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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何处是故乡
出生地——柏林

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的施维特桥
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的施维特桥 | © Manuela Hoffmann

1941年出生于柏林、曾获德意志国家奖的著名德国女作家莫尼卡•马龙(Monika Maron),撰文回忆其在原东柏林的成长经历和复杂内心感受。

  原文作于2003年,由德国费舍尔出版社与其它7篇文章编为同名的文集出版。中文版选自张玉书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德语文学翻译与研究年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5卷•2011年)。

  四十三年前,一个暖融融的春日,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爱这个生我,并陪伴我度过人生几乎所有时光的城市。当时我坐在开往弗里德里希大街的46路有轨电车上,电车刚过茵瓦利登大街与巧思湖大街的拐角。我从最后一节车厢后面的窗户看出去,经过战争的摧残,那个路口早已变得丑陋不堪,路面是灼热的沥青。看着眼前的街道,一种至今我都无法解释的情感涌上心头,既是不安,又是欣喜,恐怕只有用“爱”这个词来形容了。望着巧思湖大街路面上脏污的沥青,我想到的是拥抱它。张开双臂,俯身在路面上,拥抱这条大街,拥抱这座城市。那一年,我在德累斯顿的克罗茨飞机厂当铣工,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搭便车回柏林。恰恰是电车驶过茵瓦利登大街与巧思湖大街交界的瞬间唤起了我对柏林爱的表白,从而留在了记忆中,为什么?我不知该怎么说。也许我那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不快乐,所以我内心的感情爆发不是来自巨大的喜悦,那个丑陋街角也配不上这种喜悦,而是一种情感流露,就是你认出熟悉的东西,而且发现你在它们当中有一种归属感。我那时根本无法想象:我不是柏林人,而是莱比锡人,或者是格赖夫斯瓦尔德人,甚至是埃伯斯瓦尔德人或霍恩塞尔肖夫人。在我看来,没有出生在首都,就是二等的命,哪怕那个首都是一个可笑国家的一国之都。我也没有怪罪这个城市,指责它落入蛮徒之手,从里到外日渐败落。城市其实和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柏林是一个人,它就是我们,而不会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喜欢柏林,通常我会回答:我是柏林人。而很多时候,这个回答会令对方满意。也许他们认为,柏林人就肯定会喜欢生活在柏林,或者他们善解人意,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形下提这样的问题是悖谬的,就像问别人是否喜欢做他父母的孩子一样,因为他要么已经是他父母的孩子了,要么就不是。

  一九八八年,我搬到汉堡,生平第一次生活在一个陌生城市而没有作回迁的打算。时值初夏,那里有白色的房子,茂盛的杜鹃花丛;游艇靠岸,不时发出令人欢欣的鸣笛声;纵横交错的阿尔斯特河道上俯卧着一座座桥梁。居住在如此美丽的城市,惬意十足。脑海中那个灰沉的、破败不堪的东柏林被汉堡的亮丽所淹没,溃成废土。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记得当时那种奇怪的感受。四十七岁的我突然来到一座城市生活,这里没有一条街道载有我的记忆,没有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与我有关,我对这座城市来说是不存在的。对此,有些时候我是陶醉其中,有些时候却又心生恐惧。

  而柏林却是处处有“我”。在柏林,只要愿意,我每天都可以无数次地遇见我自己,不同年龄的,快乐的或是悲伤的,独自一人或是有人相伴,处于热恋中或是被人离弃的。我到处随便晃悠,等待着偶然路过的“我”。要是我在一个夏夜,清晨四点左右的时光,穿过舍恩豪斯大道,就会看到那个“我”——应该是有点醉了吧,记不清是和哪一个青年男子——,在一家食品店门前从刚送来的牛奶箱中取出一瓶,还没有忘记留下钱,边走边喝。那一夜下了雨,路面沾着雨水湿润的尘土,我左手食指勾着凉鞋,光着脚踩在地上,感觉滑滑的,暖暖的。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柏林什么地方,我肯定会说:舍恩豪斯大道,一个夏天的清早,大约四点钟,斯塔加德大街和米拉大街之间的那一段。可是,有人会听懂这些吗?

  在博德博物馆的珍宝桥上,无论什么季节,我都可以与“我”相遇。我靠在拱形栏杆旁,或者坐在台阶上,抽上一支烟,目光向西望去,越过斯普雷河,落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和舒弗包尔大街之间的桥上。那里有一个菲娃洗衣粉的霓虹灯广告,红蓝黄的灯光勾勒出一位盘着发髻、身材丰满的女子。她正在用大木桶洗衣服,一边还用手拨动空中飞舞的肥皂泡。我之前刚去过剧院,孤单的一个人,去看第五遍的《伽利略传》或者《四川好人》,买的是二等票,站位,50芬尼。我觉得自己是命中注定这样的,因为已经第五次看《伽利略传》或《四川好人》了,因为已经站着熬过了四个多小时了,因为自己是一个人,就因为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大约十七、八岁,没准是二十岁,我懂得人在一生中是孤独的。

