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片外围 王小帅谈电影制作

王小帅
王小帅 | © 王小帅

中国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的成功仍在继续。2008年,又有一位中国导演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王小帅凭借他的电影《左右》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这是他第二次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2001年他的作品《十七岁单车》也获得过银熊奖。中德文化网在2007年的"来自中国的柏林电影节获奖者"系列专题中对王小帅进行过专访。

 从地下到地上

  我是从地下慢慢冒出来的。刚开始,我一心想拍电影,其它的事一概不管。90年代初,美国大片陆续进入中国,国内的电影人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威胁,也没有什么市场意识。不仅新人的小成本电影,就连当时国内的大制作——像《活着》、《霸王别姬》——也因为没过审查关,成了地下电影。当时很多人批评地下电影的沾沾自喜,我则很喜欢地下。我们至少能先自己叫唤,然后再慢慢成长,渗透。

  拍头两部电影的时候,我有的更多是冲动,还没等完全筹备成熟,就一腔热情地干起来了。为了拍摄处子作《冬春的日子》,我四处向朋友们借钱。第一部电影得了不少奖,舒琪等影评人给了我很重要的声援。他们大约是在电影中看到新视角,新境况,也可能有同情后生的因素。94年拍摄《极度寒冷》的时候,清华建筑系的教员徐伟国给我们投资了11万,纯属个人行为,直到今天,他也没得到任何经济上的回报。他投的钱还是远远不够,直到97年,这部电影才在荷兰的电视台和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了后期制作。欧洲存在比较纯粹的艺术投入,在中国则不然。现在国内也有成型的影视公司,有钱,也有能力开拓电影市场,但是他们只投资回报率高的产品。

  《扁担姑娘》是我第一部“地上”电影。当时中国电影处于一个转型期,除了国家出钱拍电影之外,也可以有其它的资金参与,但一定要挂靠在国有的电影厂。电影厂不出钱,但可以管理别人的钱,这种有特色的机制带来很多糊涂账。我和田壮壮的影视公司合作拍摄《扁担姑娘》,由首汽集团投资,挂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标。96年拍摄的电影《越南姑娘》,历经三年审查和数不清的修改,才见天日,最后不仅老了三岁,还被改名为《扁担姑娘》。朋友们开玩笑说:当时的电影局副局长才是电影的总导演。

电影节——艺术兼商业的平台

  《冬春的日子》在鹿特丹得奖后,也被邀请到柏林电影节的论坛,我得以第一次接触德国。年轻导演一开始根本不敢奢求柏林、嘎纳,而是投奔鹿特丹、温哥华那样的小电影节,它们认可实验性强的电影,有意识地帮助年轻导演。柏林电影节的论坛单元也一样,从90年代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七年之后,《十七岁的单车》(Beijing Bicycle)抱到银熊,那是我在德国最喜悦的时刻。

  尽管电影节相对来说更强调艺术,可它和市场一样,有自己的玩法,各有所好。冯小刚的电影在国内无人不晓,但是在国际上很少有人知道。规则肯定有利有弊。如果完全在规则之外,你就没有参照,也很难推进;投身游戏,可能很舒服,但未必自在,再有没有游戏是一成不变的。可能有人会有意无意地投其所好,我不大琢磨这些。

  从心底来说,我很敬重欧洲的几大电影节。半个多世纪来,它们营造空间,推出不少电影大师,功不可没。当然,电影节推崇的作品有的随时间湮灭,但也有很多沉淀下来,成为经典。敬重电影节,不等于说完全认同它们的标准。不进入它的游戏规则,照样拍电影。

  其实电影节对电影还有很现实的帮助。拿我的电影来说,既不是功夫片,也不是类型片,没有大明星,需要观众“慢餐”享用。所以我的电影目前在国内市场不大,倒是各国大使馆常常放映。这样的电影如果不去电影节,直接投向市场要花至少上百万的宣传费。如果能参加国际电影节,宣传费就等于省下了。

   “第六代”还是相对弱的群体,虽然我觉得“第六代”定义得太早了,但是这种说法也使我们也获得了一些重视。作为一个个能量体,我们能够关照的范围很有限,表达的更多是个人的体会,或许没达到全民高度,但我们毕竟还在坚持表达自己,没被主流完全淹没。我们都在黑暗中摸索,做法上可能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是还没定性,还在形成中。希望将来能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

人到中年的《左右》为难

  今年我刚刚拍了《左右》,这是一部关注中年人的电影。和年轻人不同,中年人在社会上有相对固定的权力,不再与社会那么格格不入,比较能处理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中年人的问题与其说来自于外界,还不如说来自自身。《左右》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孩子得了绝症,妈妈要和孩子的爸爸再生个孩子救他,而这时两人已离异多年,各自成家,这个事件无疑让两个家庭陷入危机……这本来是个很老套的故事,而我的电影关心的并不是这些表面的故事,故事不重要,价值判断不重要,简单的好人坏人都是商业片的要素。我想表现人的尴尬:在生活的某些窘境中,无论你说“yes”或“no”都不对劲儿。在这个过程中,你能看见生活的微妙,人性的幽暗。而人们依然狂奔向未来,刹不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