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信任危机 “反思自身角色”

媒体在说谎吗?
媒体在说谎吗? | 版权: mitrija,Fotolia.com

与社会精英成群结队讲义气、片面报道、滥用权力——许多德国人对媒体心怀芥蒂。那么,对媒体的谴责是否有其道理?媒体工作者怎样才能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以下是来自新闻行业、学术及政治领域的四段评论。

  德国人已经对新闻报道的可信性产生质疑了吗?自从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的最初参与者和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另外选择党(AfD)不加区别地将媒体谩骂为“说谎的媒体”的时候起,人们就开始对此展开了讨论。据民意研究机构 Infratest dimap于2015年10月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参与调查的人士中不同意此观点的占约72%,但是竟有百分之二十的受访者坦白承认,一想到德国的报纸、广播及电视,脑海就会浮现“说谎的媒体”(Lügenpresse)。而且,百分之四十二的参与者对新闻内容的可信度提出根本性的质疑。

  对媒体的质疑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质疑媒体又在何时被滥用成为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如何发挥媒体批评的建设性作用?受到数据化大潮的裹挟,各个编辑部门置身于复杂的经济形势中,这在信任危机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对于上述疑问发表见解的有:女记者佩特拉·佐尔格(Petra Sorge)、政治学家托马斯·迈耶尔(Thomas Meyer)、女性政治家塔贝雅·罗斯纳(Tabea Rößner)(联盟90/绿党)以及莱比锡大学的传媒学者乌维·克吕格(Uwe Krüger)。

“媒体的信任危机有其经济原因”——佩特拉·佐尔格,编辑、“西塞罗——政治文化杂志”(Cicero)的专栏记者

Petra Sorge Petra Sorge | 版权: Andraes Dallman),Cicero,Ringier Publishing GmbH

  在我们谈论当今媒体遭遇信任危机的时候,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必须分清两件事。一方面,自从德国统一以来,媒体成为了文化政治争斗的投射平台与攻击对象;另一方面,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媒体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

  “说谎的媒体”在2014年曾被选为“年度恶词”,正如评委会所阐述的,这是一战及纳粹时期用来抵毁独立媒体的词汇。如今,它又被欧洲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分子再次提及,并且还继续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另外选择党内阴魂不散。借着这个概念,媒体的民主监督作用受到笼统否定。社会右翼谴责德国的新闻报道编辑部门由于崇尚左派政治路线而隐瞒事实或者为了亲善政府而扭曲报道事实真相。然而,2015/2016跨年夜发生在科隆和德国其他城市的性侵事件的报道,恰恰说明,推崇左派政治路线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况且,新闻报道也同样聚焦在移民的犯罪行为及对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难民政策的批评上。

  说到“信任危机”,这也涉及经济方面的因素。数字化大大加快了媒体业界的制作流程,同时也让媒体的广告收入缩水。因此,编辑部规模也随之缩小,留给新闻调查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的过程中,出版社会结成新的、危险的联盟:通过植入广告,广告客户可以在报道中穿插仿佛经过了编辑加工的内容。

  树立媒体可信性意味着,漠视右派政治力量攻击的同时,在商业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要力图保持编辑的独立性。面对批评及社交网络平台上的评论,媒体应该认真对待,开展有建设性的讨论,并且确保透明度。网上一些内行的读者甚至可以通过提供建议或者指出错误来进行帮助。

“我们的国家需要就问题本身展开的讨论。”——托马斯·迈耶尔,退休政治学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

Thomas Meyer Thomas Meyer | 版权: Reiner Zensen

  从2014年起,社会右翼掀起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中就开始运用“说谎的媒体”这一口号对德国大众传媒进行攻击。传媒理所当然驳回了这一笼统的指责。尽管如此,在社会与部分媒体人之间仍旧展开了一场以“沟通梗塞”为关键词的讨论,人们试图探讨德国主流新闻在实践上的偏颇与过失。人们越来越广泛地意识到社会与其广播、印刷媒体之间的某些地方出现了问题。怀疑与隔阂不断增长。

