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 崔永元们的口述史能走多远?

2010年,四川重庆,崔永元携《我的抗战》重庆宣传
2010年,四川重庆,崔永元携《我的抗战》重庆宣传 | 版权:重庆晚报-东方IC

崔永元与中国传媒大学宣布在口述历史方面进行合作似乎再次掀起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热潮,然而口述历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限制?

  2012年2月,中国传媒大学与该校“杰出校友”、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签署协议,宣布合作建立“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口述历史博物馆”, “家底”是“300万分钟以上的口述历史资料、500万张历史图片以及约30万件珍贵历史实物”。

  崔永元及其团队的口述史实践无疑是目前中国大陆受关注和期待最多的口述史研究项目之一。这与崔本人国家电视台主持人的光环、此前主持《实话实说》等多个个性化栏目的良好口碑,均有关系。尤其是,当他的幽默、深邃、智慧与国家电视台中某些主持人的犬儒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时。

  在崔永元积极准备回归自己的母校埋头口述史研究的同时,腾讯网的视频访谈栏目《大师》的“老报人”系列,推出了《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近8万字的口述。而去年9月开始,国台办下属的九州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系列丛书30余种。一时之间,口述史似成国中热点。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概念本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芮文斯(Allan Nevins)率先提出,1948年,在美国联邦政府和福特基金会赞助下,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成立“口述历史部”;1957年成立“中国口述历史项目”,聚焦于1949年前后移居美国特别是纽约一带的前国民政府政界、军界和学界名人。芮文斯的弟子、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较早加入“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是广为大陆读者熟悉的最早从事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唐德刚对于口述历史作过一个描述,即“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也就是说,口述史要讲求准确性,不是简单地听当事人口述然后记录下来整理出来那么简单,而是要作为历史资料的一种形式,经过严谨的考订。

  唐德刚先生曾于1991年发起成立“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该会对抗战老人的访问值得格外关注。直到前不久日本名古屋市长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后,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才开始筹备成立口述史分会——可“目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有2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抢救口述历史难度很大”(《扬子晚报》2012年2月23日)。这种历史实用主义态度实在让人惊诧和失望,也反衬了唐德刚、崔永元等在学界和民间通过口述史抢救历史记忆的意义。

  政治学者刘建平在《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身份》一文(见《当代中国史论:实证的知识呈现与思想表达》,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中,曾对中国大陆口述史的发展历程做了梳理:“从80年代中期,一种主要以口述活动为载体的个人主义历史写作登场了”,巴金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随想录》和梅志19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均属此列,此外还有当时一些离退休的国家高级领导和革命老干部所进行的官方组织的口述回忆活动。

  刘建平认为,冯骥才和李辉堪称最具当代意义的中国口述史活动先驱:冯骥才从1986年开始做普通民众的“文革”口述史,1991年结集为《一百个人的十年》;李辉则从1988年开始连载《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冯骥才当时就宣称:“我对‘文革’的所谓高层‘内幕’从无兴趣,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对此,刘建平评价道:“这或可能是对秘档制度的蔑视,也可能是对口述史之‘人民史观’的自觉,更表达了对个人主义历史建构的热情;因为可以相信,如果没有人倾听和纪录那些无能力写作发表的‘人民’的经历,他们便无异于被堵住了嘴,其真实经历则永远被排斥在历史之外了。”

  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口述史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日趋规范化,原因是专业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参加。比如,北大出版社1999年开始出版《口述传记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开始出版由专业学者编选的《口述自传丛书》,次年开始出版《口述历史》丛刊;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2004年12月召开,并成立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总体来看,中国大陆的口述史热主要局限在民间,知名作家、媒体人和市场化报刊、网站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官方学术机构虽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口述史学的重要性”,实践层面倒是丁东这样的民间学者有较多作为。崔永元团队历时八年打造的《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2010年播出时,首播权卖给了搜狐网,同年底在85家地方电视台的同步播出,是栏目组一家家去谈下来的;这部纪录片直到去年4月才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国家电视台对所谓敏感类历史题材的接纳的犹疑和迟缓由此可见一斑。意识形态风险仍是阻碍中国口述史发展的一大因素。

  另一方面,资金来源和衍生产品的传播也是困扰民间口述史实践的主要难题之一。崔永元团队的口述史成果尽管以公益性和学术性为主,但其部分衍生产品必须寻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并赢利,才会可持续发展。

  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官网在报道与崔永元的签约仪式时,居然率先列举赞助的企业家、艺术家的名字,这无疑凸显了公益性、学术性研究项目对资金来源的倚重。崔永元团队的口述史研究还涉及外交史、留学史和企业史等内容,2011年3月, “崔永元公益基金”就已举办过“中国企业家口述历史研讨会暨项目启动仪式”,柳传志、马云、刘永好和俞敏洪等20余位知名企业家出席。据悉,当有企业家大额赞助企业家口述史的整理和研究时,崔永元团退会从中匀出一部分资金,以照顾抗战口述史的运作。这固然是聪明的策略,但如何确保企业家的赞助不干扰口述纪录团队的客观中立,也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