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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媒體
中國人眼中的柏林圍墻倒塌事件

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日當天的國會前,中間為聯邦總理科爾
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當天的國會前,中間為聯邦總理科爾 | 版權:Bundesregierung,攝影:Christian Stutterheim

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李維博士記錄和分析中國政府對於“東歐巨變”和兩德統一的反應。

作者: 李維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墻倒塌了。這個事件標誌著東西兩大陣營對峙的結束,標誌著戰後德國分裂歷史的終結。在萬裏之遙的東方,中國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中國政府對整個事件的看法,經歷了由“東歐劇變”到“兩德統一”的迅速轉變。


     “東歐劇變”是中國官方媒體的用語,從字面上看,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局發生了巨大、劇烈的變化。這是一種比較含蓄、間接的提法,實際上是指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垮台,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演變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柏林圍墻的倒塌是“東歐劇變”中的重要事件,對當時的中國政府來說,這一事件有著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和政治敏感性,它與中國國內的政局密切相關。

  1989年,對中國和世界都是極不平靜的一年。1月,捷克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5月,保加利亞開放邊境,大批穆斯林移居土耳其。6月,團結工會在波蘭的自由選舉中獲勝。8月、10月,捷克再次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11月,柏林圍墻倒塌。12月,羅馬尼亞發生騷亂,外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壽西斯古被秘密處決。到1990年夏,波、捷、匈、保、德、羅的共產黨政權相繼垮台。同樣,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中國也出現了政治動蕩,以北京為中心,中國的多個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大批學生、工人、市民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懲治腐敗,要求更多的民主和人權。在北京,示威人群長時間佔據天安門廣場,並在那裏豎起“自由女神像”。最後,政府派軍隊進城,於6月4日結束了這場“旨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暴亂”。在中國政府看來,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遇到了政治危機,“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正處在低潮”。而柏林圍墻的倒塌無疑對加重這種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國政府認為,中國與東德同屬社會主義陣營,擁有相同的社會制度。從共同的意識形態及中國國內政治的需要出發,中國對東德的統一社會黨政府採取了理解、同情的立場。中國政府不願意看到東德社會主義政權垮台。

  中國和民主德國兩國擁有長期的外交關係。1949年,中國共產黨統一了中國大陸,並於10月1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7日,民主德國建立。同月27日,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60年代,由於東德領導人烏布里希執行緊跟赫魯曉夫的政策,中德兩國關係一度疏遠。80年代,外交關係恢復正常。1986年,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訪華,1987年,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兼國家總理的趙紫陽訪問了民主德國。“六四”事件後,東德政府表示支持北京鎮壓暴亂的有力措施。1989年10月初,國家副總理姚依林率黨政代表團赴東德,參加民主德國建國40周年的慶典,雙方肯定了彼此4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

  到1989年11月中旬之前,兩國政治、文化交往頻繁,一切如常。中國的官方媒體一如既往地在介紹東德的社會生活。如8月下旬報道了,民主德國記者協會在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組織“義賣”活動,這一天被稱作“聲援日”,所得收入用來支援發展中國家。而文化交往更是顯示了兩國內政的平穩,關係的祥和。如9月初,北京飯店派出高級廚師和服務員,在東柏林開辦了“北京餐廳”。為慶祝中國與民主德國建交40周年,東柏林市政府在9月7日-25日舉辦了“北京周”活動。為慶祝民德建立40周年,10月初,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了民德電影周。即便是在柏林圍墻倒塌後的11月13日,民德人民軍歌舞團還來華進行了演出。

  中國政府沒有料到,東德的形勢會在短時間內發生戲劇性的變化,柏林圍墻會在一夜之間迅速倒塌。11月9日,民德政府決定,民德公民可以直接通過邊境,到聯邦德國旅遊。中國的官方媒體進行了報道,中方看到:兩德邊境、東西柏林之間的各個哨卡以及東德各地警察局都擠滿了辦理出境手續的東德公民。大批人駕車或徒步通過邊境,西柏林的大街小巷變得擁擠不堪。據初步統計,到達西柏林的人數已有幾萬人。1989年11月17日,當時在巴西訪問的國家總理李鵬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回答有關民主德國和東歐其他國家當前形勢的問題時,李鵬說,最近東歐一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包括民主德國在內,發生了一些“驚人的”變化。在這裏“驚人”不僅指事情發展速度之快,而且還指事件本身的嚴重性。

