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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城專欄:柏林
「固執就是我強大的驅動力」

塔尼亞·朗格爾於腓特烈大街火車站前
塔尼亞·朗格爾於腓特烈大街火車站前 | © Susanne Schleyer

身兼作家及出版人的塔尼亞·朗格爾信步於在柏林市中心的河畔,柏林劇團及昔日兩德邊界——腓特烈大街就在眼前。這個歷史發源地匯聚了河流與城市,詩歌及政治,給朗格爾這位富開拓性的思索者帶來靈感。

“柏林很多地方我都十分熱愛,很難說哪個地方是‘最’喜歡的。”作家塔尼亞·朗格爾(Tanja Langer)對我說。此時此刻,她正頭戴一頂酒紅色貝雷帽,面無懼色地迎著夾裹冰雹的狂風冷雨和我一起沿著造船工人大街漫步。朗格爾1962年生於威斯巴登,在柏林生活了三十多年,儼然是半個柏林人。“但我對施普雷河畔與腓特烈大街火車站一帶最情有獨鍾,在這裡你能體會一種河流與大都市水乳交融的美妙感覺。”她滔滔不絕地說,“比如依水而建的現代火車站,各種各樣的事物彼此交匯,大都會的花花世界與玻璃、鋼鐵和水等自然元素交織融合,一切都是那樣美。”坐落在柏林米特區的造船工人大街之所以得名,有賴早年在此蓬勃發展的造船業。17世紀末,在今天的國會大廈濱河大道(Reichstasufer)上興建了一家造船廠。據說,腓特烈一世希望乘著碧浪輕波在他的大小宮殿之間泛舟而行,而不是在塵土飛揚的鄉間路上車馬勞頓、一路“顛簸”。但這並不僅僅是出於對一種浪漫出行方式的偏愛——造船廠同時也在製造戰艦。

腓特烈大街站曾經不僅僅是個亂糟糟的車站

擁有135年歷史的腓特烈大街火車站,坐落在施普雷河對岸的國會大廈濱河大道上。該火車站的日均客流量多達21萬人次,是德國最繁忙的火車站之一。車站始建於1882年,1925年為滿足急速膨脹的交通需求而進行全面擴建,入口處也隨之擁有了與時代風貌協調一致的表現主義風格建築。二戰期間,地處市中心的火車站遭到嚴重損毀,在戰爭接近尾聲時與柏林的其他許多火車站一樣被洪水淹沒,導致無數平民喪生。1945年夏天,前來柏林參加波茨坦會議的史太林一行抵達腓特烈大街車站,車站還專門沿幹線鋪設了一段鐵軌以適應俄式機車輪距。在東西德分裂時期,這裡曾是最重要的一處邊境口岸。

“對我來說,腓特烈大街火車站也和自己的許多親身經歷聯繫在一起,”塔尼亞·朗格爾向我娓娓道來,“那時我和一個從東德逃出來的朋友約好在她過境時見面——我自己在柏林圍牆倒塌三年前就已來到西柏林。然而,到了約定的時間朋友卻遲遲沒有出現在邊檢站,我忐忑不安,心想她會不會是遇到了什麼麻煩,在當時這可能意味著牢獄之災或其他不測。我等啊等啊——那時候還沒有手機!——最後只能一個人回到威丁區(Wedding)我住的那所小房子,結果卻發現她已經站在門口了……”

散步途中我們雖然沒有走得太遠——不僅僅是因為劈頭蓋臉吹來的冰雹,塔尼亞並不是那種弱不禁風的人——但造船碼頭方圓兩百米內的每個地方都能勾起她的某段回憶。“‘土豆地窖’”是一家另類小酒館,我在那裡遇到過一個特別怪異的人……”一個接一個的故事讓我應接不暇。所以,這位知名作家不僅著作頗豐,而且廣泛涉獵各種文體,也就不足為怪了。

