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不美的一面更需要被正视和谈论。"

冯嘉蔚和张熙
冯嘉蔚和张熙 | 版权:河山(Alexander Haase)

“孤独症”病人在中国是一个不被大多数人了解和关心的群体。纪录片《星星的孩子》的制片人河山(Alexander Haase)认为解决问题必先正视问题。

  孤独症是一种脑功能障碍引起的严重的长期发展障碍的综合征。患病幼儿通常在三岁前可能出现不愿与人交往、不合群、言语发展障碍和情绪与行为异常等病症。孤独症无法通过药物来治愈,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通过教育训练来矫正,帮助患儿获取与人交往、独立生活的能力。

   “星星雨”是中国第一家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的民办教育机构。来自德国的河山(Alexander Haase)和来自英国的Rob Aspey分别作为制片人和导演/摄像共同合作拍摄了纪录片《星星的孩子》,纪录了2007年来这里接受一个教学周期(11周)培训的孤独症孩子及其家长。虽然是一个小制作的纪录片,但是能够拨动人的心弦。

  应中德文化网的邀请,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的导演刘帼轶博士采访了纪录片《星星的孩子》的制片人河山(Alexander Haase)。

刘帼轶:《星星的孩子》是一部关于北京星星雨学校孤独症孩子的纪录片。我个人觉得社会确实比原来要宽松的多,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拍摄各种纪录片和电影。以他们不同于中国人的视角来关注中国社会。

河山:我也觉得这很有趣。但是我想,这些拍摄的东西不仅仅能要在中国引起人们的关注,还要在国际上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社会可以提供很多资助和帮助别人的可能性。有很多人愿意资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这方面中国社会还不像美国这样,但是也开始在慢慢变化。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一些需要被关注和帮助的人并不为国际社会所知,也并没有真正受到国际上的关注。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事情。

刘帼轶:我个人很喜欢《星星的孩子》这个纪录片,因为它让我看到我所忽略的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并且让我认识了孤独症。

河山:2003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多中国人很关心自己的家庭和小圈子里的事情。对除此之外的事情,很少关心,觉得这不关我的事情。

  中国人普遍对孤独症的孩子缺少了解。当父母带着这些孩子上街的时候,旁人都会觉得这些孩子大叫大闹,行为古怪,认为这些父母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些孩子是残疾人。在这种社会现状下,以电影的方式在公开的场合告诉大家,这其实是孤独症的症状。人们认识了孤独症,就会对这个人群有更多的理解。

  这个纪录片也已经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更加能够引起人们对孤独症儿童的注意,这样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们

刘帼轶: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些孩子们的状态,还有许多家长的无奈。你们在拍摄的时候是不是有时也觉得压抑?

河山:是这样的。拍摄这样的题材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特别费力的,尤其是我们到星星雨学校拍摄的第一个星期。刚刚到来的孩子们的病症都特别严重:特别有攻击性,经常性的大吼大叫,还有哭泣。看到这些,我就想,这些父母每天该忍受多大的压力啊!我们不是天天都拍摄,但每当我们有一整天拍摄的时候,一天下来,我们的心情很特别——感到不舒服,沮丧,有压迫感。这只是一天,而他们的父母要天天面对这些。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刘帼轶:我发现,电影在很多反映孤独症儿童父母的无奈和痛苦的场景中没有使用音乐,音乐出现的时候都是影片比较温暖的场景,比如父母和孩子们游戏。我觉得这样的音乐运用让观众很舒服。

河山:对,我们是特意这样安排音乐的。我们选择的题材是有些伤感,但是我们不想拍伤感的电影。我们希望电影是积极的,而且是让人们能够看到希望、相信未来会更好的。

  另外我觉得悲伤的场景也不需要再用音乐加强,因为悲伤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再用音乐,我觉得就有些过分了。

刘帼轶:我在德国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些德国人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或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反映国际文化冲突的,比如中国工人到德国去搬迁一个工厂。另一类是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关注,比如文革、奥运题材。而这个电影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

河山:我想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外国人来中国拍摄纪录片,是和谁签的合同,由谁来资助,然后在哪里播出。那么他们就会被告知一系列的要求。比如说如果他们是和德国的电视台或是德国的公司签了合同,那他们就必须按照对方想要的方式和观点去介绍中国。导演和摄像的观点相对已经不重要了。东家提出要求,他们去完成而已。

  我们这个电影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不受制于任何人。除了德国孤独症协会以外,大部分的资金是我们自己出的,自己就有权自由拍摄我们想拍的东西。当然导演和我之间也有不同意见,但是经过讨论最后都能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和我个人的观点有关系。我觉得在纪录片中客观性还是很重要的。太主观了会让观众感觉到被操纵,我觉得这样不好。

刘帼轶:你为什么在中国专门选择需要帮助的人进行拍摄?

河山: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就此进行交谈,而且要以尊重对方的态度。中国总想保持和谐,所有的东西必须看起来很美,而且要最好。但事实上,也必须去正视和谈论那些不美的和令人伤感的方面,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也才能够逐渐和谐。您刚才提到在观看《星星的孩子》的过程中心里也觉得很难受。我觉得这种难受是很必要的。这样的感受是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可能的帮助的基础,这比忽视那些不美的东西具有更大的创造力。依靠这一方式,德国人和中国人可以以充满尊重的交往方式共同促进某些东西。

刘帼轶: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