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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與公民社會
歐洲的慈善理念

“幫助令人擔憂的孩子們行動”將變成“幫助他人行動”海報
“幫助令人擔憂的孩子們行動”將變成“幫助他人行動”海報 | © Aktion Mensch

幫助窮人、老人和殘疾人屬於歐洲百年傳統之一。 但直到今天,圍繞該以什麽方式幫助社會弱勢群體這壹問題,仍然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看法。

作者: 羅丹美 (Dagmar Lorenz)

  十年前,在德國的某些大城市裏能看到很大的廣告招牌,上面有一位穿著黑色西裝、自信十足、較為年長的男子。這位看上去像是銀行董事長的先生坐在一把輪椅上,下面寫有一行字:“‘幫助令人擔憂的孩子們行動’(Aktion Sorgenkind)將變成‘幫助他人行動’(Aktion Mensch)”。對我這個在西德長大的德國人來說,這一廣告招牌說明“幫助殘疾人士”的內涵有了很大的變化。這個廣告招牌是德國從事社會福利最大和最成功的私人組織宣傳活動的一部分,他們要通過這項活動為其更名進行宣傳。該組織成立於1964 年,當時命名為“幫助令人擔憂的孩子們行動”。當時人們把身體和智力有缺陷的人看作是“讓人擔憂的孩子”,他們一方面“令人擔憂”,另一方面又需要被關心。符合“令人擔憂的孩子”這一雙重意義的是當時流行的看法:即把殘疾人士看作是未成年的孩子,他們必須靠好心人的幫助才能過上稍好一點的生活。如今這個看法早已發生根本的變化。廣告招牌傳遞的信息是:要把坐輪椅的人看作是一個現代勞動社會的平等成員,他們有能力自行決定如何生活——與此同時他們肯定也需要支持。因此“幫助令人擔憂的孩子們行動”這一組織的名字在2000年變成“幫助他人行動”也是順理成章的。

從時代變遷的角度看捐贈

  這一例子也說明,慈善參與的形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1964年成立的“幫助令人擔憂的孩子們行動”組織是“電視時代的產物”。當時幫助殘疾人士的捐贈是通過彩票籌集的,與一個深得人心的電視節目聯繫在一起。受人喜愛的電視主持人通過節目給觀眾介紹殘障的成年人和孩子們生活中遇到的物質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有計劃地殺害殘疾人士的納粹統治結束快二十年後,許多德國人意識到,不僅是國家,每個公民都必須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安康出力。

歐洲的傳統

  關心殘疾人士、病人、老人和窮人,特別是當這些人不是自己的家庭成員的時候,這是歐洲的遺產。慈善(Philanthropie)這個概念來自於希臘語兩個詞組 “philein”(愛)和 “anthropos”(人)。這兩個詞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就被古希臘哲學家連在一起,並成為一個概念,即人的友善的思考和行為。古代思想家——從色諾芬(Xenophon)到忒彌斯提烏斯(Themistius)——把這個詞理解為好客和行善。但這些美德並不擴展到所有人,而只是局限於特定的群體:例如生下來就是自由人的人,自己的政治利益集團或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團體的成員。奴隸和婦女(多數情況下)被排除在外。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對與人為善這個概念——如古羅馬的忒彌斯提烏斯,主要理解為統治者對弱者和被打敗的民族的寬容。

  基督教的興起改變了這一情況。在基督教的宗教傳統中,每個人對他人表示的“博愛”和“同情”(同感)起到中心作用。在聖經中可以找到無數的傳說,在這些傳說中,上帝之子給那些違法的人和被社會輕視的人提供安慰和幫助。在許多聖經故事中,樂於助人和“同情”被稱讚為值得學習的榜樣。例如有一個故事講述了一個旅人在街邊發現了一個受傷的陌生人。他讓人把他送到自己的家裏,給他療傷,非常照顧他,似乎是自己的親弟弟一樣。

  當然在歐洲的歷史上不是所有人都按照這個榜樣行事,這一點也是不容爭議的。但是無私地幫助每一個有難的人,這一準則已經深深地紮根於歐洲人的氣質中,這也可以通過有些德國的旅遊人士在講述其在中國城市的日常經歷時,那充滿驚嚇的反應中看出來。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事:當有人在街上摔倒或倒下時,其他路人對此報之一笑,而不是去扶起他。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最不可理喻的是,這樣一種非人道的行為在中國被看作是非常正常和可以接受的。在西方,人們尋求對此的解釋:是儒家的傳統讓中國的路人面對非家庭成員的困難漠不關心?是純粹的幸災樂禍?還是說那些路人有點不知所措,因為他不想因為自己的幫助而讓對方承擔回報的義務?那麽,在古老的歐洲社會,無私地幫助他人是如何做的呢?

