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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達達主義
數碼化文獻 ——數據達達主義

數據達達
數據達達 | © DOON 東

時至2016年,達達主義的存亡,是一個角度問題。

作者: 克利斯蒂安娜·弗羅曼(Christiane Frohmann)

  用谷歌搜尋並瀏覽用谷歌搜尋並瀏覽了2016年1月1日以來已發表的、以“達達主義”為標題的文章之後,可以說,人們在不同領域,以不同方式紀念這場誕生於1916年的達達主義的百年慶典,一方面是對達達主義作品進行挑選、館藏、展出,另一方面是力圖重現當年的作品。從達達主義作為歷史上先鋒運動的角度來看,對其作品進行館藏是有意義的。雖然名義上成立於1916年的蘇黎世,達達主義思想其實萌芽於1912/1913年的俄國,之後植根在不同藝術流派之中。但是重現達達主義作品則另當別論,這種做法可被視為離題萬里。在這樣一個文化基因的傳承時代,如果還有人頭頂水桶,上台朗誦語音詩歌的話,那是一個娛樂節目。對達達藝術技巧的簡單照搬以及數碼相片的拼貼都歸於此類。手機支援的圖片剪貼、自拍像與聖像的合成變形等,都可能會給觀眾帶來一種詩意的感覺,但這些並沒有體現出對秩序的無視乃至破壞,不屬於達達主義。作品的重現甚至還會違背達達藝術的本意,它雖然滿足了像先鋒藝術狂歡般的、美學效應上的顛覆功能,但這是一種舒適的顛覆,不對他們承受的當下造成任何挑戰。他們並沒有用新的方式觸及美學和社會的痛處,而是利用偽達達的阿多諾文化基因以及其他網上虛擬的微軟模式造就了一個新的文化階層,他們的精神其實是年代久遠的先鋒運動的依附。

作品館藏與重現之外的達達主義

  “原生數碼文獻”的許多專案,尤其是“演算法文獻”和“自動執行重複任務的電腦程式文獻”卻表現出原有的達達精神,它們既沒有追趕達達主義百年慶典的潮流,也沒有苛求顯現達達的藝術概念。這些項目既充滿了達達主義美學上的肆意無忌和政治上的嚴肅思想,又在言語行為方面動搖了一些原有設想和概念。受演算法控制,“代碼詩”把詞彙,畫面和音響從原有語境中分離出來,把它們置於新的環境之中。慣常或者普通的內容因此變成思想上潛在的不和諧因素,顯現為資料達達主義。2015年格雷戈爾·維希布羅德(Gregor Weichbrodt)做了一部“機本法”,“重寫了聯邦德國的基本法”,此文書寫錯漏百出,匯集了臉書上觸目驚心的仇恨論調,且都用大寫字母書寫,瓦解了原本的法律文本。那些法律中原本讓人費解的基本價值,通過謾駡的補充卻讓人更容易理解。

數據達達主義行動

  資料達達主義的行動讓個人或不同的群體感到有趣、困惑或者憤怒。 出版媒體Traumawien在2012年策劃了一次“鬼作家” 的行動,在此行動中,亞馬遜購物平台被數百本無意義的電子書淹沒,經濟上蒙受損失。那些平素遠離數碼產品的讀者也給予了這次行動持久的掌聲,因為知識階層普遍把亞馬遜看成是文化的敵人。維希布羅德2016年所做的“知識盜竊”把勵志名言和監視器裡的銀行盜竊犯組合在一起,此舉受到了觀眾的好評,因為那些名言盡人皆知,其空洞的內容被幽默地遮掩。相反,漢內斯·巴由斯(Hannes Bajohrs)2015年所做的“平均值”幾乎是不可讀的,由演算法找出的“18字句”和人工組合的“18字句”之間過渡交替變化,時而擁有語義,時而沒有語義,不可預知,這些18字句全部從萊希·拉尼奇(Reich-Ranicki)所設的文學經典讀物中選出,“平均值”整個作品艱澀難讀。

即興的數據達達

  這些刻意策劃的資料達達大多是在知識階層內部人士中湧起的現象,他們受過西方經典的教育,以白色人種的男士為主,這也是達達文獻並不願看到的一個局面。與之同時,人們利用各種網絡平台特立獨行地發起了多種資料達達主義。目前推特上的用戶@Çiğdem就是這樣一個現象,他的推文常有書寫錯誤,以此抵制推特上常以正字法為傲的做法。從資料達達的效果來看,@Çiğdem究竟是誰,以及他的錯誤是否“真實”,並不要緊。

  不管是經由策劃還是自行產生,資料達達都可以被視為是數碼化進程中的副產品,在這個模糊的邊緣地帶給人們帶來新的、不同的經驗和教義,首當其衝的就是“闡釋學是可以治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