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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何處是故鄉
全球化時代的故鄉

全球化世界的快速發展
全球化世界的快速發展 | © www.colourbox.com

耶拿大學哈爾姆特•羅薩(Hartmut Rosa)教授為德國《藍騎士哲學期刊》撰文,深入分析了社會關系的快速改變以及全球化世界的發展對傳統故鄉概念的改變。

作者: 哈爾姆特•羅薩博士(Hartmut Rosa)

本文首次發表於德國《藍騎士哲學期刊》第23期“故鄉”。

  現代的傳播技術以及快速進行洲際旅行的能力,已經使遠近不再是個空間概念。越來越多的人在漢莎航空的休息室或者德國的ICE火車上感受到“在家”的感覺,這也不值得奇怪。在社會關系的快速改變以及全球化世界的發展讓故鄉發生了變化的情況下,那種體現人與熟悉的環境毋庸置疑的固定聯系的故鄉,對於現代人似乎已經變得遙不可及。

  作為人,我們感到與生活於斯的這個世界通過多種變化的形式相關聯;可以說,我們以不同的方式被“置入”到世界中。有時我們會覺得,我們周圍的人和物與我們如此熟悉,它們以贊同的方式“應答”著我們的感知和需求,我們和它們——無論是人還是物——以多種形態緊密相連:這些形態呈現為分享的經驗和故事,呈現為它們在我們在彼此生活中扮演過的、或者正在扮演的角色。由此,壹種相互換位體察的感覺出現了:人與物,周圍的空間對於我們來講不再是無所謂的,我們感到對它負有責任,它的動作和變化對我們自身的生活都有影響。幸福的時刻來臨時,我們甚至覺得,整個世界帶著無限的可能、挑戰和秘密和我們深深交織,好似壹個“歌唱著”的世界壹般:“它從雪之寂中升起,如天籟之音,”或者:“世界展露歌喉,華彩樂章迎面而來。”艾興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如此寫道。

  而在痛苦的時期,我們的經驗會完全不同,世界的表面似乎變得生硬緘默,壹副拒人千裏的模樣,或者至少在面對我們的感受和需求時顯得無動於衷。“世界——是通往無數沈寂而陰冷的荒野的大門。”尼采在壹首名為《孤獨》的秋季即景詩中寫道;裏爾克(Rainer Maria Rilke)也熟知這種經驗模式,他在《時辰書》中如此傾訴:“每次日落之後”,他都會感到“傷痛而孤寂;我是壹個蒼白的人,壹個與世界隔絕的人,壹個被人群鄙棄的人;萬物聳立如修道院,把我羈押其中。”

  對於尼采來說,後壹種存在形式是故鄉的失落導致的直接結果。“群鴉鳴噪,亂哄哄地飛向城市:就要下雪了——現在還——有家鄉的,真是福氣!”這是尼采這首著名的詩的第壹句,在最後的詩節中,整個情境變得充滿威脅:“就要下雪了,沒有家鄉的,真是晦氣!” 而尼采筆下的“癡人”自願放棄了故鄉,詩人問道:“妳這個傻子,為何面臨冬季要逃往世間?”。詩中的“妳”以字面意義上的回避 ——自我疏離,與世界疏離——展開了這種“自願”的前往異域的嘗試。正如裏爾克詩中的“我”(“壹個蒼白的人”)壹樣,尼采筆下異化的主體也失去了所有顏色,他“蒼白”地生存在色彩盡失的世界中:“妳蒼白地站在這邊,受到詛咒,要在冬天裏流浪,就像那壹縷輕煙,總想升到更加寒冷的天上。”這裏的“異”仿佛是解開異化過程的符碼,在這個過程中,世界和主體互不影響而毫無關系,而“故鄉”這壹概念則指的是這樣壹種世界關系,主體和世界積極而色彩明亮地相互關聯。這種使用“故鄉”和“異域”概念的方式深深植入了德國的語義系統之中。同時,還存在另壹種形式的“關系的形成”,這是壹種與遠方和緊鄰的世界的關系,以“異域”和“故鄉”相反的意義的反映出來:我們周圍的事物、人和各種聯系也可能顯現為讓人無法承受的限制、壓抑和困窘,如果這樣的話,它們就不會有什麽“回應”,不會響應我們最深處的期許、需求和能力,而是顯得充滿“拒斥感”,在我們面前滿懷敵意地退卻。我們和周遭世界互不理解,因此互相拒絕對方。與此相比,異域可以是誘人的,開放的,顯現為壹個“歌唱著的”世界;“遙想遠方”和“渴念”是這種“被置入世界中的存在”形式的密碼,這壹形式向我們證明,廣遠的世界面對我們時基本是充滿回應和支持的,我們只是“還沒有找到地方”。