  菩提树大道的另一面,就在豪斯霍泰广场旁,座落着我上学的学校——柏林灰修道院人文中学,后来改名为中区第二高级中学。学校的外墙砌有褐色的墙砖,看起来像监狱,里面的教室围着一个天井。学校隔壁是天主教圣约瑟夫医院,每到星期五,令人恶心的鱼腥味就会从那里飘进我们的教室。课间休息了,学校院子边上聚集了一群群的学生,男的,女的,很多人围着院子兜圈。可我没看到我自己,也许是病了,或者刚刚逃掉几节课,正和一个朋友坐在斯普雷河边的台阶上,聊着爱情或者戏剧。她母亲在剧院工作,女儿也因此很有面子,和她谈戏剧,我自然也算沾到一点微光了。

  从学校步行两分钟,就到了“尼奎特地窖酒吧”,我们习惯叫它“尼基地窖”。据说拿破仑也曾在那里逗留过。外面的光线从老式的富铅玻璃窗户透进来,室内显得很昏暗。在右边角落的一张桌子,我看到自己和另一个朋友在一起,我们有着相同的名字。桌上放着一个小塑料袋,装着六支香烟,尤比蜡牌的,可以拆零单买。我们喝着汽水,想着如果和男孩子上街应该喝什么,喝汽水比较尴尬,啤酒又不合我们的口味。我朋友说,她不久前点的是咖啡,我们都觉得咖啡挺合适的。

  我离开学校不久后,那里郊区整片的渔民聚居地要让位给高楼。“尼奎特地窖酒吧”搬到了鸽子大街,因为不再是在地窖里,所以名字也改为“尼奎特小屋”,后来它也关门了。

  很多东西都消失了。看着亚历山大广场的明信片,我要努力一番才能回忆起它从前的样子来。它曾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广场,无数条电车轨道穿越其中,看得人捏一把汗。就在以前市场大楼那里,在入口处,我看到“我”拉着玛尔塔姨妈的手,她正给我买一袋红螃蟹,一只五芬尼。我不想吃那些螃蟹,我要拿它们来玩。那是夏天,战争结束不久。三十年后,我想起了那一幕,当时我儿子正要我买一只猪蹄来玩。

  时光流逝,美好的东西渐渐从脑海褪去,也许我也只是慢慢才觉察到它们已经不存在了。那些美好的东西当初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废墟中?从战后的贫困中?大概是和平带来的吧,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和平啊。如果战争持续二、三十年,就像后来的越战或是中东战争那样,我会把生活看成是什么?如果没有等到战争结束我就死去了呢?这些问题缠绕了我很久。那我会想人生就是战争吗?或者我还是能想象和平是什么?然而,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美丽城市的人,他怎么能知道美丽城市是什么样子?那只能说比其它东西好看些的就是美丽,一条被炸毁一半的街道比一条完全炸毁的街道美丽,长出树来的废墟比没有树的废墟美丽,大概就只能这样了。

  后来,我在书本上,从影片中对美丽城市有了认识,也到过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我只能承认,对我的城市可以有各种的形容:很大,有意思,四周环绕着众多的湖泊和迷人的风景,那里居住的人臭名远播,但是美丽它是说不上的,在遭受炸弹的洗劫之前它也算不上美。随着时间的推移,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慢慢被绿地和公园所替代,或者建起了高楼,就这样,对这个城市原来的记忆失去了最后的依托。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却在和平年代逃不过一劫,至少我居住的那个区域——东柏林是这样。岌岌可危的阳台被拆除,街上停止不走的时钟突然不见了,却再也没有装上新的,外墙的抹灰渐渐露出了灰黑的颜色,甚至整块整块地脱落,掉在人行道上。每到冬天,路面都会被弄出一个个洞来,到了夏天只是对付着小修小补。我们在想,说不定什么时候舍恩豪斯大道破烂的路面会突然完全裂开,把路人、小汽车和有轨电车一下子统统吞噬下去。 

  在城际轻轨桥下面,东、西柏林的边界沿着潘科夫区的沃兰克大街延伸。只有一次,我壮着胆,在过往行人的眼皮底下越过边界,他们正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过桥,可能其中有人认识我。小时候,父母总是用“西方勿近”来约束我,甚至连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散发传单也不允许我参与。当我走过边界时,我把脸藏在高高的大衣领里,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很响,真怕桥下面的警察会听见。他们正随意抽查过境的人,每隔三、五或七个人就抽查一下。我到那边要干什么呢?我看着自己如何疾步走到西边去,从那些充斥着便宜货的小摊旁经过,往巴特大街走去,然后消失在人流中。

