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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啟蒙
啟蒙在中國的百年遭遇

第二代“啟蒙者”陳獨秀的蠟像,武漢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
第二代“啟蒙者”陳獨秀的蠟像,武漢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 | 版權:楚林 / 東方IC

南京大學董健、王彬彬、張光芒三位教授撰文梳理啟蒙思想百年來在中國的曲折歷史,探討究竟是什麽使啟蒙思想在中國屢受阻礙。

作者: 董健、王彬彬、張光芒

本文首次發表於2008年第9期《炎黃春秋》雜誌。   

  “啟蒙”,就是去掉蒙蔽,叫人明白。從語義學上說,作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一般意義上的人類精神現象(或曰文化現象),“啟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合乎人性的文化欲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作為一個引起了精神領域的革命,推動了人和社會之現代化的思想文化運動的啟蒙,卻是指18世紀歐洲以法國為中心那一次。“啟蒙”一語,本為中國所固有。《易經》有“發蒙”(發者,啟也)之說,漢代應劭《風俗通義》曾提到“祛蔽啟蒙”,《三國誌》裏叫“啟”更加形象,都是去掉蒙蔽、叫人明白的意思。但我們今天在現代思想文化運動意義上所使用的“啟蒙”這一概念,同“革命”、“經濟”、“政治”、“文學”等眾多用語一樣,又可以說是一個從日本輸入的外來詞。當日本明治時期的學者遭遇英語的Enlightenment含有“照亮”之意的概念時,日本學者想到了漢語中的“啟蒙”二字,於是便將這個西方概念譯成“啟蒙”。應該說,這個翻譯是頗為傳神的。

  作為西方概念譯語的“啟蒙”,又從日本輸入中國。日本學者把這一過程稱為“逆輸入”。“逆輸入”中國的“啟蒙”,當然具有了與漢語原有的純工具性“啟蒙”不同的意義。與西方意義上的“啟蒙”同時輸入的,是歐洲啟蒙運動中確立的“理性”與種種現代意識和文化價值觀念。於是,啟蒙之火,也開始在這塊有著兩千年專制史的老大帝國的土地上燃燒。最先從日本盜火者,是梁啟超那一代人。梁啟超們是第一代盜火者,也是第一代在中國的土地上放火者。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則是第二代盜火者和放火者。啟蒙之火,在第二代盜火和放火者手裏,燃燒得更其熊熊。五四時期的沖天烈焰,就是第二代啟蒙者的傑作。兩代啟蒙者也許太褊狹,對人類的經驗事實往往也會判斷失誤,但是他們是偉大的解放者。他們試圖把中國的老百姓從恐怖主義、蒙昧主義、狂熱盲目以及其他荒謬絕倫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他們反殘忍,反壓迫。他們跟迷信無知以及許許多多敗壞人們生活的勾當進行了一場殊死的戰鬥,並且取得了可觀的勝利。因此,我們站在他們一邊。

  歐洲啟蒙運動儘管當初也不乏阻力,但畢竟以不可阻擋之勢,在西方世界大獲全勝。而中國的啟蒙運動,比起歐洲來,要艱難曲折得多。從梁啟超那一代人開始的啟蒙努力,儘管取得了這樣那樣的成就,但還遠遠不能與歐洲啟蒙運動所取得的成就相提並論。時間雖然過去了一百多年,但在最基本的方面,啟蒙先驅者心目中的目標,還仍然是一種朦朧的最美好的理想。啟蒙之路在中國之所以遠比在歐洲要崎嶇坎坷,與啟蒙思想是一種外來之物當然有重大關係,但這不是惟一原因,甚至也不能說是決定性因素。而且也不能籠統地說中國全無與西方啟蒙相通的文化資源。我們認為,中國政治專制的歷史特別漫長,專制的機器經長期鍛造而特別牢固、細密,專制文化特別發達而善治人心,以致人的思維方式也相應形成了某種“慣性”,這才是使得啟蒙在中國特別艱難的關鍵性因素。一位中國當代學者說,中國專制的歷史漫長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專制是我們的生活方式”,這話是十分精確的。

