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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在中國
幼兒教育在中國——在高要求和“百般呵護”之間

祖孫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祖孫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 摄影:Petra Kiel

趙遠虹為許多中國家庭提供幼兒教育方面的諮詢。她認為,中國的兒童一方面要完成家長的高要求,一方面又受到過分的溺愛。相比之下,德國的家長則更尊重孩子。

作者: 李建鸣

  趙遠虹女士在大學攻讀日耳曼文學專業,並從事過多種職業,但二十多年來,她一直在研究中國的幼兒教育。她在現代心理學的指導下,不僅對中國幼兒教育存在的問題有更深的了解,更為重要的是她堅持不懈的實踐幫助了不少母親和她們的孩子。在以下採訪中,她講述了她的經驗和她對一些中國家庭的幫助。

問:你是如何走上研究中國幼兒教育之路的?
趙遠虹:我在大學裏學的是德語,八十年代初隨丈夫到德國,並有了一個女兒。我最初的幼兒教育啟蒙老師都是我的德國鄰居媽媽,最幸運的是有一對兒童心理學家夫婦,就住在我的樓下。每天我們都有大量接觸,從中我感到德國父母的教育方式與我們中國的傳統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從而萌生了研究幼兒教育的願望。另外一個原因屬於意外收獲,就是我在伴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順便把自己的童年也翻箱倒櫃地回憶了一番,尋找漏洞,添補空白,不該由孩子承擔的負擔不該由他承擔,該是誰的就還給誰,社會的、家庭的,從而讓個人的自我更加完善。

問:能舉些例子來說明,兩國之間幼兒教育的差別嗎?

趙遠虹:從本質上來說,是在對孩子的尊重上有差別。比如打招呼:在中國,小孩子是否問候大人在公共場合是個很重大的問題。在德國,孩子問候與否要視他的年齡段和適應能力來要求。再比如,中國傳統上對孩子大小便的自控要求是在一歲上下,而德國則視孩子的生理發育。再有一些死亡教育、性教育,當時都使我耳目一新,聞所未聞。

  另外,更多的例子表現在尊重兒童情感上,尤其是當孩子身上出現負面情緒,如恐懼、憂慮、嫉妒、憤怒。德國人首先設法安撫孩子,然後才考慮發生的原因。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孩子不停地眨眼睛(Tic),就大聲尋問,孩子的母親示意我不要講。後來才知道,是孩子夜晚受到一點驚嚇,所以表現出緊張反應。如果當面議論,會讓孩子誤認為是錯誤,就會更緊張了。我馬上覺得國內父母常常會當著孩子的面高聲議論,全然不管孩子的感受。

  正是這些經歷使我對幼兒教育產生了很大的興趣。除了閱讀大量兒童心理學的書籍,還到大學學習一些有關的課程,尤其是如何通過孩子的繪畫了解孩子的心理問題。

問:是中德幼兒教育的差異使你走上了研究和實踐幼兒心理教育的道路,你後來回到中國,有了不少實踐經驗,能不能談談這幾年你在這方面的工作體會?

趙遠虹:最近五六年,中國的教育情況在家庭這一塊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圖書市場提供了大量的國外兒童教育書籍,其他各種教育資源也豐富了很多。但是一個基本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中國的家長仍然是不自覺地要求孩子進入成年人的世界,而不是通過溝通和交流,使自己進入兒童的世界。

問: 這是非常好的總結,那你認為中國年輕的父母為什麽是這樣的狀態呢?

趙遠虹:先大致劃分一下“代”吧:目前的祖父母,父母和孩子,分別跨越中國三大歷史年代,生活的政治背景和經濟背景可以說是天壤之別。從兒童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文革出生的一代的所感受到的親情最薄弱,因為高頻率的政治運動,因為“母愛”“溫情”受到批判,因為家庭一直被“集體”排斥等。當一切都往好的方向改變之後,父母在自己的孩子到來之後,才發現在養育孩子方面從祖父母那裏沒有直接的經驗可借鑒。這是第一個斷層。第二個斷層:中國大部分家庭中,養育孩子的任務是父母和祖父母共同承擔的,尤其是幼童。但年輕的父母對祖父母所經歷過的革命時期了解不夠,當三代人矛盾出現時,就事論事,溝通不暢。現在來找我咨詢的家長存在許多這類困惑,社會和歷史造成的空白,靠個人的力量又不可能填補。如何對待和消化過去留下的傷痛,很需要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來思考。要知道,“社會記憶”解釋不清,家庭的錯位記憶會持續影響好幾代人。我經常先要求年輕的父母先去了解自己的父母,等掌握了自己成長的信息之後,就明白如何給第三代提供更健康更寬鬆的成長空間了。