  尼采的詩似乎告訴我們,現代性的出發點正是這種存在感,或者至少無法與之脫離幹系。現代人開始尋找“新的”故鄉,壹個自己創造、自己選擇的故鄉。從社會理論角度來說,這種找尋中,或者說正是籍由這種找尋方式,產生了對我們的世界關系空前的推動。現代化恰是讓我們的物質環境、社會環境和精神環境愈來愈快地動起來:通過運輸、交流和交通的“科技化加速”,通過有意地與傳統和習俗斷絕而導致的“社會變革加速”,以及通過不可阻擋的“生活速度”不斷加快,我們使得構成我們周圍環境和所生活的世界的空間、事物和人的變化間隔越來越短。社會的加速使我們“被置入世界之中”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為它使我們與空間、與物(即與客觀世界)、與人(即與社會的世界)以及因此與我們自身(即與主觀世界)的關系都發生了改變。如此看來,特別是的德文中的“故鄉”這個概念,確實只是在世界經驗迸發活力後才產生的,它表達的是由加速引發的對異化的恐懼,體現了讓我們的世界關系回歸“靜態”的願望。只要故鄉意味著我們的世界關系所呈現的無可置疑的現狀,那麽對現代人來說,故鄉就是遙不可及的,但故鄉只有對他而言有意義和價值。所以說,這是壹個徹底矛盾的觀念。

  但無論如何,考察壹下在對故鄉的期望和對異化的恐懼所蘊含著的對我們的世界體驗和世界關系的擔憂,是值得的。在新時期的加速過程中,“被置入世界之中的存在”,其方式如何發生了變化?

  前現代的人,只要還在某種預先規定的、被認為是普遍程序壹部分的社會形式中生活,那麽他就在壹種“存在的大秩序”中,至少是在人們熟知的給定的社會秩序中,占據著某種先驗的、也就是說某種與生俱來的固定位置。進入現代,這壹主體與空間、物和人緊綁在壹起的不可動搖的聯系瓦解了。“在世界中找到妳自己的位置!”成為了現代(市民階層)主體的基本任務。所謂自己的位置被定義成“正常生活”,壹份職業,壹個自己的家庭,壹個固定住所以及自身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場是獲得它的必備條件。現代人的這壹任務對世界經驗的影響具有兩面性:現代的世界關系既可以看做是壹個更為穩定的世界固有結構消解所帶來的故鄉的失落,但又可被看成是找到正確的“回應”的位置的機會。對於積極的基本經驗來說,至關重要的在於,世界本身被感知為持續穩固的。

  正如德國的教育和成長小說描述的理想範式壹樣,現代的世界立場最終以“後驗”地(這裏是“事後”的意思)想象某種穩固的身份為目標:青春期自我定義的危機實際上可以解釋為“異化危機”,經過這壹危機,新的穩固的故鄉形成了,職業、家庭、住所、宗教和政治態度被看做持久而堅固的東西支撐著它。與空間、物和人的關聯經由主體自我選擇而持久穩定,這樣的選擇因有“回應”而“正確”,選擇的場域與我們的本質相符,是現代性的理想模型。這種形式的“被置入到世界中的存在”在不斷進行的變化、擴展和發展的表象下保持著活力。我們提升自己的職業能力,改善自身在這個新故鄉之中的位置;我們在宗教和政治上發展自己;我們拓展和美化自己的住所,生兒育女,耕耘家庭。陌生和嶄新的事物在現代性推進的過程中的出現無可避免,不過這時也可以有效地融合在壹起:新的經驗由於視域的開拓可以在穩固的身份基礎上得以消化,可以被主體私密化地“吸收”。這壹過程常常因為必備條件不足或者找不到新的故鄉而無法成功,但這並不影響上述世界關系的規範理想的形成。

  但是,自1989年數字和政治革命發生以來,我們再壹次感受到無法抑止的後現代時期的加速:因為社會的世界不再以代際速度發生變化,那種速度曾允許每壹代人可以找到屬於自己但也是穩定的“故鄉”,而現在則加速到了這樣壹種程度,在壹代人之中就需要發生轉變。而這種速度使通常經驗下穩定的故鄉觀念越發難以感受得到。 居住地、職位、不同階段的生活伴侶、宗教和政治信念、以及非生活必需的事物如報紙、醫療保險以及電話公司等等,所有這些不再是在我們壹生中固定的東西,它們和我們關系變得偶然,有效期不確定,但壹定有限。因此,所有的“地點說明”必須和其所附帶的時間坐標壹起理解。比如我“現在”生活在慕尼黑(但我總想著搬到柏林去),“這兩年”我的工作是平面設計師(但我向往到廣告業去工作),“上次”選舉我選了左翼(不過這不說明下壹次選舉我會選什麽),我剛剛換了電力供應公司和醫療保險等等諸如此類。