  專制的歷史特別漫長,專制的根基特別深厚,使得中國的啟蒙特別艱難,這是客觀事實。但如果啟蒙運動開始之後,能夠克服一個個困難而持續地進行,百多年過去了,成效當然也會很可觀的。但不幸的是,百多年間,啟蒙真正得以持續進行的時間並不算長,它動輒被阻斷,其中教訓多多,值得總結。最值得記取的一個教訓是:統治者阻斷啟蒙浪潮、撲滅啟蒙火焰的最佳武器是“國家至上”與“民族主義”,尤其是在國家遇到外敵威脅時,這種武器使用起來更加順手而輕便——人誰不愛國!人誰不怕種族滅絕!上述啟蒙理性的一切原則和價值,均可在“民族大義”的召喚下暫時擱置或拋棄。只有在這一“邏輯”之下,“救亡”才可以壓倒啟蒙。1949年以前,尤其是日本在30年代入侵我國時,不能不說“救亡”對啟蒙運動是會構成衝擊的。最早敏銳地覺察到“救亡”將會給統治者衝擊啟蒙提供“合理邏輯”的是魯迅。1936年秋,救亡運動正風起雲湧,各種各樣的“救國會”在上海灘上活躍著。而魯迅卻於此時寫下了這樣一番話:“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麽,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半夏小集》)讓大家明白“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是“民族大義”,是救亡;讓大家明白“做自己人的奴隸”之苦,是呼喚自由、民主,是啟蒙。這二者本來不必構成衝突,而且站在啟蒙立場上看,應該是高度統一的——中國的現代啟蒙運動本就是為了民族自救,為了面對西方現代化強勢不落後而掀起的,而且由啟蒙了的公民組成的“人國”當然比奴隸組成的“沙聚之邦”更有抵抗外侮的力量。胡適說得更直白(也更為徹底、理想化):“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選〉自序》,著重號為原有)但當“人國”未立、外敵已來之時,“國家至上”、“民族大義”就是一切,救亡與啟蒙就悲劇性地衝突起來了。在此之前,魯迅這一類啟蒙者孜孜不倦地想讓大家明白“做自己人的奴隸”之苦。而當救亡運動興起後,鋪天蓋地的文章和此起彼伏的演講,都在告訴大家“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魯迅分明感到,在這救亡聲中,“做自己人的奴隸”之苦不但被忘卻、被抹殺,而且不知不覺間,讓大家產生了“做自己人的奴隸好”的意念,從而不惜以血的代價換來“做穩了自己人的奴隸”的時代。在救亡大潮中,魯迅是執著地堅持啟蒙的。當然,這時間很短暫,因為魯迅不久即與世長辭。在救亡大潮中堅持“五四”啟蒙精神的,當然不僅是魯迅,陳獨秀、胡適等,很多人都沒有因救亡而放棄啟蒙。

  救亡對啟蒙的衝擊雖然強有力,但畢竟不能對“五四”啟蒙精神構成致命打擊。從價值理念上與“五四”啟蒙精神根本對立的是與國家權力之爭直接聯繫的左右兩股政治勢力。右的方面是國民黨中的頑固守舊派和復興儒學的文人,如蔣介石、陳立夫 1934 年發動所謂“新生活運動”,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1935年聯名發表宣言,提倡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但這股勢力反啟蒙的理論和實踐均收效甚微。左的方面是共產黨的陳伯達、艾思奇等人在救亡聲中發起的所謂“新啟蒙運動”,它才從價值理念上對“五四”啟蒙精神進行了有效閹割和否定。1936年9月,正當魯迅因“五四”啟蒙精神被救亡所衝擊而憂心如焚時,陳伯達在《讀書生活》第4卷第9期上,拋出了《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一文,呼籲:“當著目前民族大破滅危機的面前,哲學上的爭鬥,應該和一般的人民爭鬥結合起來,我們應該組織哲學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聯合,應該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新啟蒙運動。”並強調,“新啟蒙運動”的第一步,是“整理和批判戊戌以來的啟蒙著作”。緊接著,陳伯達又在《新世紀》第1卷第2期上,發表了《論新啟蒙運動——第二次的新文化運動——文化上的救亡運動》,強調:“我們的新啟蒙運動, 是當前文化上的救亡運動......五四時代的口號,如‘打倒孔家店’,‘德賽二先生’ 的口號,仍為我們的新啟蒙運動所接受,而同時需要以新酒裝進舊瓶,特別是要多面地具體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運動相聯接。”在這篇文章中,陳伯達特別指出“新啟蒙運動”與“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差異之一,是二者有著不同的“哲學基礎”。“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的“哲學基礎”是“形式邏輯”,而“新啟蒙運動”的“哲學基礎”,則是所謂“動的邏輯”。陳伯達將“新啟蒙運動”的喇叭吹響後,張申府、艾思奇、何幹之等人紛紛撰文響應。於是,所謂“新啟蒙運動”就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陳伯達們之所以認為自己有資格發動所謂“新啟蒙運動”,是因為自己乃“新哲學者”。而所謂“新哲學”,就是所謂“辯證唯物主義”。至於陳伯達張揚的所謂 “動的邏輯”,則是所謂“辯證邏輯”。1949 年前,“新哲學”指導下的“革命”與人民的民主要求是同步的,所以他們打出“新啟蒙運動”的旗幟時,仍宣稱是對“五四”啟蒙運動的繼承。但從根本的價值觀上說,他們是要對“五四”啟蒙運動進行清算,是要以一種新的理念全面取代“五四”啟蒙理念。在他們看來,“五四”啟蒙運動是以資產階級思想“啟”所謂“封建主義”之“蒙”,因此,是把人們從一種 “蒙”帶入了另一種“蒙”。而“新啟蒙”則不但要“啟”所謂“封建主義”之 “蒙”,還要“啟”那“五四”啟蒙運動所造成的資產階級之“蒙”。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啟蒙和陳伯達們發動的“新啟蒙”,與其時的救亡運動有著不同的關係。“五四”啟蒙堅持“個人”價值,與群體的、政治化、軍事化的救亡,的確有著內在的衝突。當魯迅滿懷憂慮地寫下上述那番話時,他分明感到了面對這種衝突的無奈。而陳伯達們的“新啟蒙”,就“新”在非“個人”,尚“集體”,無視啟蒙固有的價值理念,當然就毫不費勁地與救亡運動結合起來了。甚至可以說,不是他們的“新啟蒙”來救國,而是“救亡”的歷史機遇“救”了他們的“哲學”。 這就是他們所說的以“哲學”的方式“救亡”,即巧妙地把救亡運動變成一場宣傳和普及“新啟蒙”的運動,而且做得極為成功。當救亡的強風吹起時,陳伯達們不失時機地點燃了“新啟蒙”之火。於是,這“新啟蒙”之火,便乘救亡之風而熊熊燃燒。 當救亡之風與“新啟蒙”之火相擁抱時,“五四”啟蒙的精神和思想就被打入冷宮。所以,正是救亡與所謂“新啟蒙”聯手壓倒了“五四”意義上的啟蒙。這從抗日時期文學思潮的變化就看得非常清楚。當然,“五四”意義上的啟蒙與陳伯達們的 “新啟蒙”還有一個十分重大的差別:前者僅是覺醒了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進行文化心態塑造的一種思想文化活動,是精神領域的一種“先覺覺後覺”,啟蒙者所使用的 “武器”只是“筆和舌”。而後者則可能成為一個武裝了的政黨對民眾進行政治導向的意識形態建設。