  對中國政府來說,柏林圍墻的倒塌意味著東德的社會主義政權遇到了嚴重的危機,但並不意味著政權已經或者將要解體。中國政府希望東德能夠度過這場危機,繼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如果東德的社會主義政權能夠不倒,中國共產黨政府在國際上就會得到更多的支持,對抗來自西方的壓力。在中國的領導人看來,中國和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面臨著共同的危險,政權有被外部勢力顛覆的可能。6月9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發表講話。他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個“大氣候”指的就是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顛覆。9月9日,李鵬在會見外賓時說:“中國既要同西方交往,又要警惕外來顛覆。”10月初,東德領導人在接見中國黨政代表團時說,緩和雖然不可逆轉,但帝國主義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他們正在掀起一場反對社會主義的攻勢,民主德國首當其衝。東德還重申了對中國平息反革命暴亂的理解和支持,中方也表示理解東德當前的困難。“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府面臨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東德的支持對於緩解這種壓力是具有幫助作用的。

  對中國來說,東德政權存在的意義不僅限於國際聲援方面。如果東德政府能夠通過改革挽救社會主義,這將使更多的中國人相信,鄧小平在中國實行的政策是正確的,而這無疑有助於維護中國國內的政治穩定。自1949年建國後的近三十年時間裏,中國一直受到極左政策的影響。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這種極左的路線達到了高潮。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當時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1978年,中國結束了極左的政策,開始執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在不到10年的時間中,中國發生了巨大的、積極的變化。老百姓吃飽飯了,“碗裏有肉了”,同時,中國的老百姓看到了外部的世界,看到了和西方發達國家在物質生活方面的巨大差距。鄧小平的政策可以概括為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1989年的“六四”事件後,又增加了一條,叫做決不允許動亂,穩定壓倒一切。

  以鄧小平的三項政策為出發點,中國的官方媒體對東德政府應對危機的舉措進行了“正面”的報道。第一,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上,11月初中國官方媒體報道了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克倫茨的講話。他指出,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前途不容置疑,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作用不容低估。德國統一社會黨有能力找到解決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問題的最佳方案。民德各社會領域開始的轉折,決不是背離社會主義,而是加強社會主義。11月9日柏林圍墻倒塌後,中方一方面報道東德人湧入西德,另一方面還報道,德國統一社會黨強調堅持馬列主義的世界觀。12月初,統一社會黨黨中央宣布全體辭職,成立了黨的臨時工作委員會。該委員會表示,要認真籌備黨的特別代表大會,讓它能夠在德國建設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總之,中國通過這些報道,說明即便柏林圍墻已經倒塌,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不容討論,民主德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不會動搖。第二,在改革的問題上,中方報道突出了統一社會黨對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革與穩定的關係的認識。統一社會黨一再表示,改革是為了實現更加美好的社會主義。改革不是為了少搞社會主義,而是更多更好地搞社會主義。並強調,改革是必要而又迫切的,但改革不能破壞國家的穩定。第三,在不許動亂的問題上,中方報道的主題是,民德政府絕不允許動亂的發生。1989年12月,在德累斯頓、羅斯托克等地,一些單位被佔,受衝擊,無法進行正常工作。莫德羅呼籲,民主德國決不允許出現任何無法紀的狀況,必須保證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必須把武器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裏,不允許衝擊國家的重要部門。這些報道對於加強中國國內的“反西方和平演變”的宣傳、穩定中國的社會局面、鞏固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有著重要作用的。

  雖然中國政府認識到,東德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對於穩定國內的政治有積極意義,但是在外交政策領域,中國恪守“不干涉”的原則。在柏林圍墻倒塌一周後,中國總理李鵬說,“中國一貫不干涉別國內政”。他還特別指出,“中國也不干涉同中共保持聯繫和友好關係的黨派的內部事務,這是中國的一項根本原則”。事實上,這不僅是中國對東德政府的態度,而且也是對整個東歐劇變的態度。12月,羅馬尼亞發生騷亂,壽西斯古被秘密處決。中國外交部舉行新聞發布會表明態度:“中國一貫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當前發生的事情是他們的內部事務,中國不干涉別國的內政,我們相信羅馬尼亞人民能夠處理好自己的事務。”不僅如此,即便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政府也一直為自己留有較大的迴旋餘地,從一開始中國政府就表示,鄧小平實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有自己的命運,有自己的運行軌跡。東德及東歐共產黨的命運決定不了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正如李鵬在11月17日說的:“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歷史的原因和從中國國情出發作出的正確選擇。中國不會因為歐洲發生的事情改變中國的制度。”在外交政策上採取“不干涉”的原則,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上強調“中國特色”,不把自己的政治命運和東德的政治命運捆綁在一起,這使得中國政府能夠迅速跟上“柏林圍墻倒塌”事件的事態發展,將目光和注意力迅速地從“東歐劇變”轉變到“兩德統一”上來。