  所有世界關系的“時間化”給我們“被置入世界中的存在”的方式帶來了本質變化。確切地說,後現代時期我們尋找的不再是新的故鄉,沒有故鄉在極端意義上成為了我們的宿命。社會學家許格穆恩特•鮑曼( Zygmunt Bauman ) 將此看作遊牧人的回歸和“復仇”。“傳統現代性”時期的流動人群被看做無家可歸者而飽受歧視,現在則情況相反,處於不利狀況的是那些固守於固定居住地意義上的故鄉的人群。沒有做好準備進行遷徒的人被看做“姿態上有問題”,不再具有競爭力。不停地旅行成為全球化精英的標誌,這個“飛行階層”由政客、藝術家、運動員、職業經理人和科學研究者構成。他們是全球化的贏家,寸步不移者則是遊戲的輸家。事實上所有酒店經理人壹致認為,那些早上或者晚上打電話到前臺詢問自己是在哪個城市的客人數量近年來明顯增加。在這樣壹個全球空間中,自我定位的困難呈現為多種形式:實際上人們可以在不感到周圍所接觸的事物、人群以及空間表面有什麽變化的情況下, 在大陸之間穿越旅行。酒店、披薩店、機場、銀行以及大連鎖店的分店在哪都是壹樣的,提供的服務和商品也沒有不同;裝著空調的空間內,揚聲器播放的流行歌曲也只是稍有變化而已,更不用說妳可以在世界各地接通互聯網和電話。所有這些讓遠和近(即故鄉的與異域的)在今天不再作為空間概念存在。互聯網、視頻和電話交流的聯系人,他們雖常在遠方,卻比我們物理空間中的近鄰都來得更近。熟悉和距離不再構成互指關系。因此在全球化進程中,我們的“被置入到世界中的存在”方式的改變不僅是極端的“時間化”,更是壹種我們存在的“去空間化”。故鄉的體驗因此較少與壹個地理上的空間,而更多與壹個固定的、全球化可復制的環境相關聯。

   “無論走在哪裏,躺下的地方就是家。”搖滾樂隊Metallica的壹首歌唱道 。但是“家”在這裏是什麽?它的含義肯定不是那種主體和世界的共生關系,而是在早先時代的世界關系裏更為突出,我們可以用“適應”這個概念來描述它。無論從大事還是小事上,我們都可以觀察到這種過渡。在壹個地方住過很長時間的人,對這裏的每壹條街道、每個角落和房子都熟悉無比;他對它們的掌故如數家珍,自身的記憶連接於此;他知道這些事物四季的變化,熟悉它們的味道、聲響和觸覺。而搬過五六次家之後,這些特質就沒那麽有意思了。 

  不斷變換生活所在地的人,無不與所在地很快形成了壹種純利用關系,僅對周圍的街道和房子在功能上的意義感興趣。在壹個地方住,需要知道面包房在哪,銀行、電影院還有洗衣店又是在什麽地方。我們與這些事物之間既沒有可分享的記憶,也沒有共同經歷的故事。正因如此,法國哲學家奧熱(Marc Augé) 將此看做從地點向“非地點”的不斷轉化。前者通過那種共享的記憶和生動的關系,即作為我們身份的壹部分,得到標識;後者對我們來說只有工具上的意義,它們是可以交換的。這壹轉化過程也牽涉到了我們住所中擺設的家具、出行用的小汽車和每日衣裝,交換的循環過程越來越短,修理越來越不值得,我們處理的對象不再是物本身,以前會使我們自身逐漸適應它們,以致它們的那些小毛病和特點使其變得對我們來說不可替換,但現在完全不是這樣了。我們不會再去修理桌子,不會自己動手修汽車,不再補襪子,收錄機稍有點小毛病就扔掉不要。這些物品對我們來說最終都是陌生的。我們壹再地體驗到這種關系的貶值。對於我們用過的第壹部手機,我們了解它的每壹個細節,從顏色、聲音甚至到氣味,每壹項功能和所有缺陷我們無不知曉,我們幻想過可以壹直擁有它。也許到了今天我們都記得什麽時候、在哪買下了它。後來我們擁有了第四部手機。這部手機要是不出聲,我們甚至哼不出它的旋律,它的壹半功能我們都不了解,比起它的前身那第壹部手機來說,我們對它知道的少之又少。對我們來說,這只是部不熟悉的手機,壹直很陌生,面對它我們甚至會覺得良心有愧,因為我們從沒有花點時間去“適應”它。花點時間又不值得,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擁有壹部新手機,我們正悄悄地等著換掉現在這壹部。