  1949 年以後,“啟蒙”的話語,在中國無論新舊,也就全被拋棄了。1949 年以後,執政的中共在思想文化領域發動了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進行了沒完沒了的“思想改造”,要他們“交心”,“脫褲子,割尾巴”,讓“新啟蒙”的一整套理念全面佔領人們的頭腦和心靈,直至發動“文革”,在 20 世紀的東方復辟了黑暗的中世紀。

  “文革”結束後,“五四”啟蒙思想和精神,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才又開始復甦。1980 年前後在哲學界、文學界冒頭的人道主義思潮,可視作“五四”啟蒙思想和精神復甦的一種突出表現。但這種復甦並非一帆風順。1983 年,以 “清除精神污染”命名的鬧劇,就意在對這種復甦的“五四”啟蒙思想和精神進行再一次的“清除”。在這一鬧劇中,周揚之所以成為犧牲品,就是因為他想在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稍稍向真正的“五四”啟蒙精神回歸一下(譬如他指出,社會主義的“異化”,在政治領域使民主變為“主民”即專制,在思想領域使個人迷信、奴才哲學盛行,“人”的價值和尊嚴被抹殺)。胡喬木的署名文章《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是強暴的一根大棒,是 30 年代陳伯達“新啟蒙”在 80 年代的新表演。胡喬木在文章中極力批判了“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這種觀點,極力批判了“人是目的,人是中心”這種理念,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自由”、“人的需要”等種種說法予以了粗暴的否定。按照胡喬木的邏輯,中共現今的“以人為本” 這句治國口號,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是“精神污染”的嚴重表現,都是在“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改革開放以來,復甦後的“五四”啟蒙思想和精神,當然不只受到胡喬木所代表的政治守舊力量的打壓。現代新儒學以及中國式的“新左派”、“後現代”、“後殖民”等,都在質疑和否定著“五四”啟蒙思想和精神。仔細地辨析這些理論和思潮,是頗為繁複的。這裏只想指出,這種種與“五四”啟蒙思想和精神相抵觸、相格、相對立的理論和思潮,互相交叉、糾葛,複雜而矛盾,不可一概而論,亦不應簡單地加以否定。有的不無價值(如“後現代”指出傳統的啟蒙思想過於強調人對自然的戰勝,主張以“生態主義”來矯正這一偏頗);有的則純屬新蒙昧主義,毫無可取之處(如“新儒學”、“後現代”將“五四”啟蒙與“文革”反啟蒙混為一談,把魯迅的“改造國民性”與 1949年後的“思想改造”說成是一回事,並以此證其“啟蒙的陷阱”之說;“新左派”說1958 年“大躍進”是“現代化”建設,“文革”是“民主精神”的表現;“後殖民”理論說“啟蒙”是“殖民話語”,並以此對“五四”啟蒙思想和精神進行種種指責)。“五四”啟蒙思想和精神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被質疑、被攔截、被歪曲、被壓制。它的對手曾不惜一切地想要徹底鏟除它,但最終只做到長期令其沉默,而一旦有可能發聲時,它又將號角吹響。可以肯定地說,只要“五四”啟蒙思想和精神想要完成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就沒有一種力量能真正扼殺它。既然它已經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誕生,只要中國還需要它,它就不會從中國的土地上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