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日志 量化生活的领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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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生活的潮流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哪些影响?斯特凡·塞尔克教授谈及行動日志的影响。

  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前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相似之处时,原东德花样滑冰运动员卡特琳娜·維特(Katarina Witt)谈到了一个新的趋势:“有人知道你都吃了些什么,白天走了多少步,脉搏是多少——并且利用他们知道的这些信息来赚钱,我觉得这很危险。”数字化量化生活(Quantified Self)和行动日志(Lifelogging)正在逐渐流行:睡眠记录、情绪记录、性生活记录、物品记录,甚至死亡记录都已成为可能。

“数字化光环”

  行动日志是一项与现有的普遍价值观有所冲突的“破坏性”技术。据称该技术使用小型的测量仪器,收集少量统计数据,可以成为人们认识自我的工具。这种“数字化光环”涵盖的范围包括健康、居住地点、生产力、财务甚至荷尔蒙数值等方面的数据。行动日志热潮的一大推手是价格昂贵的保健行业。而“数字健康顾问”预言,对健康和身体相关数值的测量,将成为疾病预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然而,数字化的量化生活真的是通往罗马的大道吗?

追求最高“健康分”

  据报道,德国最大的保险直销商之一的忠利保险(Generali)有意对其客户的健身及健康信息进行分析,并将其用于促销计划当中。此消息一经披露,就遭到了消费者保护组织的强烈抨击。该保险公司宣布,将对那些公布个人健康信息的客户提供保费折扣。而美国Fitbit公司则将智能手环卖给鼓励员工借助手环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公司。在实际使用中,这意味着整个部门都要为获得最高的“健康分”争得热火朝天。

  行动日志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民意调查机构Yougov的一项研究显示,32%的德国人认为可以将与健康相关的个人信息提供给医疗保险公司,以获取回报。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正在考虑给自己的孩子进行数字测量。不过大多数人也察觉到了这样做的不利之处——73%的人预计到,在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时,保险公司会有提高保费金额的可能。甚至有81%的人认为,他们的信息会被用于其他目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Data Fairplay这类服务商的业务就是将有关消费行为、业余安排等内容的个人信息提供给公司客户,而目前越来越多的类似企业在买卖个人信息,这种趋势也引起质疑。IT安全企业Symantec在其2014年的研究《数字化的你自己有多安全?》(How safe is your quantified self?)中对众多应用程序展开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许多程序提供商对用户安全和隐私保护持无所谓的态度,甚至还将这些私人信息出售给市场营销公司。

行动日志的赢家和输家

  毋庸置疑,行动日志蕴含着机遇。慢性病人可以在PatientsLikeMe或CureTogether等平台上分享数据,从而摆脱自以为权威的医生的摆布,还可以检验医药公司宣传的疗效是否可信,从而获取新的知识。但是,这其中也潜藏着风险。健康平台dacodoo的商业模式是从大量个人数值中计算出整个公司所有员工的集体“健康分”,由此确定公司医疗保险的保费金额。表面上看,此类业务可以降低医疗相关费用,但针对那些拖集体总分后腿的个人,该技术会成为一种隐性的控制。

  “分数”和“排名”使人变成了数字化的客体,因而测量就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组织原则。原本是说明性的数据,现在则被奉为标准,代表人们所期望的体面的社会行为。“理性歧视”的含义是,由软件来决定谁是输家、谁是赢家:愿意买账的人同拒绝买账的人被区分开;“健康”的人同“不健康”的人被区分开。这样一来,今后在讨论与“标准”偏离多远却仍然属于“基本标准”范围的问题时,就会演变成道德问题。这种歧视时常隐藏在游戏竞赛或奖赏制度的表面下。

  量化生活是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个体面对自己的不足,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投资。

  量化生活是人们在意识到自身不足的前提下,盲目地对自己的状态进行的的投资。人成为商品了之后,会不断地调整自己,以确保自己具有使用价值。数字式辅助工具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让生活这部机器顺利运转下去,并最终演变成为再教育的实用项目。可是,如果从一开始就把一个人的所有数据汇总成一个他的网络镜像,还认为理所当然,那么人就会变得墨守成规,既看不到自我思考的空间,也丧失了自我决断的能力。