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和城市发展 地底下的“异托邦”

周子书设计的地下室
周子书设计的地下室 | 版权:王宁

关停它,同情它,还是………地底下的“异托邦”。

  北京,望京,花家地北里3号楼。这天,地下室里来了一个挎着蓬皮杜博物馆的环保袋、留着一头爱因斯坦卷发的中年男人。他提出要租下一间房,开始一系列庞大的改造实验,以此改善地下室生存状况。听得房东刘青有点愣。

  刘青是河北衡水人,现年32岁。政务角度讲,他是地下室管理员,负责人口控制、安全消防隐患等等事务;经济角度讲,他是二房东,靠收租维持一家生计。

  来者自我介绍叫周子书,在他长达两个小时的阐释中,刘青听懂了一个关键词:改变。

  时值2013年11月,刘青住进地下室的第六个年头,距离中央提出“以洞养洞”,鼓励使用人防工程已有二十多年。北京的地下室已从萧条的防空洞演变到今天容纳逾百万北漂的廉租屋,时代的命题正更迭为“清退地下室人口”。不过,自2010年北京市民防局制定清退人防工程散居户三年计划到现在,事情一直不咸不淡地搁着。

  刘青想改变,但又本能地觉得“改变”这事不现实。再一想,“他做好事,还给我交房租,那我有啥呀。”

  于是,周子书第二次上门时,刘青果断起身,把专用的地下游戏房租给了卷发男人。游戏房原本是出租屋,这里遗留着继往开来的北漂们生活的痕迹。

  签下房间,周子书看上去很振奋。他对刘青说:我们来做,你来看。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改变了,或许会改变你。

所有人都说不可能, 所有人都不做

  其时周子书正在英国著名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读他的第二个硕士,34岁。北京地下室改造项目是他选定的毕业设计。设计、策展、全世界旅游、高端的人际圈,在这堪称“高大上”的人生轨迹里,周子书却一直记得一个细节:“有比艺术更为重要,或者说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地下室问题,便是这样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目前社会对它的声音只有两种:关停它,或同情它,还没有一种解决方案出现,打破它屡关不禁的僵局。

  周子书希望连接地下居民和地上居民,把地下室改造为一个社会生态圈,使得23-30岁住在北京防空洞里的新生代农民工、房东、当代社区、民防局和社会企业等相关利益者各安其所,实现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提出的“空间正义”。

  地下室项目伊始,他和身边的老师朋友交流,得到的回应基本是:不可能,不现实。而他的工作室伙伴、中央美院教师韩涛肯定了他:“这些问题在中国已经被讨论了十几年,缺乏的不是批判,而是行动。不是在批判中静态的想象行动,而是通过行动动态的实践批判。”

从“高冷范” 到地下室

  究竟应当如何满足地下室居民此刻的愿望和需求?周子书和团队里的小伙伴们做起了最原始的工作:田野调查。

  第一次的谈话对象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他的地下室里贴着书法字:上善若水。“现在很多人非常无聊,只知道房子、车子和女人。”而年轻的汽车修理工说,由于工作,他希望学习环保和能源开发的知识。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小伙子,想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父亲掏了9100元让他去参加设计教程,可他学会几个设计软件后,还是没着落,又回头做起了锅炉工。

  “里边90%的年轻人,他们身上展现的活力和对未来求知的欲望,比地上的年轻人都好。”周子书说。

  “他们可能成为下一次经济的绽放,抑或是新一次的暴力来源,”周子书引用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里的话说,“我们可能会迷茫,但迷茫不代表畏难,迷茫代表我们现在需要去选择方向。需要有一个高手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

  而在刘青的地下室里,周子书靠天天给大伙扫地,打开了局面。起初大伙都以为他是骗子,渐渐的,四川的烤鱼师傅会送他一串香蕉,服务员小伙搬出一箱啤酒供大伙消夜。

  此时刘青也发生了地下室改造项目以来的第一个转变:早睡早起。“别人每天这么早来,我老窝这儿睡着,不好意思。

地下室,地上室, “异托邦”

  在方寸的地下空间里,这个狂想家似乎每天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点子涌出。

  周子书向刘青提起“技能交换”。让那些已成功的北漂、前地下室居民向刚来到地下室的年轻人们提供一些职业上、智识上的指引,作为回报,地下室的年轻人也需要教会前者一些东西。周希望测试地上与地下青年之间交流的可能性,重建城市中的信任。刘青听着不靠谱:去哪里找那么多人?总不能全靠我介绍吧?

