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和城市发展 中国的街怎么啦?

北京西长安街
北京西长安街 | 图片:樊甲山 / 东方IC

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城市的街变成了大马路、只承担交通功能?为什么车流把人群挤到角落里去了?哪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介入了街的建构和变化,导致其违背了以居民为本的原则?

  本文系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街”选题策划会上的发言,作者在此加以修改。 

  中央电视台要制作电视纪录片“中国街”,这个选题非常好,因为“街”是政治与经济、传统和现代、个体与社会、重大政治事件和百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等的交汇处。反思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反思现代性和城市化,因为街及其具体承载和体现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急剧的变迁。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我们不仅要反思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和城市化,更要反思中国式的现代性和城市化。

什么是街?

  街到底是什么?它和大马路的区别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大马路是只有单一的交通功能,而街不是。街的核心是一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公共交往、公共活动的场所。以居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以居民人性化的生活为本,而不是以方便政府管理为本,这是街道的规划和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街道的问题就是违反了这个原则。

  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城市的街变成了大马路、只承担交通功能?为什么车流把人群挤到角落里去了?哪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介入了街的建构和变化,导致其违背了以居民为本的原则?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于街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文化生态、生存环境等等。

街与城市化、现代化的关系

  反思中国的街,很重要的是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变迁,因为城市化的方式直接决定了街的面貌。新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两个阶段,现在试图向文化型城市化转型,但是困难重重。1949年到1979年的城市化是政府权力绝对主导的城市化,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城市街道的权力印记无处不在。北京的街最为明显。长安街上几乎所有的高楼大厦都是政府机关,是老百姓进不去的禁区。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中国的长安街最大区别在于:市民本位和权力为本的区别,方便生活休闲和方便控制管理的区别。这是中国政治权力主导的政治型城市化的结果。1979年后的经济型城市化和街道建设在权力主导之外加上了金钱主导,其所导致结果是金钱的印记无处不在,并和政治权力的印记结合在一起。但是在金钱和权力的关系中,金钱又是服从于或附属于权力的,因此,不能过分夸大商业化的作用和弊端。

  中国街道的最大特点就是整齐划一,高度雷同重复,处处可以发现权力强行规划的痕迹。看起来很整齐,但是实际是单调,因为它是政府权力强行规划的结果。街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没有了,到处是类似的街和类似的房子,对行人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管制。

  中国街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建得快,“死”得也快。“死”的方式多种多样,死于自然力的很少,更多的是被人为“搞死”了。拆建、改造都可以是一种搞死街道的方式,修建仿古街也是一种搞死:以建设和开发的名义来搞死。很多著名的风景点都有大量由一模一样的仿古建筑构成的仿古街。

街道与公共生活、市民社会 

  街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共性,其重要功能之一是举行一个城市的各种公共文化活动。但是在中国,由于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制,街道中的民间自发公共活动受到严格控制,导致街道的公共性丧失,民间生活的丰富性丧失,文化活力丧失,特别是自发的民间公共文化活动。我们在西方城市街道见到的民间自发的文化活动很多,比如黑人孩子在那里跳霹雳舞,民间音乐人在那里聚会、演奏,墙上的涂鸦文化。这些东西在我们这里都被清理了,基本没有或非常罕见,原因是我们的民间公共生活受到了严密控制。几乎所有的公共文化活动都是高度组织化的,失去了真正的公共性。这样,街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单纯购物、消费的地方。

  须知文化的活力在民间,文化软实力和民间社会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政府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文化软实力可以通过政府大量投资打造出来。如果说大学的活力在于大学的自治,那么,文化的活力同样在于民间社会的自治。因此,与中国街道民间公共活动的丧失相伴的,是在政府的政治权力主导下民间社会无法发展起来。街道的自治性的丧失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自治性丧失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