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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的信任危機
“反思自身角色”

傳媒在說謊嗎?
傳媒在說謊嗎? | 版權: mitrija,Fotolia.com

與社會菁英成群結隊講義氣、片面報導、濫用權力——許多德國人對傳媒心存芥蒂。那麼,對傳媒的譴責是否有其道理?傳媒工作者怎樣才能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以下是來自新聞行業、學術及政治領域的四段評論。

作者: 克勞斯·呂伯(Klaus Lüber)

  德國人已經對新聞報導的可信性產生質疑了嗎?自從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PEGIDA)的最初參與者和德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另類選擇(AfD)不加區別地將傳媒謾駡為“說謊的媒體”的時候起,人們就開始對此展開了討論。據民意研究機構 Infratest dimap於2015年10月進行的調查顯示,儘管參與調查的人士中不同意此觀點的佔約72%,但是也有百分之二十的受訪者坦白承認,一想到德國的報紙、廣播及電視,腦海就會浮現“說謊的媒體”(Lügenpresse)。而且,百分之四十二的參與者對新聞內容的可信度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

  對傳媒的質疑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質疑傳媒又在何時被濫用成為進行政治宣傳的工具?如何發揮媒體批評的建設性作用?受到訊息化浪潮的裹挾,各個編輯部門置身於複雜的經濟形勢中,這在信任危機中又扮演著什麼角色?對於上述疑問發表見解的有:女記者佩特拉·佐爾格(Petra Sorge)、政治學家托馬斯·邁爾(Thomas Meyer)、女政治家塔貝雅·羅斯納(Tabea Rößner)(聯盟90/綠黨)以及萊比錫大學的傳媒學者烏維·克呂格(Uwe Krüger)。

“媒體的信任危機有其經濟原因”——佩特拉·佐爾格,編輯、“西塞羅——政治文化雜誌”(Cicero)的專欄記者

Petra Sorge Petra Sorge | 版權: Andraes Dallman),Cicero,Ringier Publishing GmbH

  在我們談論當今傳媒遭遇信任危機的時候,我覺得,重要的是我們首先必須分清兩件事。一方面,自從德國統一以來,傳媒成為了文化政治爭鬥的投射平台與攻擊對象;另一方面,受數碼化轉型的影響,傳媒正處在經濟危機之中。

  “說謊的媒體”在2014年曾被選為“年度惡詞”,正如評委會所闡述的,這是一戰及納粹時期用來抵毀獨立媒體的詞彙。如今,它又被歐洲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分子再次提及,並且還繼續在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另類選擇內陰魂不散。藉著這個概念,傳媒的民主監督作用受到籠統否定。社會右翼譴責德國的新聞報導編輯部門由於崇尚左派政治路線而隱瞞事實或者為了親善政府而扭曲報導事實真相。然而,2015/2016跨年夜發生在科隆和德國其他城市性騷擾事件的報導,恰恰說明,推崇左派政治路線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況且,新聞報導也同樣聚焦在移民的犯罪行為及對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難民政策的批評上。

  說到“信任危機”,這也涉及經濟方面的因素。數碼化大大加快了傳媒業界的製作流程,同時也讓傳媒的廣告收入縮水。因此,編輯部規模也隨之縮小,留給新聞調查的時間亦越來越少。在尋找新的收入來源的過程中,出版社會結成新的、危險的聯盟:通過植入廣告,廣告客戶可以在報導中穿插仿佛經過了編輯加工的內容。

  樹立傳媒可信性意味著,漠視右派政治力量攻擊的同時,在商業介入的情況下,仍然要力圖保持編輯的獨立性。面對批評及社交網絡平台上的評論,傳媒應該認真對待,開展有建設性的討論,並且確保透明度。網上一些內行的讀者甚至可以通過提供建議或者指出錯誤來進行説明。

“我們的國家需要就問題本身展開的討論。”——托馬斯·邁爾,退休政治學教授、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價值委員會副主席

Thomas Meyer Thomas Meyer | 版權: Reiner Zensen

  從2014年起,社會右翼掀起的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中就開始運用“說謊的媒體”這一口號對德國大眾傳媒進行攻擊。傳媒理所當然駁回了這一籠統的指責。儘管如此,在社會與部分傳媒工作者之間仍舊展開了一場以“溝通梗塞”為關鍵字的討論,人們試圖探討德國主流新聞在實踐上的偏頗與過失。人們越來越廣泛地意識到社會與其廣播、印刷媒體之間的某些地方出現了問題。懷疑與隔閡不斷增長。