問:除了社會需要做大量工作外,在你看來,這些父母具體需要哪些幫助呢?你可以為他們做什麽?
趙遠虹:現在中國社區生活取代了過去的單位生活。社區很便利母親與外界的交往。再加上網絡,媽媽俱樂部提供了巨大的資源,改善了母親獨立養育的困惑和擔憂。我也定期地參加她們的聚會,有討論也有單獨諮詢。我發現父母一般教育理念上都很先進,頭頭是道,但是具體操作層面問題多。比如不能打孩子,那麽用什麽方法替代?如果孩子有過多的恐懼,是親密關係出現問題還是因為父親出差引起?

問:說起爺爺奶奶輩,我就想起,在我住的小區,兩代人管一個孩子的現象還很普遍。特別是老人簡直把自己所有的時間和興趣都給了孩子。在我們這些不懂行的人看來,孩子簡直是受到百般的呵護,幸福得不得了。你的經驗是什麽呢?
趙遠虹:老人帶孩子在中國似乎是一個傳統,特別是在革命非正常年代,老一輩承擔了養育孩子的重要任務。但是“百般呵護”的愛並不一定科學。中國老人因為經歷過貧困和飢餓,所以首先就把吃當作愛給予孩子。我們常見的一個普遍現象就是追逐和強迫孩子吃飯。其實,換個角度來看,孩子被溺愛的同時也被剝奪了權利,比如被逼追吃飯就是被剝奪了孩子自己決定吃多少飯的權利。身體屬於誰?是孩子還是屬於祖父母?所以當所謂“小皇帝”有時也很痛苦。我遇到過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一個祖母餵孫女吃飯餵到十二歲,到後來孩子也意識到是祖母有這種心理需求,並不在意她吃飽與否。

問:中國在育兒方面有許多的傳統和現代的理念,你覺得哪些是可取的和不可取的?

趙遠虹:最不可取的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既不符合科學又不符合傳統,卻極具煽動性。我在諮詢中,碰到教育有問題的父母幾乎都受到這一口號的影響。孩子像是被父母揚鞭催打的小羊羔,從一個興趣班奔向另一個興趣班,沒有玩耍時間,沒有快樂,很可憐!

問:最後一個問題,你對中國兒童心理教育有什麽擔心和期待嗎?或有什麽建議嗎?
趙遠虹:我有兩大擔憂,一是對城市人這個群體的擔憂。因為過激的職業競爭和對未來不定的心理潛在憂慮,使現在的父母對孩子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野蠻,完全沒有規矩可言。更可怕的是,目前給孩子成長造成的心理上的惡劣影響還並不顯現,集中爆發將是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後,有可能造成一定明顯的社會問題。我覺得,我們的社會心理學家和教育心理學家應當有所作為,從而讓社會有所警醒。

  第二個擔憂是針對農村地區兒童的。目前全國有五千八百萬留守兒童,這些兒童的父母都在城市裏打工,基本放棄了教育和與兒童共同生活的機會。孩子要不由老人代養,要不寄宿在學校,這兩種形式都難以滿足孩子對情感的需求,結果是出現過分的情緒焦慮、恐懼,以及暴力傾向等等。我們老說改革開放要付出代價,而中國的農民本來就屬於總是“付出”的群體,現在又要有犧牲代出現很不公平。雖然目前國內具有專業知識和實際經驗的兒童心理工作者十分有限,我覺得還是應當首先為農村孩子服務。

問:謝謝,你不僅讓我們關注幼兒教育的現狀,也是對我們個人心理狀態很好的啟發。祝你取得更佳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