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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文化记忆
德国电影电视中的历史题材

电影《希特勒真相》剧照,赫尔格•施奈德扮演希特勒
电影《希特勒真相》剧照,赫尔格•施奈德扮演希特勒 | © Constantin Film Verleih GmbH

德国对于历史电影的狂热目前有所降温。尽管德国观众依然想看反思自己国家历史的影片,但是这些影片需要新的模式。最新的发展趋势是:转向周年纪念日。

作者: Oliver Rahayel

  德国对于历史电影的狂热目前有所降温。尽管德国观众依然想看反思自己国家历史的影片,但是这些影片需要新的模式。最新的发展趋势是:转向周年纪念日。

  德国第二电视台从1995年开始定期上演的历史课《希特勒的帮凶》已经表明,用历史题材可以赢得大量观众,尤其是那个几十年来反思不足的时期的历史题材。这个系列采用故事片和纪录片混合的制作方式,并借鉴了英美的历史纪录片。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英美,这种影片都有意识地想要制造情感效果。最近,德国电影和电视中的这类题材也采用相似的方式。至于讲述的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虚构的故事则并不重要。如同在纪录片中一样,这种界限变得模糊了,就像西德广播电视台的编辑兼编剧米歇尔•安德列所(Michael André)说:“到处都是编排的。”

电影中的历史

  在涉及到“第三帝国”的电影题材方面,《何处是我家》(Nirgendwo in Afrika)和《玫瑰围墙》(Rosenstraße)在国内外取得了成功,前者根据一部自传改编,后者则描述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两部电影如同关于这种题材的多数影片一样,大量采用情节剧的手法,以求赢得观众。安德列认为,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来说,这十分危险。他在《星期五》周刊中写道,能够看到的“总是千篇一律的三角恋,改变了的只是故事的历史背景”。

  《帝国的毁灭》也根基于真实事件的记录,这次是在二战末期的“元首地堡”内部和周围。这部电影给纳粹领导集团的罪恶赋予一个过于人性化的面孔,更是冒了使这个历史事件平庸化的风险。与此不同的是,《再见列宁》和《窃听风暴》则采用喜剧手法来描述前东德时期的状况,同样很成功。 

  但是,Little Shark Entertainment电影公司的制片人和经理汤姆•施皮斯(Tom Spieß)觉得,现在历史题材在德国电影院几乎已经不可能再有市场:“这个题材已经衰落了,大题目都已经做完了。”今天,对于所有的历史题材都一样:“如果没有一部畅销的小说为基础,那就很困难。”最新由小说改编的作品包括根据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改编、由德国和美国合作制作的电影《朗读者》,或者筹划中的根据同名畅销书改编的《女教皇》。按施皮斯的说法,这个规则也有例外,那就是喜剧,比如丹尼•列维(Dani Levy)的《拜见希特勒》,这是一部嘲弄希特勒的荒诞剧;或者如同乌利•艾德尔(Uli Edel)反映“红军派”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中的“当代史上的动作片人物形象”。事实上,德国电影观众对本国历史的兴趣近期确实有所回落。例如2009年初,像《柏林的女人》(关于苏联占领军在战后德国强奸妇女)、关于希尔德嘉•纳福(Hildegard Knef)的《海蒂传奇》和《拉贝日记》(关于一个救中国人免于日军屠杀的德国实业家)这些雄心勃勃的项目,票房都很令人失望。显然,电影制作者脑中的自我审查对观众的审美疲劳负有责任。同时也担任负责颁发德国电影奖的德国电影学院理事的施皮斯认为:“首先指出德国人的集体过错然后才能叙述故事这一教条,到现在才被克服。今天必须要做到能吸引观众。” 

电视中的历史

  电视的情况与电影类似。有一段时间,私人和公法电视台大量投资于豪华的历史片作品,比如描述逃离前东德的《通往自由的地道》、描述苏联包围西柏林的《空中之桥》、描述城市被盟军摧毁的《德累斯顿大轰炸》,或描述1960年代一次矿难的《莱格德的奇迹》。这些电影也采用情节剧的模式,辅以1970年代的灾难片的风格。因为这种趋势,德国电影制片人目前在国际上被称为“Masters of Disaster”——“灾难大师”。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兴登堡》,这是描述最后一艘齐柏林飞艇空难的大片。这类作品追求的是收视率和在外国的销路。其成就证明制片人是正确的:“恰恰在英美国家这些电影很成功。”从1981年起任马尔的格里姆学院电视奖评选处主任的乌尔里希•施彼斯(Ulrich Spies)说。

  公法的德国电视一台有一些成功的作品,比如反映分裂德国时期的《墙》、关于1950年代末期医学丑闻的两集电视剧《反应停——仅仅一片药》、第一次打破禁忌讲述德国人被驱逐出东普鲁士的《大迁徙》。三部作品反映的都是家庭悲剧题材。

  米歇尔•安德列认为,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满足了观众普遍具有的对于一目了然和个人行为意义的渴望:“在现实与虚幻的界限不断消失的当代,回顾历史会让人安静下来。”他认为,历史是不可怀疑的,所以可以提供稳定的依据,尤其是道德依据。这个原理在把人物置入历史场景的“活的历史”(“Living History”)模式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这里,各种关系也很明确:人所面对的是自然的威力、旧有事物的狡诈和传统文化的束缚。

  这一趋势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乌尔里希•施彼斯认为,用历史事件拍摄情节片的趋势也有所降温,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反思近乎强制性地“与各种周年纪念日挂钩”,而且是多重强调的,比如68暴动40周年或者柏林墙倒塌20周年。故事片和纪录片都盲从于这类纪念日。汤姆•施皮斯也抱怨说,似乎只有通过这些“关注周期”才能吸引观众。但是两位专家认为,个别的历史纪录片,如果做得好,一定是很有机会的。至于一直被忽视的但适合于未来电影制作的当代题材,两位专家的观点也一致:移民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