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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紡織城》導演與製片對談
在國際合作的夾縫裡成長

影片《紡織城》劇照
© 王楊

面對靈活多變的市場,面對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需求,只有清楚自己的定位,才會有機會。優秀的作品需要不断與他人磨合,才能有更多機會得以展現。

王楊(導演):我們做這個片子的過程,實際上是中國一批創作者想和西方做聯合制作的一個過程。這些創作者希望能提升紀錄片的製作水平,把自己納入專業體系。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因為西方不太瞭解中國的情況,不可能對這些作品的土壤、性質、背景有深入的瞭解。然而,這些東西我們認為很重要。它是在藝術生產上對抗某種全球化模式的。普世價值包含在本土性之中。文化與人生活一起,組成複雜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這些合作中,創作者面對的局面可能是需要調整的,因為背後的資金和市場認受性迫使你作出改變,你需要把你豐富的紀錄片世界壓扁。對於西方來說,製片方多是聯合制作方,會有意無意地促成你的影像納入到他的表述模式裡。這也許就是我們說的西方觀點,被壓平的世界。今天我們完成了自己的影片,跳出我們這個獨特的個案。(這種困境你覺得還會持續下去嗎?)我不是很樂觀,我覺得亞洲這個共同體需要有自己的態度,並且勇敢地強調自己在紀錄片領域中的價值體系。

黃嘉清(製片):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然而,根據我們的經驗,結果並非這樣。我們的作品不是要迎合市場,哪怕是紀錄片市場,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最終認識到,身為創作者,不管是從剪輯的角度還是製片人的角度,最終推動你去做這個事情的還是你要有自己的態度,你才能真正做下去,或者真正意義上有動力去完成,這是最重要的。這對於內在和外在創作來說肯定都是一個博弈的過程,你要和各方,跟投資者、其他聯合製片人、跟自己的創作團隊,跟導演、跟編劇、跟攝影師、跟剪輯師都是一個互相協調、互相妥協商討的過程。當中你得清楚知道你自己要爭取什麼,才能保住正確的方向。並不是說保住這個片子,但至少在你爭取的過程中更清楚要爭什麼,為什麼要爭,什麼時候可以妥協,什麼時候必須堅持?

等於說你沒有正確的答案,只是更清楚標準是什麼。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為了資金要求或者投資者的要求來做。雖然這些條件往往很有誘惑性,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清楚追求的東西,對方所有人都不清楚你的片子想要的是什麼。他們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想法,要服務各自的觀眾,所以他們都想在物色影片過程中找一個好題材,希望你能幫他們實現這樣的一個節目,這樣一個故事。但創作者本身作為這個故事的核心,講故事的人,你肯定要爭取到一個最合適於故事本身的方式,當然這是最理想的,但在實施上你就要面對更多層實際的問題。

舉一個例子,我們參加了很多國際提案會。其中有公開提案的環節,也有一對一的環節。看似這種平台能給你很多機會,但是在這麼龐大的提案海洋中,你的計劃書又顯得那麼渺小。往往當場會談得很好,但一旦離開這個環境,常常未能後續跟進。最挫敗的經歷就是在一次一對一提案環節時,面對世界著名電視機構欄目總監,你在一開始就知道他沒有興趣,就在你盡力描述影片內容的時候,眼睜睜看著對方閉上了眼睛在你面前睡著了。這種時候真的會懷疑自己在做什麼。(笑)但這也提醒我們,我們是要完成自己的影片,並不需要依賴於理想的環境。

王楊:沒錯,這個過程對我們來說也是逐漸清晰的過程。其實是最終把所有那些虛妄的東西,比如誘惑,比如說原先構想,進入系統等等,因為時間累積到一定程度,最終會發現,以影片到底是怎樣一部作品為前提展開思考,也是在探討自己要做什麼,就是像你剛剛說的,為什麼要做紀錄片,就又回到一個其實本原的角度。在這個過程中,你覺得溝通上的不適應,對某個項目來說,其實它是本土的產物,或者是細緻細微的呈現,它並非如標題那麼外顯,亦非外在性強或者是報導性的東西。在此過程中,我們對此有共同經歷,但作為製片人及參與製作的西方人,包括對該作品有意向的溝通過程中,他們給你的實際幫助是什麼?可能有些人沒有最終完成合作,但這是種幫助或者收穫。有沒有相對樂觀的角度,來看待國際合作一事?