  周子书笑了:不用。又问刘青:你想学点什么?

  刘青想来想去,说:我就想学开网店啊,我媳妇想弄个淘宝。

  周子书说:那行,我给你联系一个,正好有认识的。

  地下室里,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造正在进行。游戏室超现实了起来,地下和四周被刷上厚厚的白漆,而四面墙的上半部分被保留下来,象征崭新生活的白漆和原来泛黄墙面通过线条的交接,形成一个尖尖的屋檐。在周子书的实验里,这叫“白房子容器”,“一方面,地下室的年轻人希望赚了钱回家乡盖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保留目前地下室残酷的现实,可以提醒自己更加努力改变现状”。

  而进入地下室的核心走廊也被刷砌一新。面朝出口的墙面是蓝色,“当他们早上出门时看到的是象征希望的蓝色。”背朝入口的墙面刷上了黄色,这样“地下室居民晚上下班回来看到的是温馨的暖色”。

  一个来自河南的厨师很满意这样的改变。一次同事来找他玩,盛赞:你们的地下室搞得很有特色嘛!

  与此同时,刘青的“技能交换”对象找到了。一个圆脸小姑娘在她的苹果笔记本电脑上演示了从创建账户到界面设置到商品到物流的流程后,作为感谢,刘青给小姑娘唱了一首歌。“通过这个事,我又有转变了。开始的笑话就不是笑话了。”

  这个地下室正越来越趋近周子书设想的“异托邦”,地下室不是地下室,一种不同于现实的现实存在。

生长的 “地下都市”

  2014年1月底,周子书论文中期报告。带着技能交换的构想,他飞回伦敦参加答辩。被肯定之余,他的老师们指出一个致命的缺憾:

  钱从哪里来?

  老师提出,你这个方案并不能真正解决核心利益的矛盾。如何构建一个商业模型,让它具备造血功能,真正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依靠所谓地上居民的公益、慈善?

  周子书带着疑问回到北京,向都市年轻人提问:如果你一个人在都市中奋斗,当你突然有一个没有窗户的黑屋子(不是用来居住的),你希望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他们收到了400个回答:睡觉,面壁思过,工作室,小黑屋影院……

  2014年3月30日,周子书在“白房子容器”里举办了一场地下电影院的尝试。当夜收益300元。而改造前,这个房间的月租不过700元。

  从掏钱装修到招徕顾客获得收益,这对地下室乃至房东刘青来说,是质的飞跃。

  紧接着他们再采访了一百多位在当地社区从事设计、艺术领域的年轻人,将“白房子容器”改造成更满足设计师工作室需求的“木屋子容器”。在这个升级版的房间里,有可折叠的床、板凳、工作桌,可以随时通过内嵌设计复归于无,只剩那个尖尖的木屋顶荧荧发着光。

  从出租屋到地下影院再到工作室,这间房子的功能像变形金刚变来变去,看得刘青目瞪口呆。

  周子书的进一步设想是:将这个地下室四分之一的房间提供给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三个月的临时居住地;四分之一的房间出租给年轻艺术家和设计师;四分之一的房间转化为教室和工作坊;其余还有画廊、咖啡馆,并把一部分公共空间留给楼上居民使用。

  他在宏观上对北京布局,“凡是对创意产业感兴趣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在交一定学费后,入学我们为期三个月的‘地下都市创意工作坊’,可以在北京不同区域的不同产业,设置不同的都市地下工作坊。中关村-地下科技工作坊,金融街-地下金融工作坊,国贸-地下商务工作坊等等。”

  如是,地下将不断生长,发展为活跃的地下文化空间,吸引年轻人的交流社区。“如果实验成功,地下室和楼上居民的关系就发生改变了,他们不再说你三教九流藏污纳垢,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地方。”

  事情已经超出他可以控制和理解的范畴了。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他隐约觉得那会是个大事件,有点紧张,又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