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仇恨
求生、挑战与机遇——流亡中国的汉学家和中国研究者,1933-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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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柏林举办了以“被迫害的汉学家——缺失的一代”为题的展览。

作者: 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

    展览再现了纳粹分子对五十位汉学家与专家的迫害及其对德国汉学研究造成的长期影响。其中有二十位流亡中国,中国为这些出于种族和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提供了继续工作或深造的机会。当中有几位年轻人在1938、1939年逃亡到上海以后才把中国研究变成毕生的事业

    对于大部分对古典中国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说,中国的吸引力在于它的学者、图书馆以及能够和中国专家一起工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北京。直到1937年北京都是中国的学术中心。但是这里有一个难题,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动荡,在1937年以后大片国土都被日本占领。学术机构当时仍在建设中,由于日本的占领,有影响的大学都迁入未被占领的内地,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教学。在整个中国,工作及生活由1937年起都变得特别艰难。即便如此,中国还是愿意接纳难民,在审批工作许可和签证的问题上态度宽松。中国没有反对流亡者和难民的行径,也没有反犹太主义。

    这些汉学家在中国的经历各有不同。在1933年之前就来到中国工作的汉学家在学术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教授德语及德国文学,并翻译中文著作。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就是其中知名的一位,他从1924年到1937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未曾加入1935年在北京成立的德国纳粹组织,并放弃了德国研究所的监事会职务。而艺术史学者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在1923年来到中国,1928年起在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德语,1935年起任教于由圣言会传教士领导的辅仁大学,他也是汉学杂志《Monumenta Serica》的创办人之一,这份杂志为受到纳粹政府迫害的人士提供了发表文章的机会。民族学者狄特尔·冯·石坦安(Diether von den Steinen)1927年起在广东、北京等地授课。奥地利犹太汉学家、语言学家埃尔温·赖夫勒(Erwin Reifler)1933年逃亡到中国,教授德语,1943年起任语言学教授,后来是美国机器翻译的先锋。起初在上海,后来转至重庆的维也纳人魏璐诗(Ruth Weiss),是教师、记者,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她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中国,任翻译及记者。她的自传《历史的边缘——我在中国的生活》(Am Rande der Geschichte – Mein Leben in China)在1999年出版。

    第二批是在1933年以后来到中国的大多是较为年轻的学者,犹太人的出身或反纳粹的信念令他们在德国丧失了工作机会。他们尝试在中国继续深造,发掘工作前景。其中几位如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都在柏林上过大学,是汉学家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的博士生。艾伯华和他的人类学家妻子爱立德·吕摩尔(Alide Römer)一样,是被驱逐出德国。政治和法学学者费兰兹·迈克尔(Franz Michael)以及法律工作者恩斯特·沃尔夫(Ernst Wolff)在柏林大学东方语言所学习过汉语,罗文达(Rudolf Löwenthal)也在柏林获得了他的新闻出版学博士学位。梵文和佛教专家李复华(Walter Liebenthal)在布雷斯劳完成博士学业,在柏林跟随汉学家瓦尔特·西蒙(Walter Simon)学习了汉语。

他们的共通点在于,他们都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分,尽管条件艰苦,但仍然可以留在中国工作。

    尽管西蒙1934年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找一个客座职位的尝试受到了德方阻止,但之前提到的其他学者都在中国成功找到工作,有些人是因为得到德国机构的支持,拥有交换学者的身份,免受流亡者的困境。卫德明在北京授课,费兰兹·迈克尔在杭州的浙江,罗文达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担任讲师,李复华起初在北京大学附属的汉印研究所工作,后来讲授梵文和德语,1938年随大学一起迁至昆明,在这里他找到了佛学研究所需的重要新材料。奥地利民族学家蔡斯克(Walter Zeisberger)在1936年也来到了辅仁大学,1939年起在这里执教。1949年以后他在北京大学任语言学教授,工作了几十年。地理学家米士(Peter Misch)起初在广东大学授课,1939年后转入昆明,在那里他率先和学生们一起在云南开展地质勘查,为云南绘制地图。作为教师,李复华、蔡斯克和米士尤其受同事和学生尊敬,他们为中国的印度学、语言研究和地理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广受称赞。  

    这一批人当中有几位在1937年日本入侵后离开了中国,在美国谋求职业发展。而其他人在中日战争期间及之后都留在了中国,卫德明、蔡斯克、罗文达待在被占领的北京,李复华和米士则留在未被占领的昆明。他们的共通点在于,他们都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分,尽管条件艰苦,但仍然可以留在中国工作。因为流亡的缘故而导致他们的职业生涯受阻或者有时候未能像希望的那样成功,这也是情理之中。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当中没有人回到德国工作,大部分人都去了美国,在那里他们和那些直接从德国去往美国的同事们一起对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批是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他们跟中国没有职业上的或者个人的联系,但是他们和很多人一起在1938、1939年来到中国求生。中国专家及外交官埃里希·米尔森(Erich Michelsen)因为在职业上与中国机构有关联,从集中营出来之后到了昆明。从事汉学哲学个人研究的托恩(Willy Tonn)在上海找到生存之地。年轻的汉斯·穆勒(Hans Müller) 因为支持中国同学而未能延长在瑞士的签证而逃亡到中国。奥地利学生理查德·傅莱/施泰因(Richard Stein/Frey)、奥托·施奈普(Otto Schnepp)、恩斯特·施瓦茨(Ernst Schwarz)也去了中国,他们来到中国后才开始学习中文及对中国产生兴趣。施瓦茨为了躲避日军侵略,1941年来到一所佛教寺庙,在这里藏身两年,并对佛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穆勒和傅莱/施泰因去了苏联地区,作为医生支持抗日战争。他们留在中国担负了重要的专业职务和政治任务,深入投身于国际合作。施奈普也是如此,他在1948年移民美国,后来又移民以色列。恩斯特·施瓦茨直到1960年都在中国担任讲师,为他日后成为一位翻译经典作品的成功翻译家奠定了基础。托恩正如赖夫勒一样,精通中国知识,是上海流亡者当中具有领导性的知识分子。他向给来自欧洲的流亡者讲述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在他创建的“亚洲讲座课”以及暨南大学举办中文班,积极投身于文化交流。

    作为文化之间的沟通传播者,这些知名及成长中的中国专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流亡对于德国的中国研究而言意味着巨大损失,因为他们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建树未能在业界得以显现。但是就他们个人的学术研究而言,在中国的流亡岁月、与中国的交流、中国同事的支援,对他们的学术和职业发展都是一次良机。
展览“被迫害的汉学家——缺失的一代”中汉学家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