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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資本論
“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困境

Das Dilemma des „kritischen Marxismus“ im heutigen China
2005年,上海市公安博物館的“紅色之源,馬克思主義文化藝術作品展” | Photo: Yi Shui (一水) ©ImagineChina

在當代中國,知識精英如何從資本與理性的共謀關係入手,探求民富國强之路,同時又如何遭遇和面對“生活的無意義”?復旦大學張雙利教授對此進行分析。

     在當代中國,人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對於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是否還有任何實際的影響?要回答這些問題, 我們首先就必須對中國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本身進行內在的區分,必須明確地認識到目前在中國存在著若干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本文將特別地選取其中的一種作爲 主要考察對象,即“批判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由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所提出的概念,它主要指由盧卡奇(Georg Lukacs)、科爾施(Karl Korsch)、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等一批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在20世紀初所開創的一條全新的馬克思主義道路。它與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所謂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相區別。 自8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直接利用來自西方和東歐的思想資源,批判所謂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並重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與現實之間的內在 關聯。

     爲探討中國社會的問題,這種“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強調要緊緊依托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文本,特別關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的具體性和現實性。其思想資源來自西方哲學史(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和當代歐陸哲學,以及西方、東歐和日本的國外馬克思主義。

     這種“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因此成爲當代中國一種最富理論活力的馬克思主義。筆者多年在高校裏從事教學,根據筆者的觀察,當代大學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有著明確的雙重性:他們一開始往往會對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課程和著作都敬而遠之,認爲它們不過是一些與現實生活無關的空洞的說教;但一旦他們有機會真正地接觸到這條“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之後,他們就會發現馬克思不僅與他們原本所想象的根本不同,而且其理論與當下的中國現實還直接地相關!因此,這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作爲官方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對於普通民衆已經失去吸引力的情況下,依然保持著強大的魅力。

既理性又不理性

     “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是從一正、一反兩個方面同時切中了當代中國人的現實生活。從正面看,它直接地講述了資本如何在中國社會逐漸地上升爲規定性的原則;從反面看,它則揭示了現代中國人爲何在這種爲資本所規定的現代生活中會同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無意義感。體現在具體的理論上,前者主要根基於馬克思對資本的生成邏輯的探討,但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之下,“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明確地把理論的重心從傳統的剩餘價值理論轉向了對於資本與理性的共謀關係的揭示。對於當代的中國民衆來說,重要的已經不是表明資本對於勞動的剝削關係,因爲早在中國開始建立市場經濟、引入資本的時候,人們就已經十分清楚資本意味著剝削,只有剝削才能帶來資本的增值。此時中國人真正關心的問題是,究竟怎樣才能實現民富國強。在西方,資本的充分發展帶來了民富國強,而且也是因如此,現在的中國才不得不向資本開放。

     資本的統治是怎樣帶來民富國強的呢?馬克思一方面清晰地洞見到,資本來到人間意味著對傳統的人與人、人與自然和人與自身的關係的徹底改變,它斬斷了所有這些傳統的、自然的關係,把人解放爲孤零零的個體; 另一方面,馬克思又敏銳地指出,資本綁架著理性(人的精神勞動),還同時完成了這些關係的重新安排。此時,在人與自然之間展開的是以機器爲仲介的理性關係、在人與人之間展開的是以商品交換爲仲介的理性關係。作爲這二者的結果,在人與自身之間也是人對於自己進行理性管理的關係。這樣,資本就在理性的輔佐之下,成爲了生活中唯一的規定性的原則,它帶來的是從資本到資本(G-G)的無止境的擴張。在現實生活中,它一方面意味著資本的全球化,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財富的不斷積累。

     “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理論魅力就在於,它同時還指出,此種爲資本所規定的生活又是非理性的、無意義的。根據馬克思本人對於異化(alienation)、物化(reification)和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逐步深入的批判,“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由資本所規定的現代生活雖然看似理性的,但實際上是完全非理性的,因爲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産在總體上並不是理性的,人們實際上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對生産和生活進行理性的安排,而資本主義的生産的本性卻要求我們把這個有限的理性當作是生活的全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産雖然開始於人們對自由的訴求,但實質上卻帶來了對人的更大的奴役。在以資本爲原則的生活中,人人皆受奴役,無論是資産者、精神勞動者還是體力勞動者。也正因如此,此種爲資本所理性地安排出來的生活在根本上又是無意義的。它好像與我們完全無關,既不充實也無意義。

批判的理論還是精英升遷之路?