  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方面,对于大众传媒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信任受到了损害。许多公民在将自己的经验与传媒展现的社会状况相比较时感觉到,不少记者没有秉承公正的态度关注社会,而是隐蔽地运用片面的报道与评论从而将报道行为转化为一场政治行为。并且在脱口秀乃至部分高品质媒体中都显示出将政治性事件去政治化的趋势。在探讨重要的社会问题时,人们看到的却是社会名流之间的个人竞争。最终在众多媒体为我们展示的现实画面中,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譬如社会动荡、不平等以及社会排他性的加剧却仅仅处于次要地位。

  媒体与彼此相互脱离。二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失常。无疑,我们首先必须回击右翼针对整个媒体发动的攻击。但是,我们的国家需要就问题本身展开的讨论,才能修复上述这些罅隙。

“重新定义新闻使命”—— 塔贝雅·罗斯纳,联邦议院党团联盟90/绿党的媒体、创意经济与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的发言人

Tabea Rößner Tabea Rößner | 版权: Stefan Kaminski,联邦议院党团联盟90/绿党

  首先,对于像“一体化”或者“说谎的媒体”一类的用词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概念都属于政治争斗的范畴,并不能如实反映当前我们国家的状况。同样地,一再被谴责的媒体工作者与权力精英之间所存在的伙伴情谊纯属无稽之谈。这种关系在专制国家司空见惯,但是在德国却纯属子虚乌有。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谨慎防止将媒体妖魔化。媒体介入政治与舆论吗?当然。不过,这也是它依据宪法规定而扮演的角色。传媒服从言论与新闻自由,并且应该为公民提供接纳不同意见以及形成自己想法的可能。

  另外,通过民意调查得到证实的、传媒大量丧失社会信任的情况,也必须引起我们的严肃重视。至此,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来应对这场信任危机?我相信,对于广播电台与出版社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反思自己的角色。媒体独掌社会现实解释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需要的是对自身的反省以及一个能够坦诚对待错误的文化氛围。另外,传媒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方法必须更透明,媒体必须更多地将焦点汇聚在自己身上。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重新定义新闻报道的使命。仅仅提供信息已经远远不够了。信息的背景资料及其编排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才能避免越来越多的人轻信各种理所当然的简单答案、不严肃的博客文章及形形色色的阴谋论。

  当然,这一切也与财力物力密切相关。全面的报道、严密的调查、翔实的文稿和更多的编辑与亲临现场的通讯记者——所有这些全都需要资金的投入。那么,这就不单单只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了。面对如此(困难)的经济状况,怎么样才能为传媒创造其所需的基础条件,以便其可以继续为一个良好运转的民主体系提供所需的高质量的报道工作呢?

“媒体话语的趋同化”——乌维·克吕格,时事评论人及莱比锡大学的传媒研究者

Uwe Krüger Uwe Krüger | 版权: Olivia Jasmin Czok, 莱比锡大学

   “体制媒体”、“主流媒体”、“众口一辞”、“说谎的媒体”——这些措辞颇为夸张过火。尽管如此,我认为抵御和压制都不是回应这种批评的良好对策。资深的时事评论员和政治家也都有类似的感受。早在2005年,《南德意志报》的编辑弗兰茨斯卡·奥格施坦因(Franziska  Augstein)就已经谈到过“新闻业自发地雷同化”的问题。2008年期间,当时任《德国经济周刊》主编的罗兰德·替奇(Roland Tichy)则指出“媒体自愿趋同”的现象。而德国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参与2014年的媒体大会时也同样惊异于新闻工作者在编辑方面的“一致性”以及“趋同的压力”。

  自然,德国没有通过预先审查统一新闻报道口径的宣传部。然而其他不同机制的存在却能够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类似的效果,因而给读者一种像社会学家阿尔诺·科罗纳(Arno Klönne)所说的——“受到权威性媒体集体欺骗的感觉”。

  当今许多编辑部门的财力匮乏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之一。时间压力、公关方面的依赖性和害怕被解雇致使记者没有对选题和普遍认同的观点提出质疑的热情。另一个引起认知趋同重要的原因来自媒体工作者本身的相似性。新晋媒体人主要出身于德国西部的社会上层,而为外交报道定调子的记者大多同美国、北约和欧盟有着良好的关系。

  原则上,我认为,传媒的选题明显以政治精英的意向为标杆。如今,各党派在其政治主张上更为接近。这同样可能导致媒体话语的趋同。此外,在很多话题方面,民众的主体意向与精英们的行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当读者感到主要的媒体都站在精英的一边、而自己的问题得不到重视的时候,那么,媒体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