早年與遭恐怖組織暗殺的銀行家的友誼

塔尼亞·朗格爾早年編劇出身,當時的她常常率領一個名為“安娜·歐”(Theater Anna Oh)的劇社演出自己創作的戲劇。1999年,她的長篇處女作《艾斯戴爾海岬》(Cap Esterel)問世。在這部以蔚藍海岸(Côte d'Azur,法國東南沿海與意大利接壤的大片濱海地區,以富豪奢華而著稱——譯註)為背景的愛情小說中,她在塑造人物方面的卓越天分展露無疑。及後她又出版了六部長篇小說,兩部輕歌劇,若干歌曲及話劇,兩部傳記小說(分別關於克萊斯特/其女友亨利埃特·弗格爾與畫家愛德華∙孟克),一本攝影文集以及兩部廣播劇。

其中一部分作品帶有明顯的自傳色彩,如《在明媚的天氣寫信給你》(Der Tag ist hell, ich schreibe dir ,2012)。該小說刻畫八十年代早期她與當時赫赫有名的德國銀行家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之間的一段不解之緣。赫爾豪森1989年死於一起由極左恐怖組織紅軍旅(Rote Armee Fraktion)策劃的暗殺事件。長篇小說《叫我癮君子或者野蠻人》(Der Morphinist oder die Barbarin bin ich,2002)則融入她對當代德國處理納粹歷史遺留問題方面的體會。朗格爾的作品大多是從當代角度出發對歷史所做的一種審視,這也為她贏得了“‘此時此地’最佳創作獎”。

傻瓜首領與天才(或者音樂之路)

近年,她開始對歌劇感興趣,並積極嘗試與音樂人合作。最新作品名為《奧瓦爾塔西——瘋狂、怪誕而可愛》(Ovartaci - crazy, queer und loveable),前幾場在柏林預演,觀眾好評如潮。馬丁·達斯科(Martin Daske)、萊納·魯伯特(Rainer Rubbert)和夏洛特·塞特爾(Charlotte Seither)等十一位新音樂流派的代表分別為這部輕歌劇中的個別場景譜曲。奧瓦爾塔西(Ovartaci本名路易士·瑪律庫塞,1894-1985)是一位命運多舛的丹麥藝術家,在他的漫長一生中,有數十年都是在精神病院度過的。瑪律庫塞根據日德蘭語中 的“Overtossi”(意為“白癡”)一詞給自己取名為奧瓦爾塔西。這是一位有著豐富精神世界的邊緣人,他的生平和作品令塔尼亞朗格爾著迷不已。要想為一個如此龐雜的跨領域項目找理想的合作夥伴,在柏林這個藝術家雲集的大都市比其他任何地方來得都容易。

狡猾、恬淡又固執的水牛——他們可與文學有關

兩年前,塔尼亞·朗格爾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Bübül”。“為什麼叫‘Bübül’?”出版社的命名勾起了我幾分好奇。我和她在一間小咖啡店喝著熱氣騰騰的咖啡,窗外捲著冰雹的冷雨連綿不斷。“有天晚上我夢到自己成立了一間出版社,名字就叫‘Bübül’,真的!”公司Logo是一隻小小的水牛牛頭。水牛是一種聰明、沉靜而又倔強的動物——要想在柏林的出版業界闖出一片天地也必須具備這樣的品質。“Bübül”聽上去很像波斯-土耳其語裡的Bübül——意為“夜鶯”——詩歌的象徵。自成立以來,公司出版的小書一直有不錯的銷路。或許也要歸功於溫馨可愛的裝幀設計:塔尼亞·朗格爾專門聘請藝術家完成每一本書的視覺設計。其中一部分為雙語繪本。“柏林一共有126種語言,”她說,“我希望我們的出版物多多少少能折射出一點多元化的影子。”身兼數職的她之所以要成立一家出版公司,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有影響力的大出版社往往安於現狀,無意求新。她想要的其實很簡單:做一些自己喜歡的項目,將更多裝幀精美但價格實惠的好書推向市場。“小夜鶯”便是她策劃的一個童書系列。

