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和城市发展 北京钟鼓楼地区搬迁:第二个前门?

2012年12月,钟楼湾胡同附近的居民在围观拆迁公告
2012年12月,钟楼湾胡同附近的居民在围观拆迁公告 | Photo: Stefanie Thiedig

1994年12月17日,晚8点40分,一位北京男孩跳上了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穿着符号般的海魂衫,脖扎红领巾,吉他斜挎在腰间。他叫何勇。

     面对台下歌迷,何勇和他的父亲合作了一首歌——《钟鼓楼》。对于香港观众而言,这个地名陌生、遥远,但并无妨碍,他们在歌声里,想象一座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古建筑。

     地理上的钟鼓楼,位于北京城传统的中轴线的最北端,是古代的报时中心。何勇就出生在后海边的中国歌舞团宿舍,距离钟鼓楼不足1000米。1994年12月17日那一夜后,何勇的摇滚生涯从巅峰一路下滑。后来,人们在媒体上看到他,已经是一位身材臃肿的中年人,也不再穿着那件海魂衫。钟鼓楼同样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在激流回旋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权更迭、对外开放、城市扩张、商业利益、文物保护,无一不在钟鼓楼留下印记。

 就在2012年岁末,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项目的公告已经贴在周边的大街小巷里。只不过,这一次,杂音异常响亮。

     不坚定的保卫者

     天气冷得要命。12月26日,北京,最低气温降到零下10℃。晚上8点,张保革还在钟楼湾胡同遛弯。昏黄的路灯灯光直抵老张身上,背后留下一个肥硕的影子。被南方周末记者叫住,他用余光扫了扫四周,“真是记者?”确认后,领着记者往胡同深处走,“拆迁的人都蹲在这呢,晚上9点才下班。”

     钟楼湾胡同甲32号,灯火通明,这里是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项目指挥部的现场办公点。透过玻璃窗,墙上贴满了纸,乍一看,还以为是房产中介。“以前道路清晰着呢,这个点进胡同,还真是有点怕。”钟楼湾胡同20号是他的家,在钟楼的东北角上。钻进门洞,左拐,冬衣几乎要蹭到墙面。

     掐指一算,张保革一家三口已经在此住了28年,那是他一辈子住过的最大的房子——评估公司测算的面积为28平方米。根据东城区政府制定的征收办法,征偿价款每平方米4万元,在北四环的芍药居还可以提供一个经济适用房指标,每平方米7000元。“是不是特别愿意搬出去住?”面对记者的提问,张保革的态度非常务实。“条件合适就行。儿子结婚了,总不能和我们住一起吧?”夫妻俩的退休金,每月只有两千多元,为儿子在北京再添置一套婚房没有可能。总之,张保革并非坚定的四合院保卫者。

     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协调社区冲突的非政府组织,机构负责人曾受托在钟鼓楼社区调研,“绝大多数居民都愿意搬迁”。为表明钟鼓楼周边征收的正义性,不管在微博还是征收文件中,东城区政府都强调,“改善周边居民杂乱拥挤的居住状况”。

     不过,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曾一智有时理解这些居民,但有时,又难抑愤怒,“在这么高额的补偿款前怎能不动心呢?”拆,还是不拆?居民、政府和古迹保护专家,形成一个微妙的三角。

     谁的四合院?

     提起已经居住近30年的房子,张保革一脸自豪。据他介绍,在钟鼓楼一带,仅存两座规则的四合院,20号院算一座,另一处在豆腐池胡同15号——杨昌济故居。毛泽东和蔡和森曾在此的一间暗房居住一个多月。

     四合院的变化始于1958年对私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同一年,政府开始对四合院统一出租、管理、修缮,并支付一定比例租金给房主。也即“经租”。“文革”爆发,经租房主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上交产权证,但房屋产权并未办理转移手续。这为北京城内的四合院纠纷埋下隐患。

     以20号院为例,黑五类出身的四合院主人在“文革”后被逐,从此,房产证上交政府,变成“公房”。虽然在20号院居住近三十年,张并不拥有产权。

     一名四合院经纪人透露,北京只有40%的四合院属于产权没有任何纠纷的私房,剩下的60%都是“公房”。

     2012年12月12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征收的通知》(下称《通知》)。四合院的产权问题再次摆在台面上。通知里表示,紧邻钟鼓楼广场的66个院落将被征收。宋庆华透露,钟楼湾附近的房屋产权极其复杂,公房、私房等共有九类。曾一智忧心忡忡,“所谓的公房并未进行产权置换,尚待落实私房政策。在征收启动后,这些真正的房主的合法权益谁来保障?”

     第二个前门?

     12月16日,规划师王鹏在新浪微博上创建了一份微刊,名为《保护北中轴》。12月28日,中国抗战文化基金副理事长贾元良、历史学者章立凡和艺术家徐勇在微博呼吁,发起保护钟鼓楼签名活动。微刊、微博、社交媒体成了钟鼓楼保卫战的后方。

     至今,东城区政府未公布钟鼓楼整治恢复项目的整体规划方案,只是在微博上表示,“由于历史变迁,钟鼓楼周边环境及历史风貌破坏较大,空间被严重侵占。整治将参考清代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地形图,但并不是简单照搬地恢复到清朝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模样,目前已经通过公开招标确定设计单位,将通过各方共同努力,“保护好古都历史风貌”。而建筑学者的质疑,恰恰集中指向“保护”、“恢复”、“整治”等关键词。在《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中,钟鼓楼广场周边的四合院多被定级为“改善类建筑”(也有少数“保护类建筑”),即“具有清晰和典型传统建筑空间布局和传统建筑形式的历史建筑,其建筑质量评估分类为‘一般’,可以进行修缮和翻建,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

     现在王鹏担忧的是,钟鼓楼地区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前门。“所谓‘前门模式’,就是拆了一批旧的,建了一批假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边兰春解释说。

     为了收集民意,2010年,东城区政府就委托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组织过一场公共讨论会。2010年5月19日和29日,宋针对此次讨论的主题,将安定门地区钟楼湾社区、宝钞南社区作为试点,根据居住和产权形式,兼顾收入情况和年龄结构,邀请了社区内的公产房屋居民、私产房屋居民和商户代表,参与公众参与讨论会。

     两年过去,“居民的建议非常有创意。”宋庆华感慨。比如,对于钟鼓楼社区的改造,相比如今的征收方案,居民提出可以原址改造、房屋置换以及外迁,“反对一刀切,应个性化对待”。还有居民表示,居住的地区被列为了北京文化风貌保护区,放弃了很多次改善居住环境的机会,政府的政策应该对“文保区”有所倾斜。

     在1994年12月27日的演唱会上,何勇在舞台上有一句念白,“现在的钟鼓楼,和以前不一样了。”
 

原文题为《“现在的钟鼓楼,和以前不一样了”》,首次发表于2013年1月3日《南方周末》,在此有所缩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