  同樣的經驗在電腦上早就有過,甚至我們在電腦上使用的工作工具也在類似的過程中變得陌生。DOS系統上的第壹個Word程序我曾經用得很好。學過不久,我很得意能掌握它的功能,能運用各種技巧和花樣解決那些甚至不常見的問題。我熟練掌握了這個程序,因此堅持用了很長時間。現在我電腦上的Word版本要比當初那個聰明的多。但現在要讓我用些不常見的操作我就不會了,因為很少花時間去熟悉現在這個程序,我不再對操控這個程序有自豪感,我懷疑自己,也懷疑這個程序。

  還有,看看我現在的投資狀況、醫療保險合同、用電費、網絡費和電話費,我對自己的不信任與對它們的不信任壹樣多:我從沒有真正細究過這些東西,能肯定的是我所擁有的絕不是最好的價格方案,甚至可能被狠狠地宰了壹筆。這都是因為我從沒有找到時間把這些東西系統地過壹遍。不過這些東西也沒在我的生活中停留太久,因為壹年後我的所有條件都變了,費用組合和供應商也變了。我相對這些條件是異化的,它們不再是都毫無疑問,而是特別值得懷疑。 

  那麽人呢?社會心理學家肯尼特•格根 (Kenneth Gergen)在他的著作《吃撐的自我》中描述到,與前人相比,現在的我們在生活中建立關系的人要多得多,但繼而被我們丟失關系的人也同樣多。不只是關系的“數量”(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極大地增加了,關系的“形式”也發生了變化。事實上,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的人際關系結構,與互聯網的網絡結構形成方式愈來愈像,妳遇到某些人,和他們壹起喝上壹杯,再壹起做點什麽,幾天、幾周或者幾個月的時間下來(生活中的偶然決定了時間的長度),大家互相有了溫暖感,之後又在沒有告別的情況下消失在彼此的視野中。生活的軌跡相互交叉,我們不知哪個時候又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或者網絡中相遇,關系由此再次得到建立和“更新”,雖然可能僅僅是“暫時”。維持並有計劃地發展這樣的關系網是壹種卓絕而重要的藝術,也許這種能力體現了現代晚期成功的生活模式與失敗的、困窘的生活模式的區別。盡管這些人際網絡的節點仍然是彼此陌生的,既不互相在對方的身份中改變什麽,也不共同分享生活之路。沒有什麽事比某位同行急切地向我們講述他的生活經歷更讓人覺得厭煩。 

  我們可以這樣總結,後現代時期,高速的社會生活導致異化的趨勢,空間、事物、地域,人和各種關系,無不面臨這種被疏離的情境。隱埋的危險恰是,世界會變得冷漠、僵硬、千篇壹律而徒有其表,我們眼前的它將越來越像“無垠的荒寒大漠”,沒有什麽東西還能凝聚為那種具有身份意義的故鄉。“無所謂”是這種“被置入世界之中的存在”形式的癥結所在,世界本向我們提供了無數可能,但在上述的世界形式中,這些可能性對我們來說變得毫無意義,我們無法再對重要性做出判斷。要防止這些,我們只有維系壹種“給定”的世界關系,將自己牢牢系縛於此。這壹形態的世界關系可以呈現為職業(“不管發生什麽事情,我都要繼續做音樂家”)、伴侶(“無論命運帶我走到哪裏,我們都要在壹起”)或者是地域(“只要能在柏林生活,我做好了幹任何事的準備”)、宗教(“沒人可以剝奪我的信仰”),甚或是業余愛好(“無論在哪裏,只要能看到星星,就好像回到家壹樣”),哪怕是某種固執的儀式(“無論到了哪,晚上我都會點上壹支蠟燭,邊聽舒伯特邊讀詩”)。 

  這種固定性不僅讓我們可以對行為選擇做出意義判斷,而且在壹種積極的“故鄉”意義上讓世界為我們歌唱起來。這確實可以對令社會學家迷惑的(原教旨主義的)宗教在當下的回歸提供另壹種解釋。如果這壹觀點時正確的,即在推動全球化世界的動力基礎上,社會世界再也找不到任何持久的故鄉,那麽我們唯壹的機會是變成後現代的“弄潮兒”,沒有故鄉和目標也能幸福地生活;或者在超驗中,即在超感官的彼岸世界中去找尋某種超越時間的停頓支點,盡管這在加速時代仍然顯得不合時宜。但是,也許全球化的弄潮兒們也有自己的故鄉,因為故鄉也意味著對於情境的再認識,所以有些人在漢莎航空的休息室或者德國的ICE火車上感受到“在家”的感覺,這也不值得奇怪。壹而再的旅行有著其固定方式,悖論的是這樣的“在路上”本身也能變成壹種可靠的“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變成壹種故鄉。然而,這個意義上的“在路上”包含著重要的來源地和主要目的地概念的結合,如果我們不能搞清楚這壹點,沒有故鄉就將真的成為我們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