方被移来移去,施密特分析说,这是因为人们把它当作“自家的果实,当然认为自己有权利按自己的需要能够从家里就看到它了”。因此,面对这些情况,中国和德国可以互相学习,达格玛·施密特说:“我们应该加快规划的速度,而在中国,人们在做计划时,则可以考虑得更周全一些。”

    暂且将国际政治和宏观的外交层面放在一边,我们会看到这背后是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人际交往推动着德中交流开花结果。施密特谈到了她与一位中国朋友的谈话,这位友人热烈地憧憬着各种各样的新机会。杜伊斯堡(Duisburg)是今天的“新丝绸之路”(„Neuen Seidenstraße“)上的重要节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也是这样描述着座德国城市的。每个星期都有许多列满载货物的火车从中国开到这里。“我认识的一个人说,我们乘坐高速列车,只需要36个小时就能够从北京到达杜伊斯堡,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施密特边回忆边说道:“也许,我们还可以中途在乌兹别克斯坦(Usbekistan)下车。这也非常棒,不是吗?”

我们应该加快规划的速度,而在中国,人们在做计划时,则可以考虑得更周全一些。

    这段时间正是联邦议院的会议周,这意味着议员们的日程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因此,在保罗叶大楼里,所有的人都来去匆匆。然而,在达格玛·施密特身上,我们却感受不到任何紧张感。她安静地娓娓道来,时而停下来思索,然后,她突然想到,我们也可以去参观她在柏林最喜欢的地方。事实上,这个地方紧挨着保罗叶大楼——就是德国国会大厦。我们跨过保罗叶大楼中庭里的联通桥,消失在通往电梯的大门后面,而后穿过一条通道,这样一下子就到了德国国会大厦。我们横穿只有议员和他们的客人才允许进入的区域,当从高处经过国会大厦的会场大厅(Plenarsaal)时,我们匆匆向下撇了一眼,而不过几秒钟的时间,我们已经被施密特落下了20多步。

在这里,游客川流不息,一面面旗帜迎风飘扬,从这里,柏林城的很多风光都可以尽收眼底。也许,施密特在此处会体验到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当她回到家乡,从丘陵上俯瞰山谷河流时候的感受。

法比安·埃波林

    接着,我们坐上电梯,来到国会大厦最高处的穹顶。在达格玛·施密特需要短暂地休息一下的时候,她就会来这里:“在这儿,我可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吃个冰激凌,然后继续前进,”她说。在这里,游客川流不息,一面面旗帜迎风飘扬,从这里,柏林城的很多风光都可以尽收眼底。也许,施密特在此处会体验到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当她回到家乡,从丘陵上俯瞰山谷河流时候的感受。

    拥有这样的视角、这样一览无余的视线,在柏林非常难得。达格玛·施密特了解所谓的“优待权”,正如她所说的,她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这里。马上就要开始日程表上安排的下一项工作了。我们下楼、原路返回,穿过通道,穿过中庭,在大约行进了半公里之后,她将马不停蹄地开始与一个工作小组的会晤,共同商讨如何为有护理需求的群体及其家属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她再一次准时地回到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