  在中國政府來看,“兩德統一”意味著,在經歷了二戰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分裂後,德意志民族再次建立了統一的德意志國家,意味著國際政治格局的重大改變。從1989年到2009年這過去的二十年中,在中國政府眼中,“兩德統一”問題的意識形態色彩漸漸地淡化了。促成這一改變的,是中國國內形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改變。

  在柏林圍墻倒塌的該月底,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提出了統一德國的“十點計劃”。在中國政府看來,統一的結果很可能是,西德“吃掉”東德,以及社會主義東德的消失。中方正面報道了東德對“十點計劃”的批判,東德指出,統一問題不在議事日程上,兩德關係的出發點是相互尊重和承認主權、領土完整和平等互利;民主德國不會把自己賣給什麽人,也不會同哪個國家合併。這種情況在1990年2月發生了變化,2月1日,東德莫德羅政府提出德國統一的方案。2月9日,中國外交部舉行了新聞發布會,表示“我們理解德意志人民要求實現民族統一的願望”。中方表示,既注意到科爾的計劃,也注意到莫德羅的計劃,並希望統一能夠對雙方都有利。中國對兩德統一的報道開始中立化,到了5月中,中國官方媒體對統一問題的介紹,開始對聯邦德國有利。在回顧德國統一的歷史時,聯邦德國被描繪成主動、積極的角色:在歷史上,它通過“新東方政策”、基礎條約及一系列的協定發展兩德關係,增加兩德人民的接觸和交往,來維繫共同的德意志民族感情。相比之下,民德被冠以被動、消極的角色:它堅持所謂的“社會主義德意志民族”不同於聯邦德國的“資本主義德意志民族”,堅持從意識形態上和西德劃清界限,阻礙兩德人民的接近。10月2日晚,聯邦德國總理科爾發表講話,他說,我們的祖國又統一了。午夜,柏林市政廳鐘樓敲響了慶祝統一的鐘聲,帝國議會大廈升起了黑、紅、金三色旗,兩個德國完成了統一。中國政府對此作出了迅速的、積極的反應。10月3日,中國外長吳學謙會見德國駐華大使韓培德博士,他說:“中國政府和人民一貫理解、同情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實現統一的願望。我們尊重德國人民的選擇。歡迎德國最終實現和平統一。”他還說,中國過去和兩個德意志國家都有著良好的關係,今後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同統一的德國加強和發展業已存在的友好關係。

  在看待兩德統一的問題上,中國政府迅速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原因:首先,東德已經垮台,在說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方面,在說明改革完善社會主義的正確性方面,東德不再具有說服力。如果一定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談到東德,那麽它也只有在“總結社會主義失敗教訓”方面發揮作用了。

  其次,在兩德統一的問題上強調意識形態,對中國的內政不利,對維護國家的統一、完整不利。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不僅意味著中國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還標誌著中國的再次統一。1911年,清王朝倒台,此後中國陷入了四分五裂的軍閥混戰時期。在1949年以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人實際上只控制了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其他各省仍被軍閥統治著。1949年,共產黨再次建立了統一的政權,西到新疆,東到沿海,北到漠河,南到南海諸島。國民黨退居台灣。直至今日,台灣仍然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在國際上和少數國家保持著外交關係。中國共產黨政府一直夢想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上個世紀80年代初,為了從英國、葡萄牙手中收回香港、澳門的主權,鄧小平明確提出“一國兩制”的設想。它的基本內容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正是借助著這種淡化意識形態的、靈活的“一國兩制”方案,中國在90年代成功地收回香港、澳門,在和平統一祖國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針對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設想,台灣提出了“一國良制”,來反對鄧小平的構想,反對以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的統一方案。“兩”和“良”在中文裏是諧音字,音相同,只有聲調上的細微差別。“良”就是好,這裏“好的制度”,就是指台灣的“三民主義”,指資本主義。而“壞的制度”是指大陸的社會主義。對台灣的國民黨人來說,1990年10月的兩德統一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歷史證明,即資本主義的西德統一了社會主義的東德,“好的制度”戰勝了“壞的制度”,“良制”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在兩德統一後的第二天,台灣高層政要在行政院會議上說,“德國統一的事實證明,只有好的制度統一壞的制度,而壞的制度必須接受好的制度的道理”。大陸官方批駁了這種觀點,但也沒有因此掀起更大的意識形態批判浪潮,因為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只會惡化兩岸的政治空氣,加深大陸和台灣的矛盾。台灣還提出過“一國兩府”主張,大陸主要是從國際法的方面予以批駁。台灣有人以東西德統一前為例,說明“一國”可以“兩府”,大陸方面認為這是不恰當的。在中國共產黨看來,一是中國與東西德的情況不同,不可類比。二是,東西德在統一以前,實際上是兩個主權國家。而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被推翻後,佔據台灣省,實際上只不過是個地方當局,根本無權代表中國,況且國際法也不允許同時有兩個政府代表一個國家。其實,無論是共產黨的“一國兩制”,還是國民黨的“一國良制”或“一國兩府”,一個大的政治前提是存在的,那就是大陸、台灣都具有“一個中國”的共識。這種情況在90年代發生了變化。當時,台獨勢力發展很快,李登輝製造“一中一台”的“兩國論”。到新世紀初,台灣的民進黨上台,陳水扁強調兩岸“一邊一國”,互不隸屬,並試圖通過公民投票將台灣獨立合法化。大陸方面對此的政策底線是,“只要台灣認同一個中國的原則,什麽都可以談”。中國政府對台問題中的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淡化了。同樣,在中國政府的眼中,兩德統一中的意識形態鬥爭因素漸漸遠去,而民族團圓、國家統一的因素更多地凸顯出來。