  一九六一年,城际轻轨桥成了柏林墙的一段,离边界最近的那条横向马路变成了右边的舒尔泽大街和左边的布雷梅大街。两条大街属于东柏林的西面那段被设为禁区,凭通行证才能进入。想要看看房子后面的城际轻轨车站需要管理部门的批准。八十年代中,我得到允许出游一年,期间去看望我母亲的一个同学,她就住在桥后的西面。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乘有轨电车先到弗里德里希大街,然后再到沃兰克大街,最后才到达我出发的地方——潘科沃,更准确地说,是离潘科沃十米的地方。我站在上面的站台上,向舒尔茨大街望去,那里住着我的朋友K.,我真希望她这一刻从屋里走出来,我能向她招手,可是她没有。我转过身来,目光投向西面,那里就是沃兰克大街的另一段,我几乎把这都忘了。

  几年之后,十一月,我第三次在城际轻轨桥遇见我自己。我的周围站满了人,大约有四、五十个,我脸上兴奋莫名,看着那些工人用风钻和其它工具拆柏林墙。其中一个工人对我们喊:“今天收工了”,我们还站着不动。我们不想走城际轻轨桥,如今可以走博恩荷默大街或其它检查站,那里都已经开放了,我们是要看看这“世界的尽头”如何一米一米地被铲平。围观的人大部分和我年龄相仿,当年目睹这条大街和它通向的所有地方都被水泥墙挡住,无法看见。站在我旁边的男子肩膀上坐着小孩,他朝我笑笑,我也向他笑了笑,每个人当与别人目光相遇时,都报以一笑。他们当中有些人我认识,有些我觉得眼熟。在这一刻,我们是谁,以前做过什么都无所谓了,一种飘飘然的喜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来说,沃兰克大街上分隔威丁区和潘科夫区的城际轻轨桥是个破旧难看的地方,人人路过都恨不得赶快一步走过去。

  奇妙的回忆都源于新奇的经历,所以往往来自童年和少年,一切都是新鲜,还没有习以为常,每天都赐予你“第一次”:第一块口香糖,第一本书,第一双高跟鞋,第一场音乐会,第一根香烟。我住在舍讷贝格已经十年了,但对柏林印象最深的还是柏林墙没有倒之前的那些景象。我穿过维腾贝格广场旁的淘恩齐,在马路中间的绿化带停了下来,向右看去,其实就是为了在车流中寻找一个空隙。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比较晚的时侯,或者是傍晚时分,橱窗里已经亮起了灯光,大街的另一头矗立着柏林纪念教堂,向世人宣示着它的重要地位,它就像一位黑衣卫士占据着人们的视线。而我觉得,这街道,这灯光,还有这教堂统统与我无关,我是不属于这里的,因为我的签证十月一日就到期了,但我真正动身要到十月二日。我们围坐在我朋友E的厨房,借着葡萄酒消解忧愁,一起为这个日子命名:DZO——“值得纪念的十月二日”。在斯匹希恩大街的地铁站,除了我们,再没有人在等往动物园方向的末班车了,我对着同行的人唱了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尽管因为又是抽烟又是喝酒,加上在酒吧大声说话,嗓音已经嘶哑了,但我还是对着空旷的车站用俄语唱出了那位沉默少年的歌。

  我清楚记得那是一个初夜,我的车穿过克罗依茨贝格时,我突然看到一个十字路口,它和普伦茨劳厄贝格的一个路口一摸一样,我一下子以为那就是华沙大街,生平第一次领悟到这两个地方正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是同属于一个躯干的肢体。夜里,黑暗吞没了色彩,只有街道灰黑的轮廓和房子的剪影突现在眼前,这时的城市,白天藏身于光鲜门面、刺眼广告牌和奢华橱窗背后的另一面都展露在我们面前。 

  时光流逝,曾经被分割的两个部分早已重新连接在一起,市中心又成了人人都可以去的地方。可是,每当我坐车穿过昔日柏林墙的所在,总会心生一种莫名的敬畏。

  尽管我的房子和喜欢的餐厅位于西边,朋友中的大部分人,哪怕那些以前居住在东边的,如今都生活在西边了,但对我来说,东柏林还是亲切些。而这种亲切我不去追求,反而要摆脱,为什么?其中的原因也许十年后我才能明白,现在能想到的解释都不能令我信服。 

  我曾经逗留过几天或几周的城市都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图像,一幅一幅,像照相一样储存起来。而柏林却像是一个空间,一个模糊的大空间,顺着各种气味和声响延伸,一会到这里,一会到那里。刹那间,眼前一亮,浮现出一幕幕的情景,随后又化开了;又有声音响起,清晰,虚幻,像梦境,突然又被别的什么不请自来的声响遮盖,直到重归寂静。我是按照什么准则来回忆往事的呢?我不清楚,只有我才能听见那一段一段柏林墙的声音,我的人生似乎偶然和意外地在那上面发出有气无力的回响。     

2011年10月,莫尼卡•马龙(Monika Maron)应北京大学和歌德学院之邀首次访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