       對於那些爲“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所打動的中國學者和學生來說,它首先能幫助他們去直面和理解由金錢主導的現代生活的無意義。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迅猛的市場化和城市化,不僅有現代都市人所真切地經驗到的生存意義危機,而且有“二代農民工自殺”這樣觸目驚心的現實。所有這些在“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之下,都可以得到理解和闡釋。在直面和批判無意義的現代生活過程中,還可以發現生活的意義。更進一步,“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資本與理性的共謀關係,還反過來幫助這批青年學生進一步看清了他們在資本的統治之下上升爲社會精英的道路。他們可以憑藉著自己的強大的理性能力(腦力勞動能力),參與到資本對生活的安排中,從而成爲主宰著整個社會的精英。因此,我們看到,真誠的學生們在“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之下,似乎陷入了一種分裂的狀態。

     “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試圖通過重新復活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與中國現實生活之間的內在關聯來實現對現實生活的變革,而這一目標顯然還沒有實現。它的實踐力量僅僅止於“個體性的救贖”,對於整個資本的原則還無觸動。“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既具有強大的理論魅力,但在實踐上又是無效的。

資本與民族國家

     筆者認爲,導致這一現實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中國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尚未能夠真正克服馬克思本人思想的時代局限性。在當代中國現實生活經驗的逼迫之下,馬克思本人關於超越資本的道路的思想無法成立。在馬克思那裏,超越資本的道路被集中地表述爲“取消私有財産”。這一道路實際上又意味著無產階級對於現代國家的揚棄、普遍的世界歷史對於特殊的民族國家的揚棄。

     對馬克思而言,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真理。這也就是說,現代國家所聲稱的普遍性是虛假的。與此同時他又指出,只有無產階級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因爲它代表著對以私有財産爲原則的市民社會的真正揚棄,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真正實現。但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之中,無產階級的普遍性卻似乎早已被徹底解構。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經驗中,人們曾經感受到的只有階級的政治的內涵,完全沒有無產階級的普遍內涵。在階級專政的實際歷史中,階級同時還意味著階級性對於個體性的直接剝奪。在此背景之下,人們對普遍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向往似乎已經逐漸地被對普遍的人權的訴求所替代。

     此外,馬克思一直堅持普遍的世界歷史的立場。他一方面強調資本實際上已經拉開了世界歷史的序幕,另一方面又指出只有無産者們才能真正地超越民族國家的特殊性,實現世界歷史的普遍性。在這個過程中,他沒有特別地關注其他民族的文明。中國的近現代歷史表明,資本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擴張和統治不僅沒有消滅民族國家,對於中國人來說,它反而帶來了“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不僅如此,面對著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在普遍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已經被蒙上濃重陰影的情況之下,當下的中國人非常自覺地轉而去尋求中華傳統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之間的差別,力求從自己的文明中找到一條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可行之路。因此,在當今中國更有影響的不是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立場,而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情懷。

     “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如果不能在當代的語境中對關於資本與民族國家間關係的現實難題給出答案,就無法在中國成爲遏制資本的現實力量,即實踐的馬克思主義。

張雙利,復旦大學哲學系副教授,2003年獲復旦大學外國哲學專業哲學博士學位。多 年以來,一直從事西方馬克思主義領域的研究,研究重點包括馬克思、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等。主要著作有《解放神學》(Theology of Liberation),2000年,台灣揚智文化事業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