黃嘉清:整體來說還是對我們幫助很大,不管是對於影片的理解,還是對於影像和觀眾的關係。當中還包括在市場導向下的各方有著什麼觀點。大家如何工作,如何交流,如何看待這些作品?確實豐富了我們的經驗。反過來讓我們不斷詢問自己,是很有意思的過程。

王楊:而且是有啟發性的。

黃嘉清:對,也在實際意義上對我們影片有很大幫助。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也變得更成熟,學到很多。就像人年紀大了,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但有了人生經驗,讓自己心裡更有底,更清楚自己要做什麼。雖然一次次和電視台等大型投資機構都很難取得良好理想的結果,但是最終讓我們認識到,並不是說自己的題材不好或者是對方不喜歡這樣的東西。而是,市場也是有情緒的,它是靈活多變的,體現各色人物和各種各樣的需求。

但只要清楚自己的定位,肯定會有機會。好的作品,也在於跟更多的人磨合,才有更多機會得以展現面。就是說如果完全遮罩掉與市場及國際製片之間的交流的話,可能我們的作品會陷入到一個太個人化的藝術創作。跳入這潭水裡,反倒打開了許多。這是一個開闊自己的事業和藝術的過程。不管是製片方式,融資方式,還是行業內創作者、從業者,甚至電視台的從業員而言,在專業性上確實有了新的認識。

而且我覺得機會還是有的,雖然看似渺茫。畢竟紀錄片主要的話語權還是在西方的幾大媒體和機構上,電視台上。所以說真正的中國題材會被看重,而且有其標準。不能說標準,但是,要有獨特性,要明確。我們也都經常聽行內的人說,就是“小人物,大背景”。能代表大時代背景的小人物故事。就包括我們的影片在內,很多這種獨立製作,又有很多個人情懷,個人動機去做的影片,它會有一個相反的創作邏輯,會有一個磨合的過程,但不代表整個電視台都是如此,並沒有那麼黑白分明,並不是說說電視台就是如此,願意把你的影片拿來包裝成他們的東西,而是大家在這裡頭都是一筆交易,是你有所提供,對方也提供其資源平台,這麼一個過程。於是創作的過程變得更複雜了。本來你想講一個影像故事,本身只是一個純粹的創作的過程,但是當你和那麼多人、那麼多不同的角度磨合的時候,自然會有改變。

王楊: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很有意思。就像我們每次不斷的給基金會寫各種各樣的計劃書。闡述為什麼基金會要資助該項目,這是一個什麼項目,諸如此類。然後,議案不斷被推翻,一步步演變成當下的提綱,所謂的案子是在不斷突破的結果。我們好像在練習,不是模仿別人,而是讓自己更清楚。

黃嘉清:對。我在這裡可以分享一點故事。其實撰寫計劃書最初是最成功的,越到最後越不知道該怎麼提議。這也是讓所有人最撓頭的這個階段,隨著拍攝的深入,素材越來越多,其實越不會計劃了。理論上當你已經有足夠的素材,可以完善計劃書,但是我們是相反的,我們在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得到了很高的關注度,但是進入創作過程後,反倒離這種計劃融資的方式漸漸疏遠。

我們的影片得益於基金會的支持。在所有市場標準的背後,基金會所看重的又很不同。我們的項目幾次“彈盡糧絕”,都是在關鍵時刻得到基金會的資助。在這個過程中,你會更確認自己作品的獨特性,它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這種感覺,讓我們更敢於製作自己的紀錄片。在中西方紀錄片合作的泥潭裡,摸爬滾打之後,最終還是要讓作品以自己真實的面目呈現出來。只有創作者自己能確定自己要講什麼。

人物介紹

王楊:王楊:獨立電影導演、影評人、策展人。作品包括紀錄片《地上-空間》(2007)、《寂靜之聲》(2008),《畢業生》(2009),《紡織城》(2017)。

黃嘉清:英國Met Film School畢業,專修電影製作和剪輯。工作生活於東京。NHK World”Inside Lens”欄目版本導演和剪輯,擁有豐富的跨國製作經驗。獨立製片作品《紡織城》獲得美國辛丹斯,荷蘭IDFA,釜山電影節基金贊助。剪輯作品《中國門》入圍多個國際電影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