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读 数据是我的生产对象

左:2010年2月4日到2010年4月25日——天气变化No.1; 右:2008年9月22日到2008年12月11日——1到81
左:2010年2月4日到2010年4月25日——天气变化No.1; 右:2008年9月22日到2008年12月11日——1到81 | Photo: © Zhan Rui

艺术家詹蕤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归纳、整理和转化等过程,让自己变成一个社会现实中各类数据的记录员, 如艺术家龚剑所言,“(詹蕤)以一种类似于结绳纪事的方式,回到艺术创作的原点”。

  在2011年个展《股票,天气与性生活》中,詹蕤在9×9的方格系统中填充了来自社会,自然和个人的数据信息,经过独特的编码转化之后呈现出抽象的绘画;2015年在合美术馆举办的詹蕤个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综合了他近期使用各种媒介进行的创作,是他之前基于数据的生产机制所进行的探索的延续。

你的作中多次使用9×9方格系统,能否说明一下这种偏爱的缘由吗?比如说,这让人想到数独游戏。

  9×9的方格系统在我的作品中一方面是一种视觉上的结构,另一方面是一种“观念”上的结构——在我确定了作品生成的规则后,我的作品便在81天——这个按照中国人“九九归一”数字观设定的时间段内自动形成。从形式上来说我作品中的方格系统的确和数独游戏的方格系统是一致的。

你的很多作品都以日期命名,而《2008年9月22日到2008年12月11日——1到81》是你基于时间完成的首个画作,能描述一下创作缘起吗?

  我的作品和数独游戏可能在这个层面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要想办法去填充掉方格。这件早期作品中具有很强的行为性,我在方格中预先做好了1到81这81个数字的红色外部框架,这里我借用了两种形式——首先是书法描红,其次是电子手表中的数字样式。我在81天里用相同的灰色以描红的方式完成了81个数字的书写。

2009年至2010年你基于一段时间之内积攒的数据又创作了一系列记录天气,上证指数,性爱时间的作品,这可否看成是你之前作品的延续?或者说是这种基于时间的创作思路在其他领域的扩展?

  如果说之前的作品是“内生”的,那这段时期的作品就是“外向”的。早期作品中方格里的“填充物”可能更加形而上,而这段时期方格里的“填充物”开始变得具体起来:它包括了自然——我所生活的城市里每一天的天气变化;社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每一天的指数行情;人——不同人在81天里的性生活频率。这些数据都成为了我作品中的“生产对象”。

在最新的展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中,你对材料媒介的运用是否更趋向丰富立体,这意味着什么?

  
  展览中有一件和展览同名的LED屏作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根据英国艺术家马丁•克里德(Martin Creed)的同名作品命名。在我的作品中会存在一种时间感,可能是关于过去的时间,也可能是关于现在的时间,或者可能是关于未来的时间,同时我作品中也蕴含着一种“等待”的概念。恰好这句话同时具有了“时间感”和“等待感”。在展览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八个字的闪动频率几乎与我的心跳频率一致,这是一件嵌入了我心跳的作品,也是一件串起整个展览的作品。具体解释这件作品就是为了说明在这次展览中我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媒介,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和变化。

 

艺术评论家吴鸿认为你的作品走向了彻底的观念主义,作品背后并不是中立的记录或者制作,而是面向现实的价值观。对此你是否认同?

  
  作品中当然有“观念”的成分,但也不仅此而已。我希望我的作品具有更大的弹性,它最好是一种杂糅的状态。在创作中我刻意地降低了主体性。以单色的“性”系列作品为例,作品中视觉结构的生成是依赖于不同人在81天里面的性生活频率,并且画面的颜色都由参与者们选择,他们完全自由地选出各自喜欢的颜色,而我在此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手工劳动者。作品完成后如果有人认为它是面向现实价值观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之前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个性偏重理性。创作中你信赖客观、中立的数据吗?还是更加依赖感官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个性就是我作品的个性。如果说理性是我的长处,那我就要在创作中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长处。客观的数据只是我的“生产对象”,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的对象,其实是需要非常具体的判断的,这其中就包括了感官方面的判断。

我们生活正在经历一场自我量化运动,数据和信息将会越来越密集,覆盖更多人的意识,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是否会有意识地记录现实,参与数据的建构工作? 

  在当代社会,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到底是我们生产了数据,还是数据造就了我们。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参与数据的建构工作,而是对我所提取的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再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古希腊数学家普罗克拉斯(Proclus)说过:“哪里有数, 哪里就有美。”你认为数据本身具有审美因素吗?

  具有。在画面的81个方格中呈现出81个电子读数式的数字、在记录上市公司一年的股票涨跌行情的画面中所产生的视觉晃动感、在性系列作品的画面中出现的极其微妙的视觉关系,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美”。

 

詹蕤,1980 出生于湖北武汉,先后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和伦敦艺术大学美术系,现生活工作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