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在中国 冒险家、传教士和大学生

德国传教士在青岛旧址标记
德国传教士在青岛旧址标记 | © Kirche: picture-alliance/dpa, Gourverneursresidenz: picture-alliance/akg-images/Bruce Connolly

他们来到中国时身份各异:外籍工人、殖民主、传教士、医生、建筑师、商人、军人、流亡者和大学生。下面是对德国人在中国的历史的简短概述。

在中国皇宫“打工” 

  德国"外派员工"留下的早期痕迹偏巧位于北京最热闹的交通要道之一:今日建国门立交桥西南的旧皇家天文台(亦称古观象台),16-18世纪来自欧洲的耶稣会教士曾在此工作,其中有几位德国人,例如出生于科隆的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作为天文和数学专家,他们受到了明朝和清朝皇帝的青睐,但他们本来的使命——在中国传教——却未能如愿。相反,通过这些传教士,欧洲对儒家和中华帝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文化赞叹有加。

青岛和生活在那里的德国人
 

  为了去中国传教而离开家乡的还有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在1899年。和许多其他德国人一样,他被派往了当时德国租借的胶州湾(山东省),在青岛落了脚。青岛是一座由德国建筑师建造的城市,1913年大约还有2000名德国人在那里居住,而那里驻扎的德国士兵差不多也有这么多。德国人在那儿做管理工作或是在工业部门任工程师,比如在中德丝绸业协会。其他人则为独立开业的医生、药剂师或工匠。还有一些人是大公司的代理(进出口贸易、德华银行、山东路矿协会)。青岛有一所德国学校,同时也为中国人创建了教育机构,其中有一所船坞技工学校,一所女子学校和一所德华高等学堂。由于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德国的殖民政策就打算贯彻自己本国的文化纲领,好与英美在中国兴办的各类学校竞争。顶多个别极其坚定的名人才能打破这种殖民意识,比如传教士卫礼贤:他与中国学者建立联系,把中国经典译成德文。后来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德国汉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不倦地为中国文化能获得平等的理解而奔走。

冒险家和军官 

  在中国的德国人中,既有卫礼贤那样的文化传播者和用私人捐款创建了后来著名的上海同济大学的医生,同时也有军官。在孙中山及其继任蒋介石的安排下,这些军官于上世纪20和30年代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负责国民党部队的重组工作。他们多数不是受德国政府委派,而是在德国重工业和德国国防军中极右圈子指使下前往中国的。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了用军火换原料的交易,希特勒和日本结盟后,上述合作才终止。此外毛泽东和他的游击队也有德国顾问,比如李德(Otto Braun, 1900-1974),他受共产国际委派,前往毛的江西苏区。

上海作为最后出路 

  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还为另一组德国人——犹太移民——提供了庇护。1937-1941年间,这些犹太人能够逃亡到上海,从而避免在家乡必死的命运,因为当时前往上海不需要签证。其中一些流亡者在他们的新居附近开设了小买卖、裁缝铺和咖啡店,而另一些犹太人则不得不忍受极其拥挤的住房条件和恶劣的卫生设施,而且经常食不果腹。尽管如此,犹太人还是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活:他们建学校、办德文报纸、上演戏剧和卡巴莱小品剧,还举行体育比赛。后来几年,局势更为激化了:1943年日本管理当局强迫所有1937年后入境的犹太人搬入犹太人区,并对他们进行监视。1945年9月这个犹太人区才获得解放。

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 

  今天上海又成为德国“外派员工”所喜爱的逗留地:根据《汉堡晚报》2006年的报导,大约有8000名德国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中有商人、德国和中国公司的雇员、以及大学生,在各类交换项目框架下,这些大学生要在中国大学进行一学期或多学期的学习。30年前,情况还完全两样:那时为数不多的德国人——和其他西方来的外国人一样——与中国人来往还受到各种限制。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才出现了人们普遍期待的宽松局面。看起来只有在今天,德国人和中国人才同样有机会无拘束地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