修士、公民、啟蒙者

  基督教宣揚要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的要求,早在歐洲的中世紀時期就促使了基督教照顧窮人的網絡的建立:修士會和女修道院,富有的信徒家庭為那些身無分文的人修建醫療站和老人院,組織給窮人分發食品,從貴族和有錢的贊助者那裏募捐。在歐洲的上流社會,那些很大方的貴族和資產者被看作是有聲望的人:人們試圖成為別人眼中的好基督徒,因為按照中世紀的觀點,必須為自己死後靈魂的安寧做點事。也就是說,通過“做好事”可以為自己將來在天堂裏找到一個位置。不過,如何界定貧窮自然也造成了後來幾百年在基督教各教派內部,也就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爭論:即窮人是被上帝“祝福”的?還是說他們的貧窮表明他們沒有過那種“上帝喜歡”的生活?最晚到十七和十八世紀,當基督教傳統被理性和批判宗教的啟蒙思潮所覆蓋的時候,歐洲精英對待“需要幫助的人”和這些人的需求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要求人從自我造成的未成年狀態中自行解放出來。但一個人只能通過教育和啟蒙使自己成長。所以,歐洲商業城市中的市民階層首先致力於教育事業:他們建立學校,用科學的方法培養醫生,給那些沒有錢的人頒發獎學金,把私人公園和博物館對公眾開放。一些歐洲的公國,如普魯士,為全體臣民引進了義務教育制度,當然他們這麽做並非出於無私的動機,而主要是因為他們需要能閱讀和書寫的管理人員。除此之外,國家和教會的慈善組織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因為行乞和暴露在眾目睽睽下的貧窮常常被看作是人為的過錯和不道德的,所以他們就興建貧民院,在那裏男人、女人和孩子必須在監獄一般的條件下幹活。這些人還常常受到身體上的虐待。

自救組織取代樂善好施

  隨著十九世紀工業社會的出現,一種新的慈善事業也產生了。除了教會管理的救濟貧民的組織、由市民團體出資建設的學校和孤兒院,除了國家的勞動教養所和富人的基金會,也出現了社會弱勢群體的政治自救組織。例如在德國就出現了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教育協會,該協會擁有自己的出版社、合唱團、夜校和為老人和病人服務的福利機構。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有一段時間,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甚至也組織了無政府主義團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六十年代末在西歐和美國出現的青年反叛運動,非國家的自救組織的想法重新流行起來。但與由大型政黨維持的社會福利機構不同,許多來自歐洲中產階級的公民開始以分散的形式組織起來:公民自發組織起來辦幼稚園,成立各種小組關心犯罪青少年。有些殘疾人士自發組織起來,爭取建造適合殘疾人士居住的房子和公共交通設施。

  那麽今天的情況又是如何呢?現在在歐洲,“從幫助到自助”的原則已經得到普遍接受,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亦是如此——國家鼓勵私人基金會,並從稅務上給予優惠。雖然近一百五十年以來,大多數的歐洲國家建立了國家的醫療、養老金和失業保障,以及國家保護人民免受貧窮的福利政策。但在經濟危機的年代,許多城鎮常常缺乏資金來支持額外的社會福利機構。所以政府部門也鼓勵那些關心弱勢群體的私人基金會和公民組織進行慈善工作。

  這一工作還包括要對以下問題進行公開的辯論:過去提供的每種幫助是否真的幫助了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可以舉一個例子予以說明:幾年前,一些“教養院的孩子們”成立了一個協會,該協會的任務是要讓德國民眾關心當年的“教養院孩子們”的命運。這裏指的是那些從1945年到1985年在德國的孤兒院和教養院生活的孩子,也就是生活在由教會或國家管理的福利機構的孩子們。許多孩子來自破碎的家庭,他們很小的時候就由國家來照顧,或者因為其他的原因不能同父母生活在一起。這些孩子本應該在他們所待的“教養院”裏找到自己的新家,但他們沒有得到基督教宣揚的“仁愛”和國家的關懷,許多這樣的機構實施一種殘酷的、非人道的教育制度。孩子們遭到教育人員的毆打、虐待和侮辱,常常被迫幹重活,有的時候甚至受到性侵犯。這些“教養院的孩子”長大成人後無法過正常的生活。幾年前,其中的一些人公開了他們充滿痛苦的童年經驗,一些記者和作家報道了這一話題,一個所謂的“圓桌”會議成立起來:歷史學家、科學家、教會和國家部門聚集在一起——常常由聯邦議院的一個代表領導——把各種信息總匯在一起,通過官方檔案進行調查,並提交了有關教養院當年做法的報告。這些會議的目的是要鑒定當年發生的事情,吸取歷史教訓,並幫助當年那些教養院的孩子克服過去的陰影。反過來,教會和國家部門也承認自己要為當年發生的事情負責。

  願意以自我批評的態度反省過錯,承認有衝突並進行公開的討論,這也是歐洲慈善事業的一部份。今天中國官方宣布要不惜一切代價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在許多歐洲人眼裏,不是什麽值得努力的方向。參加“圓桌會議”的所有人都認為,不能再要求那些被欺侮的“教養院孩子”在“公眾面前保持沉默”。一個要革新的社會必須勇於公開承認自己做過的不好的事,只有通過這一方式,才能從錯誤中學到東西:為了一個更好的未來,也許在這個未來裏只能通充滿過仁愛的努力才能渡過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