  中國政府迅速擱置意識形態分歧、轉向支持兩德統一的原因還在於,中國政府希望,統一的德國不支持中國境內的分離勢力。上個世紀50年代末,西藏的達賴喇嘛流亡國外,他一直要求擁有在西藏的統治權力。在1990年10月兩德統一前,聯邦德國一直在國際上尋求支持。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為了爭取中國的支持,聯邦德國曾拒絕和達賴的流亡政府接觸,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1989年12月,科爾沒有在波恩接見達賴。聯邦政府的解釋是,如果接見達賴,就等於承認他的統治權,這是與兩國的外交原則相違背的。但事情在兩德統一後的第二天就發生了變化。1990年10月4日,時任德國總統的魏茨澤克在柏林總統府會見達賴,10月6日,中國外交部就此向韓培德提出抗議,認為這是公開支持達賴鼓吹西藏獨立,干涉了中國的內政。雖然中國政府表示願意和統一的德國發展一種互利、務實的關係,但從一開始,西藏問題就給兩國的關係罩上了一層陰影。

  最後,淡化柏林圍墻倒塌事件中的意識形態色彩,有助於中國政府走出“六四”事件帶來的外交困境。“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府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在經濟上受到制裁。中國政府一直設法改善這種局面,希望同西方國家恢復正常關係,這對於中國繼續執行改革開放的路線是十分必要的。而柏林圍墻的倒塌,為中國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會。對中方來說,柏林圍墻的倒塌意味著歐洲冷戰的結束,意味著美、蘇由對抗、爭霸走向對話、合作,意味著世界各種政治力量、各個國家集團在進行新的分化改組。這種迅速變化的形勢,無疑為中國走出外交困境提供了機遇。1993年11月1日“馬約”生效,歐洲聯盟成立,這標誌著歐共體從經濟實體向經濟政治實體過渡。到9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積極應對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中國政府眼中,柏林圍墻的倒塌意味著,統一的德國和聯合的歐洲將在未來世界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到世紀之交,中國與德國、歐盟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建立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外交關係。與10年前相比,外交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柏林圍墻倒塌20年了。在這過去的20年中,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20年前的中國,大街上跑的主要是公車,大眾的桑塔納轎車是黨政幹部的座駕,是權力的象徵。在20年後的中國,大街小巷上跑的主要是私人汽車,轎車已經開始大量進入普通人家庭。2009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迅猛發展的市場經濟使中國社會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也隨之不斷地在更新變化。20年前,中國的官方媒體猛批“西方的”民主觀念。20年後,中國的官方媒體介紹俞可平的新書《民主是個好東西》。該書認為,民主是人類的普遍價值,發展民主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有利。20年前,中國人期盼香港和澳門的回歸,現在的中國人期盼海峽兩岸的統一。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作為“東歐劇變”的柏林圍墻倒塌事件越來越遙遠、越來越模糊了,而作為“兩德統一”的柏林圍墻倒塌事件卻讓中國人久久不能忘懷。20年前,德國人民衝破柏林圍墻走向統一,他們臉上洋溢的那種興奮與喜悅至今浮現在我們的眼前。中國人民期盼著,在不遠的將來,也能像20年前的德國人民一樣,品嘗到祖國統一的甜蜜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