  造成這種現狀的根源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一方面,對於大眾傳媒的客觀性與真實性的信任受到了損害。許多公民在將自己的經驗與傳媒展現的社會狀況相比較時感覺到,不少記者沒有秉承公正的態度關注社會,而是隱蔽地運用片面的報導與評論從而將報導轉化為一場政治行為。並且在清談節目乃至部分高質素媒體中都顯示出將政治性事件去政治化的趨勢。在探討重要的社會問題時,人們看到的卻是社會名流之間的個人競爭。最終在眾多媒體為我們展示的現實畫面中,最為重要的社會問題,譬如社會動盪、不平等以及社會排他性的加劇卻僅僅處於次要地位。

  傳媒與社會彼此脫離。二者之間的信任關係失常。無疑,我們首先必須回擊右翼針對整個媒體發動的攻擊。但是,我們的國家需要就問題本身展開的討論,才能修復上述這些罅隙。

“重新定義新聞使命”—— 塔貝雅·羅斯納,聯邦議院黨團聯盟90/綠黨的媒體、創意經濟與數碼化基礎設施方面的發言人

Tabea Rößner Tabea Rößner | 版權: Stefan Kaminski,聯邦議院黨團聯盟90/綠黨

  首先,對於像“一體化”或者“說謊的媒體”一類的用詞我們必須謹慎對待。這些概念都屬於政治爭鬥的範疇,並不能如實反映當前我們國家的狀況。同樣地,一再被譴責的傳媒工作者與權力菁英之間所存在的夥伴情誼純屬無稽之談。這種關係在專制國家司空見慣,但是在德國卻純屬子虛烏有。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謹慎防止將傳媒妖魔化。傳媒介入政治與輿論嗎?當然。不過,這也是它依據憲法規定而扮演的角色。傳媒服從言論與新聞自由,並且應該為公民提供接納不同意見以及形成自己想法的可能。

  另外,通過民意調查得到證實的、傳媒大量喪失社會信任的情況,也必須引起我們的嚴肅重視。至此,至關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怎樣來應對這場信任危機?我相信,對於廣播電台與出版社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反思自己的角色。傳媒獨掌社會現實解釋權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們需要的是對自身的反省以及一個能夠坦誠對待錯誤的文化氛圍。另外,傳媒的工作環境與工作方法必須更透明,傳媒必須更多地將焦點彙聚在自己身上。

  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重新定義新聞報導的使命。僅僅提供資訊已經遠遠不夠了。資訊的背景資料及其編排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樣才能避免越來越多的人輕信各種理所當然的簡單答案、不嚴肅的博客文章及形形色色的陰謀論。

  當然,這一切也與財力物力密切相關。全面的報導、嚴密的調查、翔實的文稿和更多的編輯與親臨現場的通訊記者——所有這些全都需要資金的投入。那麼,這就不單單只是政治層面的問題了。面對如此(困難)的經濟狀況,怎麼樣才能為傳媒創造其所需的基礎條件,以便其可以繼續為一個良好運轉的民主體系提供所需的高質素的報導工作呢?

“媒體話語的趨同化”——烏維·克呂格,時事評論人及萊比錫大學的傳媒研究者

Uwe Krüger Uwe Krüger | 版權: Olivia Jasmin Czok, 萊比錫大學

  “體制媒體”、“主流媒體”、“眾口一辭”、“說謊的媒體”——這些措辭頗為誇張過火。儘管如此,我認為抵禦和壓制都不是回應這種批評的良好對策。資深的時事評論員和政治家也都有類似的感受。早在2005年,《南德意志報》的編輯弗蘭茨斯卡·奧格施坦因(Franziska  Augstein)就已經談到過“新聞業自發地雷同化”的問題。2008年期間,當時任《德國經濟週刊》主編的羅蘭德·替奇(Roland Tichy)則指出“媒體自願趨同”的現象。而德國外交部長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參與2014年的傳媒大會時也同樣驚異於新聞工作者在編輯方面的“一致性”以及“趨同的壓力”。

  自然,德國沒有通過預先審查統一新聞報導口徑的宣傳部。然而其他不同機制的存在卻能夠在其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類似的效果,因而給讀者一種像社會學家阿爾諾·柯洛納(Arno Klönne)所說的——“受到權威性媒體集體欺騙的感覺”。

  當今許多編輯部門的財力匱乏是導致這種狀況的因素之一。時間壓力、公關方面的依賴性和害怕被解僱致使記者沒有對選題和普遍認同的觀點提出質疑的熱情。另一個引起認知趨同重要的原因來自傳媒工作者本身的相似性。新晉傳媒工作者主要出身於德國西部的社會上層,而為外交報導定調的記者大多同美國、北約和歐盟有著良好的關係。

  原則上,我認為,傳媒的選題明顯以政治菁英的意向為標杆。如今,各黨派在其政治主張上更為接近。這同樣可能導致媒體話語的趨同。此外,在很多話題方面,民眾的主體意向與菁英的行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當讀者感到主要的媒體都站在菁英的一邊、而自己的問題得不到重視的時候,那麼,傳媒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