塔尼亞·朗格爾親自動筆創作了一個特別精彩的故事:短篇小說繪本《唱歌的小鳥,倒著飛》(Singvogel, Rückwärts)兩年前在Bübel出版,克莉絲蒂娜·瓦特貝格(Christiane Wartberg)為該書繪製了與原著文字風格高度契合的精美插圖。在這部作品中,作家以一種冷峻、粗獷且不落俗套的筆觸講述了一個到波蘭尋親的故事。

作家、沙龍主人、出版商、歌舞劇編劇、戲劇導演、三個女兒的母親——塔尼亞·朗格爾無疑有著異於常人的旺盛精力,談到自己時,她說“我不分晝夜地工作”,“固執就是我強大的驅動力”。與那些安於象牙塔生活的作家不同,2015年秋,難民大規模開始湧入柏林的時候,塔尼亞·朗格爾便第一時間向那些初來乍到的流浪者伸出援手。她解釋,這或許和她的親身經歷有關:父母當年都是來自上施利西亞(Oberschlesien,現波蘭的一部分)的難民。所以如今她和家人也收留了一個途經蘭佩杜薩逃到柏林的尼日利亞女人;她還幫助了一位從馬里遠道而來的年輕難民,後來按照《都柏林協議》的有關規定,這位難民被德國政府遣返至意大利,這讓她倍感憤怒:“太荒唐了!他在這裡學會了德語,眼看就要得到一份實習生的工作——愚不可及的政策!”

布萊希特和魏格爾的故居

雨後初晴,當第一縷陽光剛剛灑在柏林的街沿石上,塔尼亞朗格爾便放下手中的咖啡迫不及待地站了起來。她要帶我到“BE”看看。所謂“BE”即“造船工人大街上的劇場”的簡稱,但柏林人都習慣性地把它稱作“BE”。造船工人大街是柏林劇團(BE)的固定演出場所。這棟由亨利希·西林(Heinrich Seeling,1852-1932)設計的新巴洛克式建築矗立在布萊希特廣場上,是德國最富麗堂皇的劇院之一,同時也是風雲變幻的德國近代史的一個縮影:1882年劇場正式揭幕,並上演歌德的《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亞》(Iphigenie auf Tauris)。首演劇碼還包括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阿諾·霍爾茨(Arno Holz)、馬克斯·哈爾貝(Max Halbe)、弗蘭克·懷特金德(Frank Wedekind)等人創作的一些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如《織工》);1928年,由布萊希特編劇、威爾(Weill)作曲的《三文錢的歌劇》進行首演。這個舞台上集合了德國眾多名導演及演員,如馬克斯·賴因哈特(Max Reinhardt)、古斯塔夫·葛籣德根斯(Gustav Gründgens)等等,後者的導演處女作亦在此首演。但在一戰和二戰期間,BE同時充當輕歌劇演出場所,在戰爭期間一直大力鼓吹“誓死抵抗”的法西斯路線,直到1944年秋由於戰爭原因而被迫關閉。

自1954年以來,這裡一直是海倫·魏格爾(Helene Weigel)與貝托爾德·布萊希特創立的柏林劇團的演出場地。它目睹了數任聲名顯赫的劇院經理的更迭:從彼得·查德克(Peter Zadeck)到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再到克勞斯·佩曼(Claus Peymann)。學生時代的朗格爾曾在這裡看過沃爾克·布勞恩(Volker Braun)的《過度社會》(Übergangsgesellschaft),還有海訥·穆勒,後來則是查德克。“德意志劇院(das Deutsche Theater)我也一樣喜歡,”她說,“這些年我在那裡有幸目睹最高水準的表演或導演作品。”

BE距離腓特烈大街火車站只有一步之遙。儘管塔尼亞·朗格爾和男友及三個女兒住在萬湖(Wannsee),但她常常獨自乘車到柏林市中心去。或許正因如此,她才能以如此旺盛的精力投入寫作、出版、跨領域歌劇項目以及人道主義救助,因為在紛擾喧囂、光怪陸離的柏林內城,她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每當我站在造船工人大街上,眺望不遠處的腓特烈大街火車站和一覽無餘的河岸風光——無論向東還是向西,視野都很開闊——我就從心底知道,我屬於